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两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新保守派的政治崛起。第一章是对新保守派本质特征的综述，第二章追溯新保守派的起源与成长过程，第三章重点谈里根革命。第四至八章为第二部分，论述新保守派的全球战略。其中，第四、五章探讨政治战略，从权力问题展开；第六、七章探讨新保守派的文化战略，由正当性问题入手；第八章首先探讨新保守派的对华战略，它是其全球战略的实战应用，最后分析中国的回应策略。

美国新保守派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思想理论渊源是什么？政治基础在哪里？它的组织网络与运作特点是什么？它将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结构？本书是作者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是长期思考的结晶。

第一部分 政治崛起

第一章 什么是新保守派

 第一节 新保守派的“新”

 第二节 狭义新保守派

 第三节 广义新保守派

第二章 崛起的道路

 第一节 左右变奏

 第二节 托派怪胎

 第三节 跻身主流

 第四节 形左实右

 第五节 秀才遇见兵

第三章 里根革命

 第一节 适度危机

 第二节 是“裂变”还是“聚变”

 第三节 单峰骆驼

 第四节 锋芒毕露

 第五节 婴儿啼声

第二部分 全球战略

第四章 政治战略

 第一节 布局

 第二节 自由与孤立

 第三节 以色列与中东

 第四节 从地缘到全球化

第五章 权力组织

 第一节 权力运作

 第二节 民主扩张

 第三节 软硬兼施

 第四节 全球管理

第六章 文化战略

 第一节 美国特殊论

 第二节 与保守主义接轨

 第三节 与宗教接轨

 第四节 价值观的罗盘

第七章 意识形态

 第一节 施特劳斯

 第二节 信息体制

 第三节 从教育到教娱

第八章 新保守派与中国

 第一节 对冲战略

 第二节 中国威胁论

 第三节 实施步骤

 第四节 出牌与牌理

 第五节 金融对弈

 第六节 中国大战略

第二章 崛起的道路

第一节 左右变奏

新保守派的诞生为一种结构性的因素所左右，这就是美国政治中永恒的“左右变奏”，其运动形式可以表述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政治流向。它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演进方式，即在政治钟摆的向左与向右的交替运动中得以实现。当然，这里所说的“左”与“右”是广义的概况：向左的摆动意味着加强国家机器的能力，而向右的摆动则意味着加强市场以及以市场自由为取向的个体活力。这种演进方式不但可以解释新保守派的诞生与崛起的某些必然性，同时它也预言新保守派的终结与消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左右变奏”不但相互包含、相辅相成，而且相生相克、相互转化。在向左转的路线里蕴藏着向右转的种子，内藏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因子，反之亦然。一旦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新保守派的“逆生”感到奇怪了。所谓“逆生”，指的是：新保守派诞生于罗斯福的强调国家功能的社会主义路线，随后又在美国政治的左派阵营中滋养发迹。老子云：“反者道之动，此之谓也。”

总体而言，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阵痛以及全面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20年代末期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政治的分水岭，从30年代开始，罗斯福新政开启了政治向左摆的进程，并在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计划中达到最高点，完成“三十年河东”的周期，随即衰微。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经济滞胀则是另一个分水岭，80年代的所谓“里根革命”则开启了政治向右摆的进程，亦即新的“三十年河西”的周期。它在小布什任内是否会达到顶点，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向右摆的大趋势是很难倒转过来的。从目前形势看，新保守派以及广义的保守主义扩张的势头仍很强健，可谓方兴未艾。小布什总统将社会安全体制私有化作为第二任期内国内改革的首选目标，恐怕并非偶然，因为这项改革无异于要清算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所奉行的社会政策的基础。它是否能够成功可另当别论，但其矛头直指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基础，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毋庸置疑，新保守派的崛起是以美国政治版图右移为背景的，当然也是这一结构性调整的重要结果。许多论者以为，新保守派的政治崛起应始于80年代的“里根革命”，但它的酝酿与诞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在里根登上总统宝座之前的35年中。在此漫长的婴儿期，新保守派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性调整，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它必须紧跟外部世界变化的步伐。首先是冷战。冷战的进程使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了永久性地位，同时也使美国的国家组织发生了质的变化。严格来说，在“二战”以前，美国没有一个军工联合体。这是因为美国一直实行一种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既没有对外用兵的国家组织的基础，也没有一支庞大的常规军。按照美国建国者的设计，美国国防力量的主体是各州的国民自卫队以及民兵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立即解散了由联邦政府支配的军队，恢复到传统的、分散的、地方性的武装体系。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战时国家组织并没有恢复常态，相反，战时的军事组织与国家管理体制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军工联合体的发展与壮大。显而易见，这一“新常态”偏离了美国的政治传统与历史轨迹，发展到60年代，已经有喧宾夺主的气势。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退职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军事工业相结合，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全部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一在每个城市，每座州议会大楼、每一联邦政府机构内部都能感觉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绝对必要，但我们不应忽视其重大的影响。它涉及我们的人力、资源、生活，乃至我们的社会结构。”他进一步警告美国人民，这个庞大的联合体，正在政府各部门内取得“无法证明其正当性的影响力”，而其“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不但已经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决不能让这一联合体的势力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我们不应心存侥幸。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强迫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与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与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行伍出身，作为美国政治右翼大本营的共和党领军人物，他的这番话耐人寻味。因为在政治光谱上，军工联合体几乎在本能上倾向右翼及保守，故与共和党的政纲最为接近。然而在渊源上，军工联合体的营养源则往往来自于民主党的工业与社会政策，包括左翼政治力量强化国家机器、节制自由资本的努力。前者可追溯至罗斯福新政，后者可追溯至罗斯福的战时内阁。身为共和党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把矛头指向以国家机器为依托的军工联合体，其实是要回归美国传统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早期市场资本主义的体制，即一方面强调个体自由，一方面强调市场自由，我们不妨称之为“传统自由主义”。这与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有显著不同，后者更强调自由民主的正当性基础，重视社会正义的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学者一般以个体主义的自由与社群主义的自由来区别这两种自由主义，或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来加以区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两种自由路线其实是“左右变奏”的一个表现形式，其相互包含的“交互性”是不容否定的。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正是在这种“交互性”中达到左右之间的默契协调，乃至某种共治。

