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生的野心
不大有人会对现实进行想象。
———歌德
(一)
故事始于1927年的东京。石井四郎博士总是习惯性地翻阅着大量的科学杂志，以求不落后于学术前沿，而正是在这一看似日常的工作中，他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那一年，这位内科医生35岁，刚刚从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世界微生物领域堪称顶级，可与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相媲美)拿到了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虽然石井四郎行为古怪，但他在同事和教授间的口碑却不赖。大家都只注意到他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却忽视了他业余的种种怪癖和独特的重口味。
在浏览医学期刊时，石井四郎碰巧读到了一篇文章，让他宛如触电一般。那是一篇关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报告，日本正是这一公议定书的签署国之一。报告由日本战争内阁委派参会的中尉原田执笔，说明了日本签署这一由国际联盟起草、关于禁用化学武器议定书的原因。那时(1925年)，欧洲和北美仍有超过130万人在忍受着一战中毒气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国联成员不愿再见到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所以在议定书中又多加了一条：严禁以造成流行性传染病为目的地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如鼠疫或黑死病(14世纪在欧洲造成约250万人丧生)。
石井四郎反复研读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如同着了魔一般，他总想从中验证自己的某些观念。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都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份议定书的标题是《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或其他气体与病毒武器的议定书》，议定书中明确表示：“现代文明社会公认，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或其他所有具有类似功能的液体、固体或设备应被谴责……各缔约国申明……接受此条禁令，即同意将此项禁令延伸为不在战争中使用任何细菌作为武器。根据议定书条款，这一禁令对所有缔约国均有约束力。”
这一议定书由128个国家(几乎包括了当时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于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共同签署。这说明细菌战的恶果已经在近乎所有文明国家里引起了普遍的恐怖和极端的厌恶。但那份《日内瓦议定书》却给石井四郎上了彻底相反的一课——他想，如果细菌战真的能让全世界都感到害怕，日本就该竭尽全力去造出毒性最强的细菌武器和最有效的病菌，以便在战争中给敌人致命的一击！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间，石井四郎都热衷于在大学生和军队官员中游说，鼓吹细菌战的军事潜力。当初《日内瓦议定书》的制定者肯定没有想到，他们一份善意的合约竞给这位日本内科医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启发。他们对细菌战的恐惧，却促使石井四郎把自己邪恶的念头付之于实践，并不断提升行动等级。为此，石井四郎还去拜访了诸多日本军方高级将领，反复说服他们相信，生化细菌战会是日军作战获胜的关键。
1927年，日本已经占领了朝鲜和中国的大片领土，贪婪无厌的统治集团权贵仍渴望进一步扩张侵略地盘。这时，石井四郎嗅到了风向——他梦寐已久的先进实验室已唾手可得：只要某个将军下令，数以亿计的致命细菌就将在这间实验室里投入生产；那些被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制定者们所深恶痛绝的生化武器将成为日本的绝密杀手锏，而自己就是这一丑恶行径的幕后黑手。
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石井以现役军官的身份混进了东京附近的部队医院。他不断制造声势，为炮制生化武器摇旗呐喊，企图影响战争走向。他搭乘火车赴东京陆军第一医院，寻求一些颇有地位的老战友的支持——五年前，他曾在那家医院当过外科大夫。他连哄带骗地搞定了一些高级官员，也拜见了陆军省的几位高层指挥官和参谋。他援引原田中尉的文章，苦苦哀求权贵们支持他的生化武器研究，怂恿他们为发展生化武器提供政策便利。他提醒这些当权者们，那些在1899年签署过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公约》的国家，多数仍在一战中使用了化学气体作为武器。他诡辩说，日本应该“未雨绸缪”，因为战事来临时，其他国家必会背信弃义，不去信守什么国际议定书，而重新开发那些被禁的武器。
P22-24
本书非常及时和重要。虽然书中的悲惨故事让人不忍卒读，但却是一本了解生物武器的历史和未来生物战的可能性的必读书。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作者
本书对日本过去的罪行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预警了未来权威政府可能犯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罗斯·特里尔(Ross Terill)
《毛泽东传》作者，呤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本书旨在传递扣人心弦的证据以及长久以来需要的正义，以揭开二战中最不为人知的邪恶历史。
——克雷格·奈尔森(Craig Nelson)
《纽约时报》畅销图书作者，亨利·亚当斯奖获得者
本书记录了二战时首次大规模生物武器的使用，也为当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论提供了有效的补充。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当代启示价值的历史著作。
——詹姆斯·费洛世(James Fallows)
《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卡特总统演讲撰稿人
