资本主义国家常常通过使用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最神秘的机制,来消除社会冲突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最终,“过去几十年金钱的魔力终于变得过于危险,现在没有人敢用金钱去购买时间。”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法兰克福阿多诺讲座中分析了2008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国家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他将其描述为战后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漫长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一转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已经开始。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莱茵译丛》是一本出色的关于经济危机的启蒙读物,因为它展示出当前这种局面有着令我们深感不安的根源: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转化。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编著的《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莱茵译丛》分析了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转化。作者联系20实际70年代的危机理论分析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是如何发展的,而在这种张力影响下国家、政府、选民和资本之间产生了哪些矛盾;还探讨了欧洲国家体系如何从税收国家改造成负债国家再到稳定国家,探寻了重建社会和经济稳定性的前景。书中丰富的图表和注释,为作者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撑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解释、说明和补充。
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危机理论和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几乎完全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它们却仍然是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只是对于这一理论来说,资本主义的断口不再处在经济,而是处在政治和社会之中:不是在经济的一边,而是在民主的一边;不是资本的一边,而是劳动的一边;不是在体制的融合,而是在社会的融合(Lockwood 1964)。问题并非在于增殖生产——人们认为,它的“矛盾”已经可以掌握——而是它的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转换为社会经济的资本是否能够为社会提供供给,而在于,资本能够提供的东西是否能够取悦它的接收者,好让他们继续一同跟随。因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危机理论视角观察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不是生产(不足或过度)的危机,而是一个合法性危机。
事后并且从更远的视角来看,当时人们的直觉让人们回忆起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 1943)。如果物质生存有所保障,那么非物质的需要,比如自我实现、解放、认可、归属感等类似的东西就会表达出来,并需要得到满足。①当时人们推测,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向人们提出的压制性纪律要求和异化薪酬工作的强迫特征在富裕得到保障的新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得以实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实现了稀缺性的终结,资本占有者也越来越少地重现其统治力——这首先是通过在工作岗位上制造不必要的等级制度或是通过经济上作废了的绩效考核原则来确定不同的薪酬。①参与决策和民主,在工作中解放或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作为可能性等待着被发现和被实现(Gorz 1967:1974)。人的市场化以及用竞争代替团结在当时是过时了的生活方面,并且愈发被人们认为不合时宜。对生活各领域中的民主化和超越现有政治机构边界的政治参与的要求最终会发展成拒绝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从内部打破那些已经变得多余了的基于私人财产之上的工作和生活的组织。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个时代的经验研究首先集中在大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觉悟以及工会和它的潜力,它不仅仅是工资机器。市场、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相对则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理论中,民主和交际理论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或至少说是对后者进行了补充。
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拒绝战后资本主义全体追随者,并使其终结的不是大众,而是以资本组织、资本组织者和所有者形式出现的资本。涉及资本主义薪酬劳动和消费社会在大部分的民众——用赫尔穆特·科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里外面的那些普通的民众”——眼里的合法性问题时,它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危机理论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繁荣。1968年学生运动抗议“消费恐怖”还余音绕梁,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阶段就已经悄然开始,它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但令人惊讶的是,此前还抱怨和抗议资本主义中生活过度市场化的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却又积极地参与到了其中(Streeck 2012a)。消费品市场,如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和娱乐电子产品以及服务市场,如身体保养、旅游和娱乐,都以前所未有的活跃方式爆炸式增长,并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发动机。由飞速发展并普及的微电子技术而实现的越来越快的生产和装备的革新缩短了更多的消费品的生命循环,并实现了满足特殊消费者群体愿望的深刻的产品差异化。①与此同时,货币经济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以往不必花钱的社会生活领域,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增殖开辟了新的空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体育运动,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能创造数十亿美元产值的产业。
P33-35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一书即将付梓,作为译者照例有必要提笔简单写几旬。译者居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进行文本的转换工作,对于原文本来说,他是接受者,而对于翻译文本来说,他又是生产者。这样的一种双重身份让我既可以从接受者的角度来写一点可能并不算太成功的读书笔记,又可以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对自己的劳动做一些总结和说明。关于书名
“购买时间”这个标题不得不说还是有一定歧义的。因为按照汉语的习惯,人们可能会首先把它理解成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即何时购买,且按这种理解方式的话,购买的宾语也不是时间;而作为本书书名的“购买时间”则是一个动宾短语,就是花钱买时间的意思。
