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回忆录》为夏多布里昂晚年力作，作者全面回顾自己的身世、经历，尤其法国大革命时期加入勤王部队，兵败后流亡国外，以及保皇、激进各派政治力量的权力角逐，在书中均有生动的反映。作为浪漫派先驱和散文巨匠，夏多布里昂将个人的荣辱与国家命运、宏深的历史背景与当下现实，以及对旧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眷恋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都和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

本书是夏多布里昂用文字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他为此耗费了四十年心力，其间不断磨砺、修改，书中有许多段落都曾在贵妇雷卡米夫人的沙龙中朗读，倾倒一世。夏多布里昂的文笔历来为人称道，一直被视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夏氏尝自言：“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少年雨果亦曾有言：“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墓中回忆录》全面回顾自己的身世、经历，尤其法国大革命时期加入勤王部队，兵败后流亡国外，以及保皇、激进各派政治力量的权力角逐，在书中均有生动的反映。夏多布里昂为此耗费了四十年心力，其间不断磨砺、修改，书中有许多段落都曾在贵妇雷卡米夫人的沙龙中朗读，倾倒一世。

夏多布里昂的文笔历来为人称道，一直被视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夏氏尝自言：“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少年雨果亦曾有言：“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译序：墓中人语

我的出世

我是一个坏学生

跟两个小水手打架

布列塔尼的春天

外省的闲逸生活

贡堡的幻影

贡堡的生活

我的主塔

从小孩子到男子汉

吕西尔

诗兴的第一口气息

爱情的幽灵

秋天的快乐

诱惑

告别贡堡

我在巴黎的孤独生活

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

米拉波

罗伯斯庇尔

在圣马洛上船

横越大西洋

圣彼埃尔岛

拜访华盛顿将军

华盛顿、拿破仑异同论

尼亚加拉大瀑布

米拉的原型

印第安人的船队

返回欧洲

亨利四世的衬衣

在阿登省

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夏洛特

母亲的死

《基督教真谛》

在迪埃普

我的《回忆录》写到哪里了

《阿达拉》

我到了巴黎

德·博蒙夫人的社交圈子

塔尔玛

《基督教真谛》的成功

《基督教真谛》的缺欠

会见波拿巴

我的工作

德·博蒙夫人之死

论波拿巴

厄尔巴岛

滑铁卢战役

马尔梅松别墅

拿破仑的葬礼

访戛纳

世界的变化

《保守派》

柏林大使馆

伦敦离绪

我的解职

洛桑小住

雷卡米夫人

阿尔巴诺的渔夫

斯达尔夫人之死

雷卡米夫人在森林修道院

驻罗马的大使们

古今艺术家

罗马现时的风俗

白跑了一趟巴黎

国王出逃

七月革命的前景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斯达尔夫人之墓

第一次觐见查理十世

在穆拉诺

概述我这一生中地球上的变

《基督教真谛》的成功

《基督教真谛》的缺欠

会见波拿巴

我的工作

德·博蒙夫人之死

论波拿巴

厄尔巴岛

滑铁卢战役

马尔梅松别墅

拿破仑的葬礼

访戛纳

世界的变化

《保守派》

柏林大使馆

伦敦离绪

我的解职

洛桑小住

雷卡米夫人

阿尔巴诺的渔夫

斯达尔夫人之死

雷卡米夫人在森林修道院

驻罗马的大使们

古今艺术家

罗马现时的风俗

白跑了一趟巴黎

国王出逃

七月革命的前景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斯达尔夫人之墓

第一次觐见查理十世

在穆拉诺

概述我这一生中地球上的变

附一：夏多布里昂的生平与创作年表

附二：名家论夏多布里昂

译跋：格朗贝岛，大坟岛

我是一个坏学生

我一出娘肚子，就遭受了第一次流放：他们把我送到普兰古埃，位于迪南、圣马洛和朗拜尔之间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子。我母亲的唯一的兄弟，德·博代伯爵在村旁修建了一座城堡，叫作“妙选”。我母亲那边的祖产一直延伸到克尔瑟勒镇，恺撒的《高卢战记》称之为“库里奥索里特”。我的祖母早巳守寡，和她的姐姐德·布瓦戴耶小姐住在旁边一个小村子里，有桥和普兰古埃相连，人称“修道院”，因为那里有一座本笃会修士的修道院，是献给圣母纳扎莱特的。