二战中，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生化武器战争，犯下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二战后，美国帮助日本掩盖罪行。在作者这本非常重要的书中，记录了这段隐秘的恐怖历史。
——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
《父辈的旗帜》作者
译者序思考、同情与永久和平
作为文字工作者，我们总希望能从文字中找到美感，以慰藉这个已属艰辛的世界。自然，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别人带来愉悦，即使有时不得不写一些晦涩的论说文字，也盼望着观者从中发现一点沉思与逻辑的酣畅。
然而，坦白说，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愉悦——如果这“愉悦”是专指美好的阅读体验的话。译事之中，常被作者的描述惊出一身汗，竞久久不能下笔再多写一个字。每到此时，只能停笔，走到书房外的阳台，抬头望望杭州这片并算不上蔚蓝的天空。不远处，就是被誉作“天堂”的西湖。
1937年10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2月，杭州城沦陷。其后八年，两浙大地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丽水、衢州……为细菌战所害死者逾6万，感染疫菌人数过30万，不少人饱受折磨，终身残疾，遗恨无限。其状惨，其情苦，非文字譬喻所能及。然而，事情并不至于浙江。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起于东北，但遍及之处，却广播华东、华中、华南。
正如今天的西湖，风姿摇曳，丝毫看不出当年的罪恶，我们曾走过的东北、湖南、云南，也都是一派安乐。你看不出这些地方，都曾为日寇的铁蹄所践踏，都曾为人造细菌所肆虐。历史悠悠，掩盖了多少往事。然而，有些往事可以付诸流水，有些往事则不行。你需要从往事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与希望。
每到“爱国主义教育”时，一句常见的宣传话语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惯来鄙夷“数典忘祖”的行为。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记得与否，更重要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对记忆本身的反思。辨析其责任，修正我们既有的道德与法律标准，以此提升思考与判断能力。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和平地共处，持续地进步。因此，我们之所以接下翻译这部书的活儿，其意愿绝非是要在中日之间“拉仇恨”——说到底，仇恨是不该记住的，正如爱是不该忘却的一般。
人类历史上战争无数，善于此进行反思者，却寥寥。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更多是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都成了专权者操纵的工具。其实，真正有效反思，却必然要落实在个人、人性与人心上，从改变个人开始，影响整个社会。对此，两位犹太学者——齐格蒙特·鲍曼(1925一)与汉娜·阿伦特(1906—1975)，堪称标杆。不过，他们的思考是类似的，无论如何批判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技术(制度)关联，最终还是要回到个人的责任与道德上来。因为，唯有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才是组成社会，也是组织战争的基石。
在本书第四章的开篇，作者曾提到了阿伦特的观点：“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是阿伦特用来说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术语，其言之所指，是说由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缺乏思考，特别是在道德范畴上的判断力匮乏，才导致了大量自认无罪、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艾希曼们”，沦为了“恶棍”。尽管巴伦布拉特并不同意用“平庸之恶”来形容石井四郎，但这一术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有其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不秉持批判性的态度来反思战争，反思来自体制或市场的“指令”，而只是一味“仇日”或随大流，我们很可能就已是“平庸之恶”的代言人。不用说2012年中日钓鱼岛之争引发国内各地“怒砸日本车”事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已然体制化或被市场“体制化”了的不公熟视无睹，便很可能已被“平庸之恶”所入侵。因为，在一个媒介削弱思想深度，近乎彻底平面化、娱乐化的今天，在一个垄断企业日渐操控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把自由劳动者整合为“螺丝钉”的今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推不掉“平庸之恶”之名。或许，这才是“平庸之恶”深刻且持久的意义。
除了以“上级命令”作为责任推脱之外，鲍曼还指出屠杀执行者另一种免于道德审判的方法，即制造冷漠，把受害者“非人化”，从而拉大与受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因为“接近意味着责任”。屠杀“非我族类”，自然可以少承担些道德责任。事实上，阿伦特也曾指出，艾希曼“不思考”的问题实质乃是因为他对现实和他者缺乏了解，“与现实隔离，身处绝对缺乏想象力的境界”。换句话说，应对“平庸之恶”，除了强调“思考”或“批判性思维”之外，还需要与他者沟通，力图在情感上与他者实现同情的意愿。思考加同情，二者缺一不可。
强调与他者接近、沟通和同情，话题就从政治哲学跨越到了美学。但一般意义上的美学，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多年前，中国导演陆川曾拍过一部《南京！南京！》。在电影中，他试图以中、日两个普通士兵的视角，去反思那段历史。但终因导演自身对日本文化缺乏陈寅恪所言的“了解之同情”，虚拟的日本士兵视点与故事线索都过于强势，且无法为其找到合乎情理的日本文化依托，而使反思显得难有力度和深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判断，可以给予我们一种提示。她说：正是“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隔离促使他(艾希曼)表现出一种‘不能从别人的立场观察事物的几近绝对的无能’”。“从别人的立场观察事物”，就是同情，也是思考，而其实现的路径，则是投身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去。说到这里，回归生活，在生活中实现与他人接近、同情，乃至一体的美学(生活美学)也就成了化解仇恨，避免“平庸之恶”的一条路。
