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生活史变得生动有趣、毫不枯燥，以当代人的视角、通俗的写作手法来演绎一幅多姿多彩、真实动人、别开生面的明朝生活画卷。

王建辉编著的《回首阅明：明朝生活图志》是一本化繁为简的明朝生活图志，既有正史的严谨精神又有野史的生动情趣，将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既适合对历史人文有研究的读者，又符合一般大众的兴趣。本书面向一切渴望了解华夏民族历史风貌的人。阅读的过程将会是轻松有趣的，它将陪伴我们度过指尖流逝的悠长时光，追寻永不消逝的旷古记忆。

王建辉编著的《回首阅明：明朝生活图志》分绮绣、珍馐、画栋、归梦、闲趣五章，介绍明朝人的衣食住行。五章如五幅画卷勾勒出明朝从江湖至庙堂人们的生活情状，还描摹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妓女、宗教人士等社会众生相。本书观点新颖，资料翔实。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件，还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历史读物。

霓裳羽衣

 皇帝的新装

 贵贱冷暖，或长或短

 四方平定与六合一统

 世变与移俗

 “禽兽”与“蟒”

 女人妆，摇曳在红尘中

珍馐玉馔

 由俭入奢，时代风气的渐变

 由“妓鞋行酒”说开

 清贫朴素求自在：人生三境界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

雕梁画栋

 明代建筑略述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回此徘徊

 民居类型

 室内陈设

 暮云楼阁古今情

车马骈阗

 运交华盖难舍求

 车马行船与轿子

 人在旅途

 走不完的路程，说不尽的故事

冠带之国

 家礼：冠礼、婚礼、葬礼和祭礼

 婚姻习俗

 明人的宗教生活

 忘忧清乐

参考文献

后记

走不完的路程，说不尽的故事

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

明代姑苏（苏州）驿站是京杭大运河航道上的水陆驿——横塘，原本的馆、楼、榭、台，如今只剩下一个亭子了。亭子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由此可见，明代驿站是商旅辐辏的热闹之地。本节我们就说一说明代的驿递。

分布在全国的水陆驿道是明代交通网络的主干，城市街道和内河航运是其不可或缺的延伸，而蜿蜒曲折的乡村道路则为末端。水陆驿道沟通了南北两京到全国十三个布政司（省）和边境重镇，城市街道、内河航道和乡村道路联系着各区域。古时，凡是与驿站、运递相关的事务，统称为“驿政”。驿政的管理从来都是政府行为，在朝廷由兵部的车驾司负责，在地方有管理驿递的驿传道。其中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西、贵州等布政司（省）的驿政工作由专门清理卫所军伍的清军道负责。此外，还在京师设立会同馆，负责接待各地藩王的公差、边疆少数民族觐见团和外国使节等。全国水陆驿道干线的交汇点和重要城镇设置水马驿，六十里为一驿。陆路上的驿站总称马驿（步递叫邮，马递称驿），水路上的叫水驿。驿站的工作主要包括军情快递、物质输送和人员接待。较大水陆码头和重要的枢纽又分设了递运所，顾名思义，递运所的工作以运输物资、贡物为主。递运所的覆盖率不及水马驿。在没有递运所的区域，水马驿承担了递运所的职能。各州县衙门还设置了急递铺，专职传送朝廷公文。明中期以后，急递铺逐渐废弃，邮传任务并入驿站。可以说，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构成了明代的驿递系统。明中叶以后，驿递系统内部腐败，日渐废弛，已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以浙江金华府的急递铺为例，可以看出明代地方交通的发达。

总铺设在府前，下分东、南、西、北、西南五路。东路：经砖窑、念里、舍香、棠梨，到达义务（即“义乌”）的航慈铺。南路：经广墩、周村、坊前、篆岭，到达武义的茭道铺。西路：经溪陂、新塘，到达兰溪的板桥铺。西南：经马海，到达汤溪的山回铺。北路：经二仙、上目、拱坦、抱溪、太阳，到达浦江县的岭脚铺。而下面的各县，也是以县前的总铺为起点，向四方辐射。如兰溪县，总铺在县前，下分东西北三条分道。东路：经赶山、板桥，到达金华的新塘铺。西路：经马鞍、大有，到达汤溪的泽头铺。北路：经下金、女埠、赤塘、双塘，到达建德的三河铺。

这些站和所都设有专门的官吏、士卒，也配备了驿马、驿船等交通工具。在日常物质供给、服役制度和调动程序等方面，朝廷也做了明文规定。特别是征调驿所人员和物质上，需要朝廷分布的符验（后来改为“勘合”）或者兵部发出的火牌（一种文书凭证）。

随着明朝的建立和政权的扩张，驿道也不断延伸。如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进军西南，开辟了贵州、四川、云南的驿道。永乐十二年（1414）, 朝廷又把驿道延伸到西藏。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对社会起到了全面的影响。交通网络除了为政权统治、军事行动提供保证和条件之外，也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明代，如果用驿递运送货物，就可以避开大大小小的关卡，降低运输成本，为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繁荣，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起到推动作用。驿递还为商旅行人提供食宿。大大小小的驿馆，历来就有大量的文人题记。如本节开篇提到的姑苏驿，明代丘霁就写有《姑苏馆赋》。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直接以横塘为名，写下诗句：“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行旅指南

明代出现了专门供人们行旅用的路程图引类书籍，当时主要有《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寰宇通衢》《天下路程图引》《图像南北两京路程》等数十种。这类图文书籍在明清两代流行近四百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安黄汴编撰、金陵李潮刊刻的《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序文写道：