我的奶娘不生育，另一个女基督徒喂我奶吃。她把我献给了村庄的保护主圣母纳扎莱特，向她许诺我为了她穿蓝色和白色的衣服直到七岁。我才活了几个钟头，时间的重力已在我的额上打下了印记。为什么不让我死？因为天主已决定恩准无知者和无邪者的愿望，保留无谓的盛名可能危及的岁月。

布列塔尼农妇的这种许愿本世纪已不再时兴；不过，那毕竟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一位神圣的母亲介入孩子和上天之间，分担人世的母亲的关怀。

三年后，他们把我送回圣马洛。我父亲收回贡堡的土地也已七年了，他想重新回到他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领地上。他不能谈判已归于古雍家族的庄园波福尔，也不能谈判已落入孔岱家族的夏多布里昂男爵领地，于是就把目光转向贡堡（福华萨写作Combour）——我家的几支都通过和科艾特康家的婚姻拥有过它。贡堡在诺曼底和英吉利的进军中保卫过布列塔尼，它是多尔的主教冉肯于1016年修建的，主塔建于1100年。德·杜拉元帅是因为妻子才拥有贡堡的，他的妻子叫玛可劳薇·德·科艾特康，是夏多布里昂家的人。他和我父亲谈妥。德·阿莱侯爵是王家卫队掷弹骑兵队的军官，也许因其勇敢而太有名了，乃是科艾特康一夏多布里昂这一支的最后一人。德·阿莱先生有一个兄弟。元帅作为我们的姻亲，后来把我哥哥和我引荐给路易十六。

家里是让我进王家海军的。对于每一个布列塔尼人来说，远离宫廷是自然而然的，对我父亲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的贵族身份更在他身上加强了这种感觉。

我被送回圣马洛的时候，我父亲正在贡堡，我哥哥在圣布里厄克中学，我的四个姐姐在我母亲身边。

我母亲的全部感情集中在她的长子身上。不是她不爱其他的孩子，而是她对年轻的德·贡堡伯爵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偏爱。的确，我作为男孩，最小的孩子，骑士（人家这样叫我），比我的姐姐们有些特权；然而说到底，我还是被丢在仆人的手里。再说，我的母亲很有思想，很有德行，忙于社会事务和宗教职责。我的教母德·普鲁埃伯爵夫人是她的密友。她也去看望莫佩尔杜依和特吕波莱神甫的亲戚。她喜欢政治、消息、社交界，因为在圣马洛，人们搞政治就像萨巴的僧人在塞德龙河谷。搞政治一样。她热情地投入拉沙罗太事件之中。她把一种好责骂的脾气、心不在焉的想象、精打细算的精神带进家里，起初使我们认不出她那些令人钦佩的品质了。说是秩序井然，可她的孩子们被管得杂乱无章；她本来慷慨大度，看起来却是吝啬小气；她原本性情温和，却老是责骂训斥：我父亲是仆人们的恐怖，我母亲却是灾难。

从我父母的这种性格中产生了我一生中最初的感情。我依恋那个照顾我的女人，一个叫维尔纳福的菩良女人，我此刻写她的名字，心中涌动着感激之情，眼睛里含着泪水。维尔纳福类似家里的管家，她抱着我，偷偷地给我她能够找到的东西，给我擦眼泪，吻我，把我丢在一个角落里，回来抱我的时候总是嘟哝着：“这一个可不会盛气凌人！他心肠好呀！一点儿都不嫌弃穷人！来吧，小家伙！”接着，她就给我好多葡萄酒和糖。