可以想见，在这种“左右交互性”中，“二战”后美国右翼力量的崛起必然难以摆脱来自左翼政治的影响，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新保守派不管看上去如何“右”，仍然是“左中之右”。这就像音乐中副题曲往往是主题曲的某种对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副题可以转化成主题曲，而原来的主题曲可以变成从属的副题曲。美国政治可谓千变万化，但难以摆脱这种“左右变奏”的结构性。新保守派是从“左”的主题中变奏出来的，是“左中右”，在冷战时代的早期，它仅仅作为副题而存在。

除了“左右交互性”以外，另一个制约新保守派的因素是一种“上下交互性”结构。在冷战期间，美国右翼阵营中出现了两个新成员：一是从基督教福音运动产生的基督教的右翼势力，二是从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的新保守派。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运动。这两股力量在里根时代合流，形成了新保守派能施展身手的政治资源与基础，并整合成地地道道的政治潮流，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上下结构意味着，新保守派与基督教福音派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脑与手的共生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大脑思考手做事，这种脑手的协调关系正是当今新保守派在美国滥觞的第一条件。在追溯这一关系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新保守派的“脑”的构造，亦即它首先作为知识分子运动的特征。有趣的是，新保守派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并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突发奇想的结果，但早期新保守派的主体恰恰来自于几个知识分子的突发奇想。当然，这个主体经过了相当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它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着“二战”以来美国政治版图演变的节奏。

P37-41

自9·11以来，新保守派在美国政坛迅速崛起，在华盛顿带动着一种风潮。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不是“和平”崛起的，在其推动主导下，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使国际格局为之一变；二是它方兴未艾，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有关其昙花一现的预期。现在看来，新保守派及其全球战略已经不是一种思潮了，它代表着美国的主流观点。因此，即使在布什之后民主党有缘入主白宫，新保守派的现象恐怕仍会存在。

什么是新保守派？它的思想理论的渊源是什么？政治基础在哪里？它的组织网络与运作特点是什么？它将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结构？这些是我常萦绕于心的问题。可以说，此书是我在华盛顿智库多年工作经验之积累，以及长期思考之结晶。总体而言，我认为新保守派现象是西方文明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的一种危机，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对其深层次矛盾的强劲应战，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识与传统根基。在某种意义上，新保守派现象是一种回光返照，类似于清末的“同治中兴”。但它的前途未卜，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新保守派是在全球时空舞台上展开的，故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华文明之崛起影响深远。当然，长久而言，区区新保守派并不能阻挡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总体趋势，但在近期内，其反弹力道之强劲，仍不可小觑。

在我看来，新保守派的全球战略应该分为四个部分，即政治战略、文化战略、经济战略以及军事战略。前两个方面是全球战略的软体部分，而后两个方面是硬体部分。在这本书中，我仅仅完成了对新保守派全球战略的软体部分，即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的初步思考。本书共分两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论述新保守派的政治崛起。第一章是对新保守派本质特征的综述，第二章追溯新保守派的起源与成长过程，第三章重点谈里根革命。第四至八章为第二部分，论述新保守派的全球战略。其中，第四、五章探讨政治战略，从权力问题展开；第六、七章探讨新保守派的文化战略，由正当性问题入手；第八章首先探讨新保守派的对华战略，它是其全球战略的实战应用，最后分析中国的回应策略。然而，无论如何，此书不能算是一本以资料整理为基础的严谨著作，毋宁说，它是一种战略学的探询，是对世界政治及其内在逻辑的个人化的思考，因此，此番对新保守派全球战略的清理，受限于我个人的观点与知识局限，错误与疏漏之处，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能写就此书，要感谢许多人。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老人家在生命的弥留阶段长睡不醒，允许我日日陪伴在他的床边，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月，此书的后半部几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气呵成的。但由于仓促回国、身边所带资料不足，很多内容只好凭记忆，后半部一个引证也没有，请读者见谅。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要登机返美了，我愿以此书奉上我对老人家的永久思念与记忆。

在构思此书的过程中，很多朋友给予了我慷慨的帮助。我要感谢梅仁毅教授、王绍仁教授、倪世雄教授，他们多次鼓励催促我完成此书。与邓正来教授与程农教授的交谈，给我很多启发。我从孙健龙律师、马俊岭律师、周兰博士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美国金融、法律与教育方面的知识。毛思一教授与孙雁教授对于美国政治的看法，‘给我诸多启发。韩联潮先生与时和平先生的有关美国政府与国会的知识，使我受益匪浅。秦亚青教授、曲星教授、郑启荣教授向我介绍了国内的相关研究，对我帮助很大。此外，我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与研究生，在2004年讲学期间，我得益于他们的好学深思，而课堂的讨论交流也给我很多启发。杨光辉先生在出版发行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最后，我要感谢爱妻瑞莲以及蔷蔷与翰翰对我的关怀、支持与理解。

刘晓竹

2006年7月3日于北京万柳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