天下中国以至于九夷八蛮之地，莫不由舟车而至。名山大川以至于海隅日出之表，莫不由遵道而行。舟非水不行，车非陆不至。乃水陆莫不有程途，无程途，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行必由径，篡入迷途，故差毫厘失千里者也。于是有水陆路程之设，使天下仕者知立于朝，耕者知耕于野，商贾知藏于市，行旅知出于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往不适，使海内仕耕商旅，由天下之达道登天下之正路，恍然驾轻车、就熟路。凡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谁能舍正路不由哉！

这段序文明确提出了各地道路的复杂性，要想走对路就必须要了解这些路程知识。该书也确实以此为目的，在卷一、卷二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南北两京到十三省的主要路线，卷三记载了南京及周边府县的路程，卷四记载了北京周边、东北各都司、西北边境的路程，卷五到卷八记载江北、江南的水陆路程。

被誉为“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的《一统路线图记》更是出门必备，书中详细记载的路引有一百四十四条之多，各省道路的起点、终点、转道、分合、行程、里途、水马驿站都说明得很清楚。

新安程春宇所著的《士商类要》，是路程图记和经营知识多方面内容的汇总。比如说书中提到的关于天气方面的谚语：

春、夏二季常有风暴，若遇天气湿热，其日午后或云起，或雷声，所起之方，必有暴风，急宜避之。

还有水陆交通情况的歌谣，内容易懂好记：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恰如歌谣所描绘的情形，当年徽商鼎盛时期的渔梁坝曾停靠有300 余艘船只，樯桅如林，商贾如云，可谓盛极一时。

张翰所著的《松窗梦语》八卷，有《宦游纪》《南游纪》等三十三纪，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为官数十年，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官拜吏部尚书，游历遍及全国。书中有典章故事、朝野杂记、风土人情、行旅风貌等，内容广泛。

明初，朝廷还专门编撰了一本《寰宇通衢》，杨正泰撰写的《明代驿站考》附录中辑录了该书全文。寰宇即天下，通衢就是四面八方畅通无阻。《寰宇通衢》一书，顾名思义，就是记载明代全国交通道路的专作。全书共一百四十五页，由南京到各省、府、卫、道、驿站以及彼此之间的路程、里数都收罗其中。

“程图路引”是明代士商旅行的必备之物。行旅参照“程图”，并依靠“路引”判定所在方向，计算旅程远近，并借助于询问来确定行进路线，便能到达目的地。正如明吴岫所言，“程图”一类的书籍，“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实世有用之书”。

在时人的其他著作中，同样也能找到各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出行指南。最为人知的要数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了。该书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各种地理风貌、人文景观、行路情况。虽然说《徐霞客游记》是崇祯十五年（1642）初刻，这离明朝灭亡只有两年时间，因而该书并没有作为明人的出游指南。但是类似徐霞客这样的人和《徐霞客游记》这样的著作在明代是很多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也确实给时人带来大量的地理知识和指导。

这就说到了王士性的《广志绎》。王士性的《广志绎》是明代地理学的杰作，被后来研究者誉为“已走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前列，是明代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奇葩”。该书不仅仅是在知识层面上进行介绍，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地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区域研究。这在当时也起到了普及和教育的作用。

P163-169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了解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这样说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20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民情为何“懔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以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之间的联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1942—）在《法国史》一书中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ichelet，1798—1874）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白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社会生活史的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熹的《食道·官道·医道》（1989），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1994），林永匡、王熹的《中国节令史》（1995），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共8卷，1996），庄华峰的《中国婚姻史》（1996），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1998），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郭振华的《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孙立群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3），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2006），包铭新的《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2007），萧默的《古代建筑营造之道》（2008），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2009），庄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2009），张伯山、张维夏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民俗》（2012），郭东旭等的《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2012），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012），沈泓的《古代生活：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2013），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2013），庄华峰的《中国社会生活史》（2版，2014）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单薄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古代衣、食、住、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

庄华峰

2014年2月18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用了不长不短的时间完成了好友邢小胖君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又蒙编辑张弛君不辞劳苦，催促后记，书稿已经在排版了，但仔细审视仍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好似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心太慌，不知所言，就简单地说几旬吧。

笔者自语为“混世主义者”。大学读的行政学却喜欢上了历史，考了历史学研究生又做起了政治制度研究，毕业之后却又爱上了社会学，近日又在教授军事学。去年还是史家门下走狗，一转眼就成了社会学座上常客。凡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就说不得是什么研究了。而本书只能说是一堆与读者共娱的文字，当今社会泡沫太多，本书身处其中未得幸免，自然也是泡沫一朵。只希望面向大众的生活图志，不会太让大众失望。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接触过太多明史题材的历史剧、戏曲和小说故事。明太祖朱元璋丑陋的疑像、宦官的变态与残忍、可悲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灭亡之际惨遭“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都曾深深地留在我们的成长记忆中，所以就一直觉得明代特惨。再加上明朝的地图像一只被掐着脖子的老鸭，明朝长久地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色彩就像夕阳坠落前的故宫，黯淡的绚丽带着一抹凄凉的投影。

这种高度简练的历史呈现和概念化的时间叙述并不是历史本身。我想，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明代生活的了解会有助于我们改变对这一段历史单一面相的理解，从中也能体味出明代的丰富多彩和轻松惬意。

我们普通大众，不妨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式历史话语之外，试着观看“群氓”的生活。没有宏大叙事，也不是碎片化的研究，仅仅是“观赏”。就像通过农屋的窗子看到田野的风光，这种窗子多了，真实景色的呈现多了，我们便可以感受到“古”“今”的历史渊源，理解“古”“今”的社会变迁，传递“古”“今”的文化内涵。

以上就当是后记罢。

王建辉

201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