我对维尔纳福的小孩子的好感很快便被一种更为相称的友情压倒了。

吕西尔是我的四姐，比我大两岁。她是最小的女儿，备受冷落，首饰全是姐姐们扔了不要的。想象一下吧：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对她的年龄来说长得太高，胳膊的动作很不灵活，神情腼腆，说话困难，什么也学不会；给她的裙子是照着别人的身材做的，凸纹布的上身裹着她的胸，凸起的部分把她的胸两侧都磨破了；您再用一条裹着棕色绒布的铁项圈让她的脖子挺直，再把她的头发盘在头顶，戴上一顶黑布无边女帽，您就会看到在我回到父亲的屋檐下时使我感到震惊的那个可怜人儿了。在孱弱的吕西尔身上，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大放光彩的那种才能和美。

P3-5

墓中人语

布列塔尼的圣马洛港外，格朗贝岛孤悬在锚地上，一块无名的方石立于其巅，石上立着一个不高但是粗壮的花岗岩十字架，这是夏多布里昂的坟墓。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雕饰，简朴至极。坟墓的前面就是波涛汹涌的英法海峡，狂风、暴雨、飞溅的浪花，让它一年到头都潮湿、冰凉，带着铁一般的颜色，孤独然而傲

岸地面对着一片空阔。这是夏多布里昂在五十五岁时自己作出的选择，他费了不少的周折方才得到这几寸土地。

人们告诉他，1768年9月4日，“预告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咆哮”，盖住了他降生时的“哭叫声”，他认定这惊心动魄的景象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1848年革命的枪炮声震动了巴黎，他所反对的七月王朝垮台了，他只能说一声“干得好”，却不能出去看一看——他太老了。夏多布里昂于1848年7月4日去世。他生于风暴，死于风暴，八十年的人生旅途走得不容易，他想用文字为自己立一座纪念碑，是为《墓中回忆录》。岁月的风暴可以扫除许多东西，却似乎盖不住他从坟墓中发出的管风琴般雄浑的声音。他这本从酝酿到写作历时四十年的著作题为“墓中回忆录”，如果不是出于狂妄，那就是出于一种巨大的信心，相信活人会倾听他这个死人的诉说，继续接受他的文字的魅惑。

夏多布里昂不止一次提醒他的读者，他们听见的乃是一个死去的人在讲述他和世界、和历史的纠葛，他的《回忆录》乃是他“用尸骨和废墟造就的一座建筑”。他在谈到幼年受到死亡的诱惑时，这样写道：“那些看到这一幅幅图画而心绪纷乱并且企图仿效这种种疯狂的人，那些因我的空想而喜欢我的《回忆录》的人，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他在《回忆录》快结束时，又写道：“读者，想象一下这些图案吧。绘制它们的这双手绝不会伤害你们，它们已经干枯了。记住，当你们看见这些图案的时候，它们不过是一个画家在其坟墓的拱顶内里随意涂抹的涡饰罢了。”他曾在1833年和1848年分别为《回忆录》写过序言，都明确表示希望《回忆录》在他死后五十年出版。他不想生前出版这部《回忆录》，其原因有二：“首先，我会不那么坦率，不那么真实，这由不得我；其次，我始终想象我是坐在我的棺材里写作的。”总之，他不愿意“压住这个发自坟墓的遥远的声音”，因为“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我的叙述将伴随着那些因发自坟墓而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声音”。这部《回忆录》就是他的坟墓，他的棺材，他唯一能够长久地享受宁静的地方。

活人写作，死人说话，这不是矫情，不是作态，也不是故做惊人语，这是他内心的需要，他需要在泯除一切个人恩怨的平静中对历史和人生作出解释和思考，他也需要在纠结着现实和想象的空间里用文字来创造自己的生平。他在执笔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两个世纪之交“扎进翻腾浑浊的水中”的，他游离旧岸是带着“遗憾”，而怀着希望游向的新岸却是一个“未知的岸”。旧岸已经永远地消失，然而他却没有片刻忘怀；新岸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他看见的却是“新的风暴”。这个用言语和行动为了一个他并未心仪的事业和一些他并不崇敬的人奋斗了一生的人，终于怀着解脱和依恋的心情说：“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它呼唤着别的画家：该你们了，先生们。”他给世人的遗言，说得轻松又沉重，多么像活人作死人忆：“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初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可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得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他还活着，可是已经告别了世界。假使他用语言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丰碑的话，他却并不想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它，他知道，《墓中回忆录》将是一个年迈的勒内回首走过的道路而留下的痕迹，读者将时时刻看见一个拿着笔的龙钟老人在体验着文字的创造。对于四十年间不倦地写作《回忆录》的夏多布里昂来说，生命不再是叙述的对象，文字不再是生平的载体，文字和人生已经合而为一。以考证对《墓中回忆录》，以阅读对《墓中回忆录》，人们将得到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实录，一本是创造；一本是历史，一本是艺术。前者或有夸张不实之处，往往为人垢病；后者则创造了想象的奇迹，放射着史诗的美。瑞士作家拉缪论及夏多布里昂，有言曰：“一个人想成为什么，也许比他是什么更为重要。”人与文的不尽重合，甚至分裂，这也许是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人的特权吧。

