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展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严惩腐败的决心，得到了国内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数年、实地考察、披阅资料，深度剖析全球腐败现象。从巴勒莫黑手党到俄罗斯医保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从欧委会的裙带关系到美国企业界的贪腐闹剧；从葡萄牙阿连特茹的议会“一窝黑”到玻利维亚的政府丑闻。腐败遍布全球各地！渗入每个人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由迪特尔·哈勒、克里斯·肖尔编著的《腐败(人性与文化)》的13位学者首次从人类学角度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同时指出：文化和制度可以控制腐败！

由迪特尔·哈勒、克里斯·肖尔编著的《腐败(人性与文化)》是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几年，对全球6大国家包括美国、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披阅资料，从人类学角度做出的对全球腐败现象的深刻解读。作者们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全球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当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人类学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读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与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总之，反腐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大事，任重而道远。

引言 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第一部分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

1.双城毁灭记：杨斯顿与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

（美）简·施耐德，（美）彼得·施奈德

2.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腐败现象

（美）米歇尔·瑞弗金-菲施

3.腐败是一个过渡现象：公民社会的呼唤

（澳）大卫·W.洛弗尔

4.腐败，财产返还与罗马尼亚

（意）菲利波·M.泽赖里

第二部分 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

5.廉政先锋：美德运动与全球反腐浪潮

（瑞典）史蒂文·桑普森

6.欧盟的文化与腐败：反思欧委会中的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

（新西兰）克里斯·肖尔

7.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

（美）卡罗尔·麦乐伦

第三部分 全球腐败故事

8.“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

（美）阿克希尔·古普塔

9.“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的故事

（德）多尔勒·德拉克

10.公民藐视国家：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腐败及地方政策

（美）西恩·拉扎尔

后记“紧要关头”：人类学与腐败研究现状

（美）多萝西·路易丝·津恩

参考文献

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

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最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最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

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唯一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第一次点亮顶端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

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经济与黑手党间利益的“纠结”。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区域选举中获胜，都有赖于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扎根在城市扩张区域中的成员，为其拉选票。这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现在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注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宅。他们与政客一道，在破坏巴勒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建筑业和建材产业一道占据了巴莫勒经济中极大的一部分——70年代巴勒莫有33％的工业劳动力从事建筑相关行业，而米兰只有10％。从事这一行业的公司数量巨大，员工一般在25至30人左右，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巴勒莫“主要的财富源泉”。当国家拨款兴建公屋之后，建筑业在巴勒莫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1999年，市政厅为吸引投资而印制的光面宣传册显示，在巴勒莫商会注册的14 201家公司中，有48．2％是建筑行业的公司，比所有其他制造业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同样切中主题的是，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有组织犯罪能够“有机渗透”这一行业。建筑业由许多分支行业(商业、公路、工业、管道、住房、纪念碑等)构成(可以分为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两部分，雇工鱼龙混杂，既有熟练工也有新手。就此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在这个领域，资本雄厚的建筑公司——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仅举几例——在全世界进行投标。同样，建筑构件越来越倾向于组合式(能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建筑业是接地气的——为获得利润及当地承建商与分包商的承诺，它依赖当地建材以及地方政府对有关运输、公房、分区规划、合同投标、税收、信贷及金融等方面的法规的管理。除此之外，建筑业还依靠当地或迁入该地区的劳动力。这些形成了一个调解依恃主义关系的广大市场——业界代表及朋友将建筑工人与供应商的选票送给顺从他们的市级及区域政客，反过来，当他们违反了“迷宫般的规定”时，就有门路可找。在很多地方，有关有组织犯罪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张以及最近一次试图对其进行清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市政当局转变建筑环境的故事。

P10-12

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最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最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最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

在第9章，多尔勒．德拉克通过腐败叙事来审视葡萄牙同欧盟的关系。她的研究探讨了处在欧洲最外围的人们是如何解释地方精英所创建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增大他们获得欧盟资金的机会。在讲述虚拟经济、用欧盟资金购买奢侈品以及因无法偿还欧盟补助款而自杀的农民这些故事中都能看到这种关系。

西恩．拉扎尔在第10章将研究扩展到周边地区。本章关注的是玻利维亚——一个据说腐败成风的国家。拉扎尔重点研究普通玻利维亚人如何看待并界定腐败。她指出腐败及其天生的对应物——市政工程(obras)，是两个关键的话语内容，玻利维亚公民借用它们表达自己对领导人的期望。通过腐败感知与市政工程交付之间的相互作用，玻利维亚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集体性实体，一个特定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是“玻利维亚人”，因此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和流言蜚语使领导人承担起责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

最后是多萝西．路易丝．滓恩博学周全的后记。她将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与早些时候关于庇护制与裙带关系的人类学争论联系到一起，反思了书中一些统一的主题(包括疏漏及错误之处)。这章最后呼吁我们在未来进行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时，要把阶级和性别恢复成关键的分析类别。

