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伍尔夫从锡兰回来度假，他决定和弗吉尼亚结婚。尽管在他不在英国的这七年时间里，他们一封信也没有通过，然而在利顿·斯特雷奇来信的鼓励下，他相信她可能会接受自己。伦纳德回来后他们见过几次，弗吉尼亚想象着他在蛮荒之地的放逐生活，庆幸地发现他并未因为“射杀老虎、吊死土著人和统治威尔士那么大的一个省”而改变。而他也轻而易举地重新融入了布卢姆斯伯里的氛围中。他没有利顿·斯特雷奇的智慧、罗杰·弗赖的活力，也没有克莱夫·贝尔的亲切，但他的思想像沃土一样丰富并具有创造力。弗吉尼亚早已经因为他曾经爱索比而爱上了他。就像他在自传中承认的，殖民地的工作在他性格上留下的永久烙印，就是“对于正确和得当的事情，我是一个坚持的人”。我印象中的他很和气，但又令人望而生畏。他对孩子的手足无措也让我们很尴尬。他的双手总在发抖，就连端杯茶都会洒出来，这让我们惊诧不已。二十五年之后，在弗吉尼亚的日记里，她注意到他这种从幼年就一直存在的颤抖可能“错误地塑造了他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的痼疾，“他在人际交往中显露出的羞涩与痛苦，他所表现出的尖锐和坚定一定不会如此强烈”。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身材瘦削、衣着不合身的男人竟会是个充满激情的爱人，但他确实如此。
弗吉尼亚邀请他来费勒住了几回，在一次散步中，他们发现了阿希姆，一栋漂亮的摄政时期的房子。弗吉尼亚和瓦奈萨一起把它租了下来，并在1911年底从费勒搬了过去。差不多就在同时，费兹洛广场的租约也到期了，然后弗吉尼亚租下了布朗斯威克广场38号，这是一幢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大房子，她和艾德里安、梅纳德·凯恩斯和邓肯·格兰特合住。12月伦纳德也搬了进来。头一次，他们的家里安装了电话。弗吉尼亚虽然对这个新设备没有什么异议，但她坚持通过书信这种文明的方式和分别中的朋友们进行交流。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得以深入地了解伦纳德当年的求婚。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迅速增进。他在1912年1月第一次向她求婚，被她婉拒了。5月他再一次求婚的时候，她又犹豫了，而且很坦白地告诉了他原因。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她说她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此外，“有时候我对你那种强烈的欲求感到恼火”，这可能是她无法回报的。再者，“可能你的犹太人民族性在这一点上也有影响”。这本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弗吉尼亚偏偏继承了她父亲的某种反犹太的民族偏见。这样的证据在她的信件中随处可见。她在1905年去西班牙的路上给维奥利特·迪金森写信：“船上有太多的葡萄牙犹太人和其他讨厌的东西，我坐在葡萄牙犹太人旁边的一个平台上。她们的汗水融进了抹在脸上的粉里，结成了硬块，风一吹直掉渣儿。”直到1933年，她形容与知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初次见面的情形时，仍说“一看他的长相就知道他是一个葡萄牙犹太人（为什么总是葡萄牙犹太裔？）”。她开始吹嘘伦纳德的犹太人身份，好像她不顾这一点下嫁于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1930年她告诉后来成为其密友的埃塞尔·史密斯：“我多么痛恨嫁给一个犹太人——我多么恨他们的鼻音，他们东方风格的首饰，还有他们的鼻子和下巴下面那堆松塌塌的皮——我是多势利的一个人啊，就因为他们拥有无比的活力。”她可不是唯一有此想法的人。在《岁月》（1937）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个时代来自她那个阶层的声音：
“有人走进来吗？”她双眼注视着门口。
“那个犹太人。”她喃喃自语。
“那个犹太人。”他说。
他们侧耳聆听。他现在可以听得很清楚。
有人在拧开水龙头；有人在对面的房间里洗澡。
“那个犹太人在洗澡。”她说。
“那个犹太人在洗澡。”他跟着她又说了一遍。
“然后明天浴缸里面就会有一圈油印子。”她说。
“那个该死的犹太人！”他喊了起来。
赫米奥娜·李（Hennione Lee）在其所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中指出，英国上流社会的反犹太主义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不能对弗吉尼亚在这方面的表现过分苛责，毕竟她没有恶意；但这也是让人不快的。
伦纳德感觉到她对嫁给他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态度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瓦奈萨鼓励他（“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我唯一可以想象成为弗吉尼亚丈夫的人”），弗吉尼亚对他的迫不及待并没有表现出讨厌，所以他冒险辞去了殖民地公务员的职务，一直等着。接下来在5月29日，当他们俩在布朗斯威克一起吃完午餐之后，非常意外地，弗吉尼亚告诉伦纳德，她爱他并且愿意和他结婚。他们去泰晤士河划船以平复两人激动的情绪。她向所有的朋友都宣告了这个消息。她写信给珍妮特·凯斯：“我要嫁给伦纳德·狼了——他是个犹太穷人。”接着伦纳德带她去了帕特尼（Putney）他母亲家。这次会面并不成功。伍尔夫太太没有受到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的邀请，自然十分难过。1912年8月10日，婚礼在伦敦圣潘克拉斯登记处举行，瓦奈萨、达科沃斯兄弟、邓肯·格兰特、罗杰·弗赖和其他几个人见证了这场婚礼。克莱夫在戈登广场为他们准备了午饭。他们就这么结婚了。弗吉尼亚三十岁，伦纳德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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