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认为：“那些在独特而偏僻的地方为自己准备坟墓的人，或者是些非常傲慢的人，或者是些渴望安静和休息而备受折磨、灵魂分裂的人。”夏多布里昂两者都是。他生在一个衰而复振的贵族之家，可惜是个次子，世袭的特权大多被哥哥占了去，贵族的荣誉感和对君主的忠诚却被他牢牢地继承了下来。他尚稚嫩的心灵已经受到忧郁和孤独的袭击，当他和姐姐吕西尔“出神地谈起孤独”的时候，她对他说：“你应该描绘这一切。”他描绘了，而且终生不疲。在告别贡堡前往巴黎的时候，在穿越大西洋的航船上，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面前，在印第安人的废墟中，在参加勤王军的行军和战斗中，在流亡伦敦贫病交加的困境中，在驻伦敦、柏林、罗马大使的任中，在维罗纳会议的谈判中，在觐见查理十世的旅途中……他内心纠缠不去的是忧郁和孤独的情怀，他描绘了这一切。他有过文学上的辉煌、政治上的成功，还有显然被他夸大了的军旅生涯中的壮举，然而更多的是挫折、失败和幻灭。他对传统有根深蒂固的留恋，他对民族的光荣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对精神的自由有百折不挠的追求，然而他生在一个转折动乱、除旧布新的时代，他不能接受专制和恐怖，他投入了一场他明知必然失败的斗争。忠也罢，愚忠也罢，他得到了道义感的满足。然而他始终得不到内心的平静，感情的风暴在胸中酝酿，野心的阴云在头脑中积聚，想象力的洪流在全身涌动，最后一一化解在废墟、落日、坟墓、荒原等死亡的意象之中。逝者如斯，荣华不再，唯有慨叹而已。内心的冲突，感觉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造成了他的忧郁。他描绘了忧郁，他也创造了忧郁。他和斯达尔夫人一起成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源头：她出之以观念，他则出之以形象。

夏多布里昂说：“从本性上说，我是个共和派；从理智上说，我是个保王党；从道义上说，我是个波旁派。如果我不能保留正统的君主制，比诸一个不知谁生下来的杂种君主制，我远更喜欢民主制。”这样的表白无论真实与否，都有其动人之处，其所以动人，乃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信仰、有感情、有想象力并且付诸行动的人常会面临的窘境。比诸他的爵位，他更愿意自己成就一个名声；比诸他曾经崇拜的拿破仑，他更倾心于辛辛那提的农夫华盛顿；比诸金钱和地位，他更看重思想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他的本性是独立不羁，是自由，是怀疑，所以他是一位痛苦的诗人。他的理智是光宗耀祖，是传统，是信仰，所以他是一位精神的卫道士。他的道义是尊卑有序，是忠诚，是正统，所以他是一位极端的政治家。然而，本性、理智和道义常常是矛盾的，诗人、卫道士和政治家三者的相遇使他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并且毕生承受着内心冲突的折磨。感情上的浪漫主义，理智上的现实主义，带给他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感情上的狂热，行动上的鲁莽，政治上的迂阔和生活上的清贫。他赞颂基督教的诗意和美，他用永恒的时间之光照亮了废墟，他为忧郁孤独的情怀打开了宣泄的闸门，他为怀旧的幽思注入了悲剧的崇高，他在动乱的时代中开辟了一个可供冥思玄想的角落，他在古典和现代的转换中保留了延续的脉络，所有这一切都出之以辉煌的、雄浑的、金属般的、富有魔力的、直叩人们心灵的文字。他因此获得了“魅惑者”的雅号，然而这个雅号中却包藏着巨大的危险。他往往被指责为“虚假”、“做作”、“妄自尊大”等等。马克思说：“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他指责“尊贵的夏多布里昂”“用最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的这种辛辣的抨击乃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所激起的政治上的嫌恶，当他认为夏多布里昂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工具”、“俄罗斯的奸细”的时候，当他断定夏多布里昂不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就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的时候，他不会给文学留下足够的、可以呼吸的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夏多布里昂在维罗纳会议上的表现。他在这次会议上出尽了风头，自作主张地为法国争取独力解决西班牙危机的机会：出兵解救菲力普七世，镇压西班牙共和党人。他一俟当上外交部长，便立即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既是为了法兰西的荣誉，也是为了个人权利欲的满足，尽管夏多布里昂在他不无骄傲地唤作“我的西班牙战争”之后不久即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被政敌赶出了内阁。马克思如此严厉地谴责夏多布里昂，自有他独特的理由。然而，马克思毕竟没有忘记指出：“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

