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查卫生都来好多人，门里门外转不开身。那些人是临时凑拢的，除了居委会几个大妈，有疗养院的剃头佬、供销社会计、邮局老杨……还有菜场楼上那个姓骆的。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拨人，有时街道主任亲自带队。他们戴着白手套，这儿翻翻那儿翻翻，橱里柜里都要检查，最后根据白手套上沾了多少灰垢判定卫生等级（分优、良、合格与不合格）。那姓骆的眼睛很尖，每次都能让他逮着死角。他小时候，这样的查卫生是常有的事儿。一九六。年代初，日常生活已纳人制度范畴。饮食男女，出人起居，都不再囿于私人叙事。有时半夜三更查户口，霍地闯进来一帮人，搞得鸡飞狗跳，就像鬼子进村。
他一直不知道那姓骆的是干什么的，好像没有什么正式职业。那人见谁都咧着嘴笑（细看嘴上有一块补过的兔唇），露出一颗镶金的上牙，由于一条胳膊有残疾，被人称作“瘸老骆”。手臂的毛病怎么能说是“瘸”呢，他总觉得这说法本身就跛脚。听大人们说，这老骆过去是个人物，在“烧毛党”里混过，大小算是个头目。解放前“烧毛党”是老百姓谈虎色变的土匪武装，日本人来的时候编入了汪伪“和平军”。据说那时节姓骆的很神气，穿一身香云纱褂子（俗称“拷皮衫”），腰上插着两把驳壳枪……这不知是真事还是人们的想象。他没法想象瘸胳膊瘸手能有双枪李向阳的范儿，可那香云纱褂子总在他眼前晃悠，夏天老骆似乎就那一身衣服，已经很旧了，看上去油渍渍的，还散发一股腥臭味儿。
老骆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夏夜乘凉时在菜场楼上摆龙门阵，那儿有一处露台，边上搭着丝瓜架子，还养了一些凤仙花。都过去半个世纪了，他至今还记得那些瓦岗寨、杨家将的段子，什么程咬金劫皇纲呀，杨宗保大破天门阵……有趣的是，老骆还有打鬼子锄汉奸的故事，开讲七郎八虎闯幽州之前，先来一段敌后武工队肖飞买药什么的，就像古时市井说话的“得胜头回”。老骆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谁都没往深里想过。本来，老骆自己并不存在于他讲述的故事之中，那些故事另外有一个叙述主体。可是面对一帮说起打打杀杀就来劲的半大孩子，老骆总是捺不住要蹿人故事里边，老子晓得驳壳枪总是抵不过小钢炮，不如干脆拿炸药包……虽说故事先于叙述，故事却只能在叙述中展开。一旦叙述成了僭述者的故事，也便成就了僭述者的尊严。有一年夏天讲《蜀山剑侠传》，弄得新村男孩个个耍刀耍剑，老骆油渍渍的香云纱褂子俨然成了峨眉派祖师刀枪不入的铁布衫。又过了几年，“文革”了，一夜之间姓骆的忽然踪影全无，仿佛真的遁迹江湖了。
他曾想，这人从前莫非是共产党卧底？眼下电影电视剧都玩“无间道”的新思维。
那天逛街，居然遇到老骆的小儿子“没牙”。见着眼熟，可一口齐齐整整的烤瓷牙却让人疑惑半天。他想起小时候斗殴，“没牙”的几颗门牙都在石板上磕没了。这小子现在抖上了，驾一辆模样粗野的suV，不由分说把他拽上车，说是带他去一个地方。那儿很像是好莱坞电影里乱哄哄的唐人街，进了一家叫“老娘水饺”的饭馆，原来是“没牙”自家的店铺。喝酒时，问起他老爸，“没牙”说，别提那老东西，老子这辈子让他害苦了……P5－8
经历了文化禁锢的年月，这一代人的阅读如饥似渴，因而是真正的阅读，于是阅读常常溢出为写作。去寻找，去发现，去发明新的真伪不明的那本书，这是文学的宿命，也是这一代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宿命。——黄子平
本书收入了一百多个小故事，其中六成以上是我给《书城》杂志撰写的“编辑部札记”，其余则是不同时期写下的同类文字。自七年前参与《书城》编辑工作以来，每个月都要给刊物写一篇这样的卷首语，我不想写成那种导言式的文字（期刊卷首语、卷尾语大抵有一种固定套路），就往经验表述的路子上走了。面对到处皆是的哲理与说教（抑或谎言与废话），回到存在与表象的世界会让自己脑子清醒一些。我总觉得，故事是先于一切的存在（当然不是指物理世界）。我们只是在叙述中才有可能贴近生活的本源——人性的本源。
对我来说，写作基本上是经验的还原，当然还需要借助一点想象力去找寻叙述的话语构形。其实，故事往往被人们的记忆压缩为一个个意象，譬如印在博尔赫斯脑海里的一排铁矛似的围栏，匕首和六弦琴，街头的杂货铺子或是马车上的铭文。至于我自己，脑子里永远有一堆杂乱的东西，有些只是一些模糊的印象（不是意象）。如何把模糊的东西梳理得清晰一些，将那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变成叙事性的呈现，这番劳作实在是有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妙趣。我写的故事无论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都跟自己的人生阅历有关，我不是一个能够将想象置于经验之上的作家。不过，细心的读者也许能够看出，那里边多少都有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绝非刻意要超然物外，只是自己永远摆脱不了生存的被动，这类故事里的看客心态也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随着年事增长，少年的天真和壮岁的悲悯已离我远去，回望之际偶尔还能感受到当初的一丝心悸。