我于2013年年底接到《购买时间》一书的翻译任务,刚拿到书时,德语书名就吸引了我——“Gekaufte Zeit”,它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买来的时间”,让人产生的联想是,书内描述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时间,而这些时间是通过购买的手段获取的,因此,最初与出版社暂定的书名就是“买来的时间”。另外,本书的副标题是Die vertagte: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字面直译是“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拖延了的危机”。买来的时间和拖延的危机,两者从结构上还算工整。
后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作者自己解释Gekaufte Zeit来源于英语Buying time(购买时间)这个惯用语,意指通过种种手段(不一定要用到金钱)来拖延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的发生。从本书的内容上看,作者施特雷克想要分析论述的重点也不是时间,而是向读者展示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使用了哪些方法去拖延合法性危机,以期阻止其发生。纵观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别使用了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使用“金钱”这种神秘的机制不断试图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上述三种措施,每个措施大约奏效了约十年,但这种应对措施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假象增长,因此它只能拖延危机。到了2008年,合法性危机终于以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面目表现了出来。为了能让书名更好地体现书的内容,最终将书名定为《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关于本书的线索
关于本书的结构,我不想重复作者在引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东西。只是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正文的三个章节是他三次关于阿多诺的讲座内容的扩展,由于是三个讲座,因而内容略有重复。作者的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扎实,驾驭各种资料和信息的能力极强,书中也常常会插入性地讨论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作为读者,我在面对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高水平学术著作时,还是想理清头绪,把握线索。因此,我始终在思考这样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作者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了什么东西?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首先,作者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从其特有的社会生活和致力于资本利用和财富增加的经济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把当前的以银行危机、财政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三重表现的新型危机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顺序中,用动态的视角审视它。然后,作者感兴趣的“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或至少是与过程相关联的状态”。要连续地对待以各种不同形态爆发的危机,并把它们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契机,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战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权逐步消解的过程。最后,从这样一个历时的角度出发,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似性和交替影响要大于一些社会学共时横向研究中得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类型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各种民主制度的不同。
作者分析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富裕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政策的制定始终面临着一对矛盾、两种期待。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矛盾。两种期待是国内民众和资本之于国家的两种不同期待。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在战后的黄金时期西方经济高速增长,这对矛盾关系一度得到了调和。但是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由大多数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要满足众多选民的利益诉求,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诉求。民主制度总是希望更多以干预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以期让大众从经济发展中更多获益,实现社会公正。相反,资本在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中,需要的是市场公正,民主制度越少于预经济行为越好。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在负债国家中,民众和资本拥有者成了负债国家中的国家人民(staatsv01k)和市场人民(Marktv01k),前者要求国家提供生存照料,而后者要求国家能够有能力清偿债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两种期待中左支右绌,蛋糕实际上只有这么大,但为了让它够分,不得不采取措施让它显得更大一些。作者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政策不过是用放大镜让蛋糕看起来更大,是在购买时间。通货膨胀、国家负债和个人负债三种方法,每使用一个,都让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个比之前更加困难的局面。国家也随着三次购买时间的举措从财税国家向负债国家以及整顿国家转型。当下的危机中,三种购买时间的策略都已经用尽,有人试图用国有化银行来化解危机,但这只能是又一次用假象财富来解决问题,而且这种方法的有效期极短,副作
最后,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提供翻译资助的歌德学院表示感谢;同时也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细心的审校工作表示感谢。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2008年金融危机最好的分析——内容丰富、可信,言辞激烈且尖锐。”
——乌尔里希·托伊舍(Ulrich Teusch),西南广播公司
“施特雷克找到了一种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启蒙的危机讲述方式,这种方式让人看得更清楚,而不会因为世界的复杂性而悲观失望。”
——《南德意志报》
“我们不一定要赞同施特雷克的怀疑态度,但这种怀疑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希望这本书能赢得很多读者。”
——史蒂芬·福格尔(Steffen Vogel),《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