《墓中回忆录》是夏多布里昂费四十年之功不断增删、不断磨砺的精心之作，也是他不断征求意见、不断进行修改、寄托了全部传世的希望的名山之作。雷卡米夫人在森林修道院小住的时候，她的客厅里每天晚上聚集了十余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判断力的各界顶尖人物，他们是来聆听夏多布里昂刚刚完成的《回忆录》片段的。夏多布里昂坐在一旁，他不敢自己读，害怕过于激动，他只是微笑着倾听别人的赞扬或批评。消息不胫而走，赞美之词也频频见诸报端。虽然他已决定死后五十年出版，却也很快就有了买主。这也许是一种售稿策略，但也的确是使其文字趋于完美的一种方式。夏多布里昂在写作方面从来就是从善如流的，他不在这里表现他的傲慢。他终于把他的《回忆录》筑成了一座绝美的坟墓，实践了他对人的劝告：“你们喜欢光荣吗，那就细心经营你们的坟墓吧。”

夏多布里昂曾经把《墓中回忆录》称作“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墓中回忆录》不但具有史诗的规模，而且具有史诗的气魄，更具有史诗的神髓。夏多布里昂不是在讲他个人的故事；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忧郁，他的激情，他的沉思冥想，都是在法国、欧洲甚至世界的宏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的，具有一种辽远深沉的时空感。他去布拉格觐见流亡中的查理十世，城堡在一座高高的山丘上，他写道：“我一步步往上走，城市也在我下面渐渐展开。历史的交织，人的命运，王国的毁灭，福音的意图，纷纷涌上我的记忆，与我的个人命运的回忆混为一体。探索过一座座死去的废墟之后，我又被召去目睹一座座活着的废墟。”在夏多布里昂的笔下，废墟体现着过去的时间，当它与人的目光接触的时候，它又和现在的时间联系了起来。因此，废墟比尚存的完好建筑具有更深的意蕴和美。他赞颂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宏伟深邃的东西，例如大海、高山、长河、森林、莽原、风暴、落日、黄昏、黑夜、古堡、教堂、金字塔等等，在人的身上，则是惊天动地的事业、胜利的进军或悲壮的败退，是伟大、强悍、坚忍不拔甚至朴实无华的性格。他反对拿破仑的专制，指责他“背叛”了自由，却钦佩他的气魄和毅力，并以同情赞赏的笔调描绘了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孤独。然而相比之下，他更倾心于淳朴的华盛顿“这位新型的英雄”，因为，“华盛顿是他那个时代的需要、观念、光明和舆论的代表，他不是阻挡而是支持精神的运动，他求他之所应求，完成他被召唤去完成的事情，所以他的事业是前后一致的，永生永存的。这个人很少使人震惊，因为他掌握着正确的尺度，他把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生命融为一体。他的光荣乃是文明的胜利，他的名字有如一处公共的圣地，流淌着丰沛的、永不枯竭的泉水”。他的拿、华异同论以古今的分野为视角，极具史诗的风采，亦深得史诗的精神。《墓中回忆录》的史诗美得之于夏多布里昂对时代转型的自觉，一种不因个人信仰而闭目塞听的自觉。