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许多琐屑小事似乎都有某种特殊指向，某个突来如其的想法会在一瞬间改变自己。一位西方诗人说玫瑰的绽放没有理由，可是我们卑微的生命总是印证着世事沧桑。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往昔耳濡目染的生活素材很值得去挖掘。是的，有趣的故事往往产生于偶然性和平庸生活的相遇之际，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会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中国人多半对家长里短的流言蜚语颇感兴趣，我本人也是这样，年轻时对政坛小道消息更是津津乐道。多少年来，我们在叙述与传播中长大，在想人非非的梦境中变老。
感谢黄子平兄为本书作序，他的理解和批评让我备感欣慰。写作这些故事时一直得到冯统一、程德培、吴亮、许志强诸兄的鼓励和鞭策，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今后如果还能写作这样的东西，我一定要写得更好。
吴彬女士担任本书责任编辑，亦是我文字生涯中的一份荣耀。
李庆西
二○一三年八月干杭州
那年月焚书坑儒，闹书荒，这一代人读书不易；饥不择食，逮到哪本读哪本。据说庆西当年到手一本《农业机械维修手册》，硬是从目录到正文再到插图里外钻研了个透彻，至今家里修个吸尘器什么的，还是他的活儿。若是碰到中外小说，那就得排队轮候。有好心人将司汤达的《红与黑》拆成一二十沓重新装订，以加快流通速度。化整为零的阅读经验有点诡异了：“记得是于连被砍了头又好端端地在侯爵府上混事，打碎了日本花瓶撒丫子跑回埃里叶去爬德瑞那夫人卧室窗子，真叫跌宕起伏，真叫大开大阖，每人读的版本都不一样，随机取组的个性化阅读——这能排列出多少个组合？真是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于连·黑索尔，后现代？那是刀耕火种的后现代，那感觉不就是时空错位颠倒乾坤吗，你说是颠覆也好，创造性误读也好，反正当年的草根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起初拆开的《红与黑》凑一块儿还是完整的一部，后来慢慢缺了几沓，于是那漫漶之处就拉出了空当，没有了瓦勒诺先生更好，于连还少了点羁绊，作兴更拓开了阅读的想象空间。”
线性叙事和解构叙事表面看来是作家的创作设计，其实都是读者阅读的结果。所以，反向的阅读策略也是可行的，——譬如，把李庆西的这部《小故事》读成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皇皇大著，又会怎样呢？一个叫“兔子”的主人公构成了叙事的主线：童年的兔子，跟着疗养院总务科的父亲侍弄菜园子；读中学的兔子，文理各科成绩优异上课却老是走神；在北大荒插队的兔子，在松花江畔的夜晚吹着忧伤的口琴；退休后做“住家男”的兔子，在菜场里跟熟识的摊贩闲聊天。其间又穿插了一些无名无姓身份不明的“他”或“她”，神出鬼没，若隐若现，把“他”或“她”的所见所忆所思所读（尤其是所读），把无数的“时间碎片”，镶嵌到被称为“世界”和“革命”这样的宏大框架里，既是破碎解构的，又是线性整全的。如此暴露出《小故事》的创作野心，正不可谓之“小”。
庆西的拿手绝招是把日常市井俚俗场景，跟历史哲学思考天衣无缝地拼接起来，将浮浅与深刻、严肃和诙谐无与伦比地熔为一炉，反而成就了庄子式的“逍遥游”大境界，却又如此紧贴大地，紧贴现实，紧贴时代。那个在天桥下弹吉他卖唱的小伙子：“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破旧的背囊里几乎全是书。他在读《罗马盛衰原因论》。拾荒老头说你读那么多书怎么也混成个盲流，摇滚歌手吼天吼地唱道：“我跟你说……其实说了也白说，一百年的蹉跎，几辈子修不成正果！”那个职业杀手（“刚刚在驻马店干了一票”）一边撕着烧鸡，一边讨论汉语方言里的第一人称代词：张口就带出一个后鼻音ng，更显得畏葸。如，山东话读“ngan”（俺），陕西话读“nge”（额），客家话读“ngai”（崖），还有宁波话读“ngo”，绍兴话读“nga”……只有皇上的那个“朕”字真叫掷地有声。在乱得不能再乱的医院输液部（腹泻患者的导管没准插到挂着牛皮癣的药瓶），叙述者安排了房地产演说家和饭局中介人的交响：“……那又招谁惹谁了？靠！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就没有老百姓的社会主义！”“我说……明儿咱们小范围内吃个饭，就你们几个局长加上我和老郑……老赵嘛，您知道他就那点破事儿……嘻嘻，没错，老时间，老地方，餐后还是老节目……”在这一片世俗的纷扰和喧嚣之上，穿插其间类乎“读书笔记”的篇章就带出一种苍凉和凝重。与当代许多不阅读只创作的作家不同，李庆西是既创作又阅读的作家，毋宁说，他是阅读多于写作的作家（且不提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我花在别人的书上的时间远多于自己的书”）。倘若依这些“笔记”列出一个书单，会是很长很长：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加哈罗德·品特的《房间》；索尔·贝娄的名篇《寻找格林先生》和《贡萨加诗稿》；博尔赫斯的《等待》和《阿韦利诺·阿雷东多》；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和《凶年纪事》；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韦伯的《以学术为业》，等等等等。注意：这些“阅读笔记”出自小说的人物“他”之手，而不是作者本人之手。人物在“故事”里阅读，阅读又影响了或转换为“故事”。这一虚构的叙述层次非常重要，将书本中的故事和小说的故事“艺术地”打通了。