政治是“群学”，而美学则往往是从个体出发的；美学上的同情，绝不等于政治上的侵占。100多年前，日本美学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的开篇提出“亚洲是一体的”。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美学观点很快跃出个体审美范畴，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兴亚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导。这无疑是危险的。但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已成大势的今天，重新反思“亚洲是一体的”这一论断，似乎也有其必要性。不过，这一反思必须限制在美学意义上，限制在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扶桑文化之了解与同情上。尽管本书所写的细菌战仍历历在目，尽管日本人至今仍在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向亚洲同胞正式道歉，但阿伦特还说：
最好的是，至少明确知道这一点：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注定要和大家一起共同生活(living—together)，无论发生什么。
这种“共生”的生活观，在反思战争与杀戮的历史时，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可这无奈却又是人类作为整体能够存在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硝烟散尽，痛定思痛。仔细阅读这一册由美国学者所写的细菌战史，不但能激起我们对细菌战中死难与至今仍在饱受其折磨的同胞之“同情”，也使我们看到了作者以“白求恩精神”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也许，我们还可以更远一点想到整个人类都应该在这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之下，把自己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投人与他者的交往之中，成己、成物、成人，才能真正迎来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
日军对华细菌战是把邪恶推演到了极致的反面教材，愿读者能从中读到更多，愿所有因日本细菌战而死、伤、痛、苦者能得到更多公平与公正。同时，我们也向作者巴伦布拉特，向对日民间诉讼的发起人王选女士表示由衷的敬意，并深切缅怀当年为细菌战真相之揭示做出贡献的谭学华、陈文贵等前辈。
最后，衷心祈愿，悲剧不再重演，扬情之美，止战之殇。
感谢金城出版社潘涛总编，在我即将离开京城时，他的提携与关照令我无法忘怀。这册书在几经波折下，仍能顺利出版，确要文字编辑的用心与付出。全书文字在她的编校审读之下，才免去了不少错讹。另外，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李青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师李乐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可阳同学。本书的两位译者都是初涉译事，在翻译语言上得到三位专家的帮助和指正之处甚多。全书错漏之处，也期方家不吝指正。
林玮(执笔)邓凌妍
2015年深秋
杭州·黄姑山·浙大公寓
20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在中国悍然发动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本书首次、系统、全面揭开了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丹尼尔·巴伦布莱特著的《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详尽叙述了细菌战部队始作俑者石井四郎、731部队、100部队、“荣”字1644部队等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日军如何在中国人民身上做活体实验，如何居心叵测地将霍乱、梅毒、鼠疫等细菌或病毒，有选择地、大规模地投放在常德、金华、平房等地区，导致超过58万中国人民丧生；二战后美国无视中国，与日本达成 “魔鬼契约”，以细菌战“研究结果”换取不彻底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
本书作者历时十年，通过查阅档案文献、访问受害者遗属，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羞耻的篇章。
日军动用了各种手段来传播那些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微生物。他们为其配备了专机与空军精锐部队，以喷洒那些害虫和胶装的细菌混合物。数百万感染了瘟疫的实验室跳蚤被释放到毫无防备的城乡旷野之中，让老鼠、狗、马和鸟类都成了病毒携带体。用碎陶瓷和玻璃片儿做成的炸弹投入了人口密集区，装满了致命病毒的气球飞到了空中，携带炭疽热病毒的羽毛洒落在乡野田间；面带微笑的侵略者扮成医生或士兵，给中国孩子注射感染细菌的疫苗，给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分发有毒的食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日本帝国所制造的人为瘟疫，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让无数大人、孩子，甚至婴儿惨遭蹂躏，直至死亡。
这本由丹尼尔·巴伦布莱特著的《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的目的有二：一是将日本种族灭绝的细菌战公之于众；二是解释这一罪恶产生的根源，及其逃脱公正审判的原因。为此，为了追求军事进步、自由科学探险和任意支配他人等目的，医学道德与基本人性完全反转，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它们背后的社会和心理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