少年雨果曾立下这样的宏愿：“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他后来以一枝笔面对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洋溢着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时未必不会想起少年时奉为楷模的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在放在卧室里的拿破仑塑像的底座上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用笔完成。”他们都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文字不仅可以描写、再现自然，也可以与自然竞争，甚至超越自然，又反转来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夏多布里昂描绘他没有到过的地方的风景或者他到过的地方并非实有的风景，介绍并刻画他并未真正见过的人物，这一方面见出他的想象力之丰富，另一方面未尝不是文字的力量使他认为他可以创造出一片风景和一个人物。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这原是无可指责的。夏多布里昂说他的《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这本小册子使路易十八得到的好处胜过十万军队的威力，虽说迹近夸张，却也说明文字在他的心目中具有何等崇高的地位。一个文人，敢于以手中那枝轻而易折的笔对抗统领百万大军的独裁者，义无反顾地捍卫他自己都以为必亡无疑的君主制，他如何能不相信语言的力量？夏多布里昂自比拿破仑，除了夸大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用之外，倒是没有什么可以嘲笑的。“拿破仑在政治上称霸，我则在文学上称霸。”“我喜欢感觉到他的利爪。”此类的豪言壮语即便有些虚张声势的味道，究竟不失无畏者的风采：他敢于平视拿破仑。夏多布里昂以勒内的形象为19世纪的精神苦恼作了诊断，患上了“忧郁”这种世纪病的绝不仅仅是失去了特权的贵族青年，这是所有不满于平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在资产阶级新世界中的共同感觉。确定世纪病的病症，创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性格典型，开创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新的时代精神，夏多布里昂用文学，特别是用文学中的散文形式完成了这一革命性的转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夏多布里昂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特别是散文在文学各门类中的地位。晚年的爱德蒙·德·龚古尔在《日记》中表示，他愿意拿人之初以来的所有诗篇来换取《墓中回忆录》的头两卷，这两卷写的是作者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美洲之行、文学活动、与拿破仑的会见和敌对，的确是集中了全书大部分最有光彩的篇章。

《墓中回忆录》的文笔历来为人称道，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即便那些指责他“做作”、“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也往往因其文字的美而感到恼火。夏多布里昂曾因《阿达拉》、

《勒内》、《美洲游记》、《基督教真谛》等著作而被称为“魅惑者”，除了“一切全新：山川，人物，色彩”之外，文字的魔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文字的魔力除了来自语言的新奇、组合的大胆等修辞手段之外，行文的节奏和词语的响亮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将作品分为用眼睛读的和用耳朵读的两类，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无疑是属于后者。福楼拜甚至认为，评价一本书，要看它能否大声朗读：能就是好书，否则就一文不值，因为“没有节奏”。福楼拜一日朗读《殉道者》，就从中听见了“长笛小提琴二重奏”。《墓中回忆录》是有节奏的，而且用词响亮，最宜于高声朗诵，有天风海雨惊心动魄之感。有节奏还意味着和谐，《墓中回忆录》是和谐的，和谐中有句子的运动，应和着情绪的变化。风景的描绘在他那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客观的，更不是僵死的。一切都经过了想象力的安排和布置，犹如一幅幅层次丰富、纵深幽迥的油画，在视觉的陶醉中向心灵发出呼唤，具有一种强大的暗示的力量。夏多布里昂是写景写情的圣手：于景，他并不在细部流连，他的笔是一把大刷子，注意经营阔大深远的景观；于情，他的笔则变成了一根锐利的探针，感情的任何细微的襞皱都一一触及。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具有一种大河奔涌的宏阔气势，然而在雍容中也能露出讥讽的锋芒。他也许是能在浪漫主义的激情中保持冷静的唯一的作家，他有着古典主义的均衡感。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选集，其量仅当全书的八分之一。不敢说是“项上一脔”，然意在精彩也。