牛仔拔刀子斗殴的酒吧，加上沉思冥想的图书馆，对了，这是博尔赫斯。庆西心仪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毕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思考这个混乱的世界？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流是用语言的紊乱、事件的杂凑和潜意识的探索来和生存的混乱相对应，而博尔赫斯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认为世界是由智力空间的形状和形象所建构的，从而发展出他小说的简洁诗学，坚持用一种智性的精神秩序来克服世界的混乱。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在四十岁的时候，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他自己发明为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他假定自己最想写的那本书，早就写好了，早就由他人写好了。此后“他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就是杜撰的”。如此，就形成了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永恒的价值循环。文学文本留下了一些意象，一些情境，一些母题因子，像回声般互相震颤着，积淀到集体记忆中，而且一经出现就会被认出。
李庆西的方法有多大程度受到博尔赫斯的启发不好说，但我们看到《小故事》里“潜在文本”有如万斤泉水随地涌出，随心所欲地“援引”进兔子的生活世界。仅举《心狱》这一篇为例：叙述者有点疑神疑鬼，疑心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监视。这两天，街边的小吃摊也换了，做鸡蛋煎饼的走了，来了卖肉夹馍的娘们。他把老婆拽到窗帘旁，悄声说，看见那些人了吗？人家干活管你什么事儿！看样子绝对不正常。老婆撇嘴道，你总是胡思乱想。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远远的，有人牵一条宠物狗走过，那狗在马路牙子上寻寻觅觅，嗅来嗅去。似乎，一切都非常可疑。他想起鲁迅的狂人说过，“我怕得有理。”从《狂人日记》直接就跳到了《苏联的心灵》：一九四五年初冬，以赛亚·伯林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拜访阿赫玛托娃。他们彻夜长谈。她问起流亡西方的俄国作家，说到大清洗与集中营……说到罹难的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女诗人肝肠寸断，泣不成声。伯林的叙述有时变得犹犹豫豫。阿赫玛托娃身上有一种殉道精神，乃以感受苦难的方式不断对现实进行控诉。城管来了，在跟肉夹馍娘们打情骂俏。阿赫玛托娃可谓一根筋，毕竟是贵族范儿。他想起“有恒产者有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圣贤之言。可是圣贤又说“为富不仁”、“肉食者鄙”。真是凡事一说即落言筌。窗外绿枝摇曳，肉夹馍娘们笑得震天动地。
这一代阅读者中，如庆西般读书之多、之杂、之深，不在少数。但很少人能像他这样，把触类旁通的阅读转换为“故事”，构筑为小径交叉的叙事花园。
经历了文化禁锢的年月，这一代人的阅读如饥似渴，因而是真正的阅读，于是阅读常常溢出为写作。从那贫乏荒凉的青春年代，这一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图书馆，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向外部开放，向‘真伪不明’的书开放的图书馆，‘真伪不明’这个词的语源学意义是‘隐藏’。文学就是寻找隐藏在远方的、改变已知之书的价值和意义的那本书。就是一股拉力，拉你去重新发现或者发明新的真伪不明的书”。去寻找，去发现，去发明新的真伪不明的那本书，这是文学的宿命，也是这一代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宿命。路漫漫，其修远兮，咱还得接着跑啊，跑吧，兔子！
李庆西编著的《小故事（精）》内容涉猎广泛，捡拾材料丰富并富有时代特色，故事中穿插了作者经历中的人和事，历史、当下、学界、市井都能收入笔下，在结合所见所忆所思所读（尤其是所读）中，把无数的“时间碎片”，镶嵌到被称为“世界”和“革命”这样的宏大框架里。
李庆西编著的《小故事（精）》收入了一百多个小故事，其中六成以上是作者给《书城》杂志撰写的“编辑部札记”。本选题的写作涉猎广泛，捡拾材料丰富并富有时代特色，作者认为写作基本是经验的还原，当然还需要借助一点想象力去找寻叙述的话语构形，在叙述中才有可能贴近生活的本源——人性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