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生活苦
在这给不景气的暴风雨继续地狂吹乱打了好几年的现社会，除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坐在安乐椅中的特殊阶级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地狱中挣扎着的。
不是特殊阶级，而且古往今来就时常以“多穷”著名的文人，自然也决不能够有什么例外，而可以不去味尝那生活的苦味之杯。
“三句不离本行”，就让我来谈谈文人的生活苦吧。
我没有特别到过西洋去吃过牛油面包，也没有特别到法国、美国去买过博士、硕士的衔头，因此，关于欧、美的文人的生活情形，严格地说来是：不懂。我不能够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无从谈起。
但，关于日本的文人生活状况，我却稍微晓得一些；虽然我并不是个“日本通”。
据我所知，在日本，从文坛的老大家们，直到一般新进的青年作家，在生活上都很感到不安、贫困……而且，文士生活的不景气的情况也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问题一般，渐渐地引起了社会一般的注意。关于讨论文士生活问题的文章，时常可以在新闻、杂志——尤其是文艺杂志——上看到，甚至有些杂志还特辟篇幅，广泛地征求，披露一般文士对于目前的生活问题的见解。
至于在我们贵国呢？
远一点的，则有贫困致死的彭家煌。
近一点的，则有因迫于生活而投江自杀的朱湘（虽然朱湘的死因，据较跟他接近的人们的意见，都以为决不是那么简单；但生活的重压，也毫无疑义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我想。）
最近，复有初则贫病交迫，终于死而无以为葬的韩起。
像上述所举的几个事实，不过是目前中国文人之生活苦的“特写”而已；除开这些“特写”之外，还该有多少惨淡的“画面”，那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吧。
在十二月号的《现代》的“文艺独白”栏中，苏汶先生有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头会有如下的几句话：“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是的，上海（应该说是中国吧）的文人诚然要钱，而且，我也跟苏汶先生一样地，“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但，我以为：这里所谓“要钱”，应该就是上海（中国）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说明，这跟一般人说的军阀、官僚等“要钱”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相同之点的。 文人的生活苦已然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那么，一般文人是怎样去应付、克服这目前的困难的呢？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能走下面的几条路：
第一，就是死（不管是无意的“贪病致死”，或是有意的“贫困自杀”），如彭家煌、朱湘等等。
第二，再借苏汶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出卖灵魂”。不过，要稍为加以说明的，就是，苏汶先生在前举一文中所用的“出卖灵魂”一语，似乎是仅指“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或“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而不能忠于“自己的职业”这事情而说的：但我所说的“出卖灵魂”，我以为多见多闻的读者自然会知道，其含义是要比较更广泛一点的。
但除开上述的两条路之外，也还有另外一条路。
记得日本的某文艺杂志所披露的许多文艺家对于生活苦的意见当中，曾经有一两个文士（其中一个好像是秋田雨雀）发表过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解。大意是说，虽然在不景气的社会环境当中，在生活上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若把自己的目前的生活跟一般正在饥饿线上打滚的劳动者们或是失业者们的景况比较起来，又觉得还属优裕，并没有诉苦的资格。
因此，所谓第三条路，我以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众分离开来；反之，却无时无刻不使自己成为大众中间的一员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为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所以才能够明确地认清，估定所谓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
然而，走这条路的，在聪明人看来，实在不免有点傻，而恰巧文人当中又大部分都是些聪颖过人的才子，所以，走这条“傻路”的，自然而然也就不多。
虽然走的并不多：但，其为一条路，却是无疑的。
彷徨于三叉路口的文士们哟，是选定和决定我们所走的路的时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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