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量
也许是专业养成的癖性，我喜欢读回忆录。可读来读去，对回忆录却很不信任起来，回忆别人，当然是名人，借光自照得刺眼。周忆自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对话比整理的录音还清楚，并且用引号标示，以见真实，实在令人生疑。有时回忆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几个当事人却各有不同的记忆，也令人诧异。久而久之，逐渐省悟到：或情随时迁，或记性有限，或借题发挥，都可以使回忆录带上主观色彩。有时办一件事，参与全过程的人未必尽同，其间的枝枝节节，交涉磋商，往往人各有异，回忆起来，以为这就是全体，于是打起官司来了。至于趋炎附势，故意造假的回忆，名之日“录”，只好聊作中国文体之一格而已。这回读到《梁漱溟问答录》，单单往昔的对话不作一字直接引语，只间接转述，就十分喜人；而凡有所引，都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可信的程度在我心中一下子就提高了。加上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轰动效应，几十年后的今天余响不绝，我破例开了个夜车，一口气将它读完才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值得研究的，似乎是那个“雅量”问题。在《问答录》之前，我们听到和看到一种说法，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梁先生也是人，即使是圣人，也不等于真理的化身，他的话怎么会句句是真理，一定要人点头称是呢？这样强加于人，是霸气，与“雅量”毫不相干。如今梁先生在《问答录》中说话了，他说的“雅量”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人能点头，承认他“原来没有恶意”。有无“恶意”，属诛心之论，新名词叫审查动机；是否“正确”，属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科学的标准。这两者是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混淆不得。如果就事论事，对于这“雅量”的两种说法，孰真孰假，这时候就需要证人了。古人教训说，“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其实，兼听固然比偏信好，倘不调查研究，倘无人证物证，单是兼听，有时也还不能使人明白。我真希望当日恭逢盛会而今仍然健在的前辈，有相应的回忆录——诚实的证词问世，免得子孙后代“可怜无补费精神”地去考证，去猜测，去推论。不过，也可以抛开具体的是非曲直，从“雅量”来认识一种时代氛围。批判梁先生用笔杆子杀人，缘出于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就常识而言，既日政治协商，至少要承认两个前提：一、协商的是国家的政治问题；二、事实上存在各种利益群体，对政治存在各种歧见，为了求得共同认识，共同纲领，这才需要协商。倘若各方只有一个思想，一样见解，一种声音，已经一致，就无须协商了。既然如此，必得仁者说仁，智者言智，彼此说心里话，说真话，肝胆相照，才有实际意义，才能产生力量。而历史的发展又已经证明，一时协商一致的认识，作出的协议，并不一定正确。由后来反观当日的协商，被否定，被看作错误的意见，也许倒是正确的哩。真理需要实践检验，也可以检验。真理产生于实践之后，而不在它之前。协商的过程只可能孕育着真理，只是在寻求真理，而不能判定真理。倘在协商的过程之中就以正确与否追究发言者的责任，甚至重到可怕的罪责，所用的尺子不过是先验的观念，强者的逻辑罢了，而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未必符合。哲人有言，“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这种追究恰与协商的本义相悖，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梁先生已经作古，中国也大有进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已经庄严地载入我们的宪法。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人民本人还不如选派出去的代表么？
不过，梁先生如此要求“雅量”，似乎也是一种积习。在人民看来，彼此都是国家的主人，何“雅量”之有哉？世上决无自己向自己要求什么的怪事。倘有，当是人格已经分裂，或者有点像阿Q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的老中国人的心理了。
可惜梁先生作古了，不能向他请教，也不能请求他恕我唐突。
P1－3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阊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l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感”。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今我来思——王得后杂文自选集》为作者王得后对于一些目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一些感悟与评论，表达得真实、深刻、犀利，并运用杂文这种文体抒发了自己对社会各类现象与事件的思想与心情。
王得后的《今我来思——王得后杂文自选集》本书通过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观点及感悟，让各类读者在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思考，并能唤起大家进一步改善的心，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作者大量引用了古今的文字、案例，文笔流畅，是有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