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编著的这本《中国人的教训》是第一部中国人汲取个人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形象的写法使读者对生活做理性思考的纪传体通史。它振聋发聩的内容、别具一格的形式、荡气回肠的故事、幽默诙谐的笔法，会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也会给大众读者带来人生的一些收获。

《中国人的教训》分上下两册，本书是下册，为宋元明清部分。

中国知名作家李国文专心于大众历史写作近三十年，在中国人血与火的往事中，找寻我们今天生活智慧的标志作。《中国人的教训》以中国历代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生态度、命运遭际、成败得失为依托，突出了他们人生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苦心经营、艰难成功，是首部中国人反思人生轨迹、吸取生活经验的传记体通史。它让读者在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更多地感悟今天每个人的活法。读史品人，以古知今，以史为鉴，为现实生活提供帮助。在这里读懂中国人生活的甘苦、读懂中国人薪火相传的方略、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生活真谛、生存智慧、生命本质。本书立足大众的阅读习惯，内容深入浅出，结构波澜壮阔，情节催人泪下，语言幽默诙谐，阅读淋漓酣畅，是一部雅俗共赏极富睿智的畅销书。评论名家认为“这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中国人的教训》分上下两册，本书是下册，为宋元明清部分。

第五章 宋元

 宋太祖的誓碑

 王安石的“怪”策

 苏东坡的底气

 王伦的“山头”

 巨贪蔡京的下场

 宋徽宗的死路

 李清照的生计

 赵孟頫的汉奸阴影

 高启死定了

第六章 明

 任性的朱元璋

 解缙的生命线

 严嵩父子贪腐集团

 海瑞重刑治腐

 徐渭的焦虑

 改革家张居正的代价

 不靠谱的王世贞

 对规则说不的李贽

 万历的折腾

 钱谦益的失足

 名士张岱的末路

 傅山的人格

 陈子龙的汉子精神

 金圣叹破规矩

 吴伟业忏悔

 硬骨头张苍水

 李二曲的坚守

第七章 清

 王士祯的人气

 不狂，还是洪昇吗

 康熙、雍正、乾隆的嘴脸

 曹雪芹拜托了

 袁枚的“愉悦”生活

 “和珅跌到，嘉庆吃饱”

 一世风流龚自珍

 慈禧躺枪

 谭嗣同以死警世

 王国维的气场

 溥仪大婚的深处

 但愿人长久（代后记）

赵孟的汉奸阴影

赵孟頫（1254—1322）宋末元初书画家，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他能诗善文，懂经济，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就义，问鼎中原的蒙古政权，坐稳江山。公元1289年，谢枋得在北京法源寺绝食毙命，元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次年，也就是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后，还在其发源地旧大名城，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保留着中都（称北京）的建制。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而言，他们当真相信这场发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也百分百地认为是“天谴”，他们不住地摸脑袋，不住地叩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

《元史》描写这次震灾的惨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余震一直持续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一世英武的他，也年过七旬，终究龙钟老迈，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尸积、草地龟裂、山川溢流的报告，对于天神不断示儆的恐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畏，连忙“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

这时，一个南人，一个降人，而且还是元的敌国南宋王朝的一个皇室，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仕元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赵孟，跳将了出来。

正如公元2008年的3月15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一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马上跳出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从而让人们更加看清了那张不三不四的脸。元中都武平的地震，也给了赵孟頫頫一次表演的机会。本来，中国人中，多有浅薄者，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寂寞。而作为一个汉奸文人（包括具有吃里爬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将出来”的冲动。

赵孟頫，在当下不究细底的人眼中，是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进入嘉德拍卖，通常开价都在六位数以上。其实，稍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禁摇头了。怎么说，他贵为赵宋王朝的皇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假设还说得过去。可他竟然叛祖背宗，变节出仕，应诏加入元政权，得高官，拥厚爵，遂为后人所诟病，所不齿。当时，不但宋朝人看不起他，因为他叛宋；元朝人也看不起，因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统治集团也大有人藐视他。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即此谓也。

这就是当汉奸得到一时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的“遗臭万年”的代价。“万年”，倒不至于；但付出一世的骂名不行，还得付出两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骂名，那是可能的。

赵孟頫写过一首题曰《罪出》的忏悔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苍昊。”说明他被迫也好，被诱也好，或者，自投罗网也好，难忍寂寞也好，来到元大都为元朝官，终于不胜懊悔，后悔出山，成为自己一个难以原谅的罪过。这首诗中，有着沉痛的忏悔，有着深切的自责。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后悔，何必当初。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转轨，事业场景的切换，乃常数也。独是汉奸这一条路，为了30个戈贝克而将灵魂出卖给撒旦，那是绝对走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节上亏了，也就什么都跟着玩完了。

幸好，赵孟頫是一位全天候的才子，无论当时的南宋遗民、蒙元官宦，还是后来的明清雅士、民国文人，无不欣赏他那绰约妩媚的行草真隶、他那华采风流的诗词歌赋、他那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历史的批判，仍然使我们无法闭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节；无法不谈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径。

赵孟不仅仅书、画、诗、赋一流，文章、经济也卓有建树。据《元史》评论：“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另外，他与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管夫人有一首诗，精彩生动，至今犹在传诵：“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得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爱情诗，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话诗，虽然，这是一首距今已经七八百年的古老作品，但字里行间，我们还能仿佛看到一个妙曼可人的女性形象。

虽然赵孟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应该说活得不错，但绝不轻松也是事实。物质上的穷困是一个方面，精神上的折磨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假如他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既无自责，更不惧人责，死猪不怕开水烫，也许就无所谓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上、学识修养上、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环境中，相信他写那首《罪出》的诗，正是他的心声。

……

P71－75

但愿人长久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拥有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却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天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中国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叫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是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却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据科学家研究，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妇女的男婴出生率就大量增加。这说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调控作用。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朝代，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长寿者最众多的朝代。看看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天殇的、死于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这场谁比谁活得更长久的竞赛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还着实做出公正的裁决呢！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朝“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稹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晕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颐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船78岁、钱大昕76岁……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时期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中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

谓予不信，康熙时期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中国历史上的典型事例。

清王朝统治天下268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清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试看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个时期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后，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时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是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试想，如此“文字狱”窒息下的清朝，能够“盛世”得起来吗？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日：“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从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特立独行者。其实从他不罢休地一直考到57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扛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被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近人孟森对戴名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做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入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森《字贯案》）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儿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方苞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的刀，这也许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75岁方告老还乡，81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摘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否还有此类现象？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

至盼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