克里斯·肖尔，迪特尔·哈勒

毫无疑问，公正无私是各个社会世界的行事标准，但它们并不一定时刻处于这个标准的管辖之下：虔诚、美德与无私的表象下，还隐藏着微妙的伪装后的利益……政治道德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揭露正统理论与实践操作中隐藏的差别以及聚光灯下与银幕背后政治生活间暗藏的差异。

与其他学术学科一样，人类学也是时代思潮(zeit—geist)的必然产物，在时代变迁中成型、发展。正因如此，本书将腐败的人类学研究适时地定位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当然，部分原因如史蒂文·桑普森所言，是因为此刻恰逢更广泛的全球化、全球伦理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腐败与反腐话语的“紧要关头”。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仅仅因为腐败是个时髦的话题，它就值得我们关注，尽管话题时兴很可能对争取制度与资金上的支持大有裨益。相反，本书所要呈现的是，在当今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腐败也许“是件可以促进思维的好事”。的确，从人种志的角度来说，腐败与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反复出现，令人不快。它足以扰乱人类学家进行实地考察前预定好的调查安排。它是英语研究计划中的一株杂草：在一起又一起的案例研究中，因为共事的人们对腐败表现出了更迫切的担忧，敏感的人种志学家屡次收起他们最初准备好的研究问题，将目光转移到腐败上。因此，我们倾向于通过走后门来接触腐败(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它暗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熟悉程度及隐秘状态)。本书的编辑克里斯．肖尔和迪特尔·哈勒已经设法有效地将散落在人种志研究中的点连到了一起：他们把腐败挪到了分析的中心，从而吸收了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开拓了思路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理论建模。

并不是说，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完全无视腐败的存在，相反，先前的学者们偶尔会对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常与发展研究同时进行。它们历来集中在对地中海地区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农民社区的调查中，绝大部分依附在针对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大量人类学研究之下。20世纪50到70年代，庇护制研究盛行，并于60年代及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研究关注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可以归到“腐败，，的类别下：包括人格主义、私人关系网、道德规范(如荣誉、家庭主义和礼尚往来原则)、友谊、裙带关系以及黑手党等。对这类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常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农村开展。在那里，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农民群众问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差距。恩庇者一依随者这一关系被描述为具有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个人间形成的多股二元关系：皮特·里弗斯曾用一个著名的表述“不平衡的友谊，，来形容这种双赢的友谊，“调停者”与“经纪人”这两个分析范畴的概念也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补充。即便如此，过分强调农村地区通常会淡化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当地层面的庇护制现象，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情况。而且对不平等的恩庇者一依随者二元关系的描述掩盖了另一些重要因素，如在同等条件下任用亲友或是精英裙带关系等。与此同时，学术分工得以巩固。政治学家重点关注“政治”层面的腐败，将其视为在“复杂”社会中实施政策与实现民主制度功能时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任人唯亲、老板政治以及选举机器的现象。他们极少关注专门研究庇护制的人类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斯科特的研究可以算是跨越这一鸿沟的早期尝试。被腐败缠身的“超级男性化”的建筑业形成对比。这又意味着什么？而麦乐伦所描述的美国企业界也是个著名的男权堡垒，可能值得从性别层面对家政权威玛莎·斯图尔特妨碍司法公正并向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进行研究。

如果考虑到腐败话语的“异类性”功能，那么性别的潜在利益就更为明显：本书收录论文的很多作者指出，人们往往用一种“东方”模式来使用很多腐败话语，但性别理论可以被用来理解如下事实的重要性，即正如赫茨菲尔德所言，“东方主义话语使自己试图描述的人变得女性化”。对一些反复出现的同源词而言，腐败话语中的男女对立有着清楚的暗示作用：理性／非理性、公／私、文化／本性以及通用／特别。如果理性客观及循规蹈矩与“女性”人格及不守规矩格格不入，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放荡的女性腐败。这种以夏娃为原型的女性对公共机构的污染，也违反了很多文章所提到的质朴廉洁的怀旧感。

除了性别之外，我认为在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中将阶级重新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类别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詹姆斯·C．斯科特曾指出，“很多我们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实际上只是财富在政治系统中的‘非制度化’影响”，并且它对社会阶级结构的作用是高度保守的。虽然麦乐伦的文章明确从阶级特权的角度来讨论腐败问题，这条线索在大部分文章里都被弱化了。不过全书都出现了对此具有挑衅的暗示。的确，正如施耐德所指出的，那些职位低下的人更常被贴上耻辱的腐败标签(商界与政治精英们能利用人脉资本，如任人唯亲或是新俄罗斯的门路，参见洛弗尔的文章)，于是普通公民可能会被迫诉诸于明显的贿赂形式，这些形式更常见，并一贯会受到惩罚。施耐德在比较分析后指出，杨斯顿及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的历史与其各自资本主义社会中显著的阶级不平等及阶级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中描述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在反黑手党运动中受到惩罚的。在阶级研究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不过很有可能，在特定环境下，惊人的阶级差异及与之有关联的社会地位阶层实际上既催生了腐败又……对其产生了影响。因此——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预感——我怀疑，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所以能一贯拥有最清廉指标，与它们都是强调平等社会政策的国家之间并非毫无关联。

(美)多萝西·路易丝·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