郭宏安

1995年4月，北京

格朗贝岛，大坟岛

格朗贝岛是一个孤悬在圣马洛港外锚地上的小岛，岛上怪石嶙峋，蓬草乱生，唯一的建筑是夏多布里昂的坟墓。1828年9月3日，夏多布里昂写信给圣马洛的市长，请求让给他格朗贝岛东端仅容得下一个棺材的一小块地方。1831年10月27日，圣马洛的市长给他写信：“您希望在海边距您出生地不远处得到一块安息之地，这将由圣马洛人怀着崇敬的心情为您准备好。这工作将伴随着一种悲伤的心情。啊！但愿这坟墓将长时间地空着！但是，世间的一切都将过去，敬意和光荣却会永存。”夏多布里昂满怀着感激之情引述了市长的这封信，他觉得只有一个词是多余的，那就是“光荣”。由于这个岛属于军事工程部门，出让土地的事办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幸亏诗人希波利特·德·莫尔沃耐多方活动，夏多布里昂才如愿以偿，这已是十一年以后的事了。他在《墓中回忆录》中说：“我选得好，然而并不知道：在布列塔尼方言中，‘贝’的意思是‘坟’。”他果然选得好：格朗贝岛，按照意思，乃是犬坟岛，一个人把自己的坟选在了一个叫做“坟”的地方，冥冥中竟有这样奇异的巧合，听来真让人扼腕，唏嘘不已。

1998年6月29日，我来到了格朗贝岛。

布列塔尼是法国西北部、夹在英法海峡和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半岛，按照雨果的说法，“布列塔尼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叛徒。两千年来它的每次叛变都是对的，但这最后一次它却错了。”“这最后一次”指的是发生在半岛南部、濒临大西洋的旺岱地区的贵族叛乱，雨果以其为背景写了著名的小说《九三年》。在法国人看来，布列塔尼人忠诚而固执，渴望独立和自由，极富冒险精神。半岛的北端有一座城市，叫做圣马洛。圣马洛是一个古老的港口，濒临英法海峡，自12世纪起，沿海就筑有高大的围墙，保护着城市，免受海浪和风暴的袭击。每天上下午落潮的时候，在圣马洛和格朗贝岛之间，现出一道细细的陆地，仿佛桥，可以徒步登岛。我那天从巴黎来，到达圣马洛的时候，正值下午三点钟左右，于是乘公共汽车，赶往海滨。我向人打听格朗贝岛，那人看了看表，说：“您来得正好，快要退潮了，您可以徒步登上格朗贝岛。”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登上围墙，等着落潮。我站在围墙上，极目远眺，但见水天相接，一片空阔，几个小岛星列于近海。灰蒙蒙的云，坦荡荡的水，云水之间，成群的海鸥高声尖叫，上下翻飞，午后的阳光从偶尔露出的蓝天中射出，照在海鸥的身上，时而一片白，时而一团黑，白与黑都耀眼眩目。锚地里停着几条大船，像画的一样，纹丝不动。风不大，铁青色的海浪缓缓地朝天边退去，不一会工夫，就在港口和一个海岛之间现出一条细细的通道，那海岛便是格朗贝岛了。我便赶紧从围墙上下来，越过沙滩，踏上这条小路，直奔海岛。岛很小，感觉中和陕西的始皇陵差不多大，也没有那么多绿色，光秃秃的，到处是裸露的岩石和稀稀疏疏的灌木丛。岛的东端，有一处平地，大概有十平方米的样子，立着一个花岗岩的十字架，那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了。墓不大，很简朴，没有铭文，没有雕饰，只是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雕成圆柱形的十字架，有一人多高；周围有十个石墩，中间连接着呈斜十字形的铸铁架，朝向大海的一面敞开着，与汹涌的波涛连为一体，大概象征着墓主扬帆起航或远游或漂泊的命运吧，或者是墓主与风浪搏斗或沉没或胜利的形象？不大的墓在不大的岛上，白天黑夜面对着一片汪洋：海，时而平静，时而狂暴；风，时而轻吹，时而怒吼；云，时而轻薄，时而浓重；间或有雨雪，或雷电，潮起潮落，潮落潮起，二百年来，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浪花溅在十字架上，让它常年潮湿、冰冷，带着铁一般的颜色。长眠的夏多布里昂听着这海和风的呼啸吼叫，可是他不再理会那新旧世界的变化了，他说得对：“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它呼唤着别的画家：该你们了，先生们。”他忘不了他手中的笔，不过，

他不能继续描绘时代的风雨了，他只能在“坟墓的拱顶内里随意涂抹着”涡饰。对他而言，历史到此为止，他的死结束了历史；然而对后人来说，他的文字还在，还发生着影响，可能会使历史的步伐加快、减慢，或者倒退。他说，“喜欢我的回忆录的人，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他不愿意“压住这个发自坟墓的遥远的声音”，因为“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我的叙述将伴随着那些因发自坟墓而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声音”。我望着坟墓，想象着夏多布里昂还活着，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举起“干枯”的手，随意地也许是机械地在拱顶画着不表示任何意义的“涡饰”，我禁不住一股惆怅袭上心头：也许夏多布里昂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总之，这座朝向大海敞开的简朴至极的坟墓让人想起法国著名画家吉罗岱（1767—1824）所画的夏多布里昂的肖像：一个忧郁阴沉的年轻人，侧身欹在一堵矮墙上，一只手在前，一只手揣在怀里，紧闭着嘴唇，双目平视（唯平视，才表现出主人公的忧郁），望着看不见的远方，蓬松的头发，被强劲的海风吹乱，似乎显示着一种执拗而阴郁的力量。肖像是1809年画的，夏多布里昂当年41岁，正在“狼谷”隐居。画上的夏多布里昂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拿破仑看到这幅画时，说了一句：“他好像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阴谋家。”墓前有几束鲜花，束着雪白的缎带，那是尊敬或崇拜夏多布里昂的人献的。这鲜花白的像雪，红的像血，十分鲜丽，多少冲淡了墓主的寂寞和冷清。然而，夏多布里昂果真感到了寂寞和冷清吗？

这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命运的形象”：生于风暴，死于风暴，从一座座死的废墟走向一座座活的废墟。忧郁是他的灵魂，痛苦是他的感情，执拗是他的行动，他之所想和他之所为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他的夸张。人们常常嘲笑他与拿破仑的并列，但是，拿破仑是政治上的寡人，他是文学上的君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到格朗贝岛去看他的坟墓，到圣马洛去看他的出生地，到贡堡去看他度过童年的地方，到狼谷去看他隐居的房子，所怀的感情是尊敬。他在《墓中回忆录》里说：“我可以认为，在我身上，政治家和作家是不相上下的，这不是吹嘘；但是，我认为国务活动的名声分文不值；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加以谈论……在我的两种生活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结果。我的文学生涯是圆满的，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自己。我的政治生涯在其成功的途中突然中断，因为它取决于别人。”他是清醒的。我在为《墓中回忆录（选）》所写的序文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并不认为这段话说得多么好，但是我说不出更好的话了，我把它引在下边，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我是如此地骄傲，竟然引用自己的话：“夏多布里昂说：‘从本性上说，我是个共和派，从理智上说，我是个保王党，从道义上说，我是个波旁派，如果我不能保留正统的君主制，比诸一个不知谁生下的杂种君主制，我更喜欢民主制。’这样的表白无论真实与否，都有其动人之处，所以动人，乃是因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想象力并且付诸行动的人常会面临的窘境。比诸他的爵位，他更愿意成就一个名声；比诸他曾经崇拜的拿破仑，他更倾心于辛辛那提的农夫华盛顿；比诸金钱和地位，他更看重思想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他的本性是独立不羁，是自由，是怀疑，所以他是一个痛苦的诗人。他的理智是光宗耀祖，是传统，是信仰，所以他是一位精神的卫道士。他的道义是尊卑有序，是忠诚，是正统，所以他是一位极端的政治家。然而，本性、理智和道义常常是矛盾的，诗人、卫道士和政治家三者的相遇使他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并且毕生承受着内心冲突的折磨。”夏多布里昂所以能够“勇敢地”走向坟墓，是因为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身上的矛盾。

我尊敬夏多布里昂，正是因为他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