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菲尔是一员名将，也是世界范围内他那个职业、尤其是装甲机动战方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李德·哈特曾赞誉他是“杰出的装甲兵领袖”、“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著有《最长的一天》、《最后一役》和《遥远的桥》等名著的作家瑞恩也曾说他“可能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之后德军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至于曼陀菲尔的战时上级和昔日对手对他的好评更是不绝于耳。为这样一位声誉卓著而且也非纳粹分子的将领立传，的确容易滑入一种膜拜的轨道。汪冰编著的《曼陀菲尔传》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力求相对客观公允、翔实全面地介绍曼陀菲尔的一生。读完本书的读者，掩卷之余定会发现，全书竭力避免描写德国著名军事人物时常见的“膜拜”、“猎奇”或“一批到底”的写作方式，而是试图在言出有据的前提下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前德军高级将领。

哈索·冯·曼陀菲尔出身普鲁士贵族世家，幼龄从军，二战中成为著名装甲兵领袖之一，也是获得镶钻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27位军人之一。他曾任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北非、东线和西线战场都有他的踪影，洛林和阿登战役中曾与巴顿和布莱德雷等美军名将较量，纳粹帝国崩溃的前夜又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对决于奥得河畔。战后的曼陀菲尔曾任西德国会议员，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军事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汪冰编著的《曼陀菲尔传》是华文世界的首部曼陀菲尔传记，对传主亲历的重大战役有着繁简得当的精彩描绘，更是首次独到地总结了其战后经历。《曼陀菲尔传》资料客观翔实，文笔生动流畅，图片精彩纷呈，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欣，赏价值，又具备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第一章 引子

第二章 成长的轨迹：早年岁月

第三章 无奈的看客：投身装甲部队

第四章 冰火的洗礼：莫斯科郊外的叹息

第五章 伤心的大漠：突尼斯格勒

第六章 钢铁的怒吼：重返东线

第七章 耀眼的战星：“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

第八章 名将的较量：洛林战役

第九章 帝国的深秋：阿登反击战

第十章 套紧的绞索：奥得河畔

第十一章 躁动的灵魂：战后岁月

第十二章 矮小的巨人：大结局

注释与参考书目

流入心田的鸩酒：一战经历

曼陀菲尔奉命加入的第6步兵师成军于1818年，曾在其先祖埃德温·冯·曼陀菲尔麾下参与了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是一支实力超群的王牌师，一战期间曾被英法盟军评价为战斗力最强的几个德军师之一。一战爆发时，第6和第5步兵师构成了有“德军精锐”之称的第3军的主体，该军军长是步兵将军洛考（Ewald von L0chow），军参谋长则是因一战后缔造了国防军而大放异彩的军事改革家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上校。第3军和其他5个军一起隶属于克鲁克（Alexander Von Kluck）上将的第1集团军，这个拥兵32万的集团军是西线德军执行“施利芬计划”的核心部队，任务是制服比利时后冲向英吉利海峡、包围巴黎和聚歼法军主力。“施利芬计划”是由1891至1906年担任参谋总长的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元帅于1905年提出的，旨在借助大规模钳形攻势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彻底击溃法军。按照他的构想，强大的德军右翼应在越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后长驱直抵巴黎以西，而后于巴黎之南掉头向东，围歼驻守在梅斯（Metz）一孚日（Vosges）山区一瑞士边境的大批法军。为取得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施利芬构想把普法战争后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作为诱饵，诱使法军在战端开启之际即向该地区进攻，而德军随后将把对手牢牢地锁在这里加以全歼。施利芬计划提出后几经修改，虽已成为德军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但其大胆赌博的性质还是招致一些将领的批评，因为整个计划中存在大量的“如果”、“或许”、“希望”等有一系列先决条件的假设。尽管存在很大风险，德国还是在战火初燃时把西线的全部赌注都押在这个计划上。参谋总长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上将深知最右翼德军达成目标的关键在于不顾一切的神速进军，为此特意选择了以冷酷无情出名的克鲁克来执行攸关全局的任务。即便驱策部下毫不容情的克鲁克也深知，他对那些身负40公斤装备、顶着烈日酷暑徒步行军的士兵们要求得太高太多，而且随着推进的深入补给线势必越来越长、越来越不安全，更何况参谋本部还规定必须在6周内完成任务。众多的原因使摩托化程度很低、缺乏车辆的的德军未能实现预期的致命一击，他们的确抵达了巴黎附近，但在马恩（Marne）河一线受阻，在一系列判断决策的细微失误中，从德皇到普通德国人都翘首以待的速胜化作了泡影。10月中旬时德军撤往埃纳（Aisne）河，交战双方展开了所谓“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的争先战，德军利用弗兰德斯半岛的相对真空状况，试图再次从侧翼包抄英法盟军。到11月20日，精疲力竭的德军因无力突破而停止了攻势，堑壕战开始降临，并成为此后三年间西线战事的主要特征。

战端开启之际，东线德军仅有位于东普鲁士的第8集团军，对手是俄国第1集团军。当俄国第2集团军开始从南翼运动并威胁到东普鲁士时，惊慌失措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建议速撤至维斯瓦（Vistula）河背后防御，结果被立即解职，代替他的是1911年起即告退隐的兴登堡。兴登堡的参谋长是刚因攻陷比利时列日（Liege）而声名大噪的鲁登道夫（Erich LLidendorff）将军，这位参谋长采取了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的战术，首先吸引第一路敌军的注意力，然后通过快速的兵力调动和集结再给予第二路敌军以致命打击，最后再集中所有兵力回头收拾第一路之敌。德军第8集团军首先于1914年8月31日在坦能堡（Tannenberg）围歼了俄第2集团军，随后又在马苏里亚恩（MaSUrian）湖地区以双重包围的攻势歼灭了俄第1集团军大部。这种战术在20多年后的二战东线战场上还被反复使用，尤其是被机动能力更强的德军装甲部队运用得更为娴熟。两役之后俄国损失了25万精兵和650门大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此成为德国公众眼中的超人和英雄，其声望使德皇或任何高官都相形见绌，此后几乎无人再敢质疑他们的政策和军事智慧。这种情况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年主持参谋本部后变得愈发严重。其实，早在1914年冬德皇威廉二世就曾对参谋本部的大权独揽和军事独裁大发牢骚：“参谋本部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也不征询我的任何意见。假如德国人民认为我是最高指挥，那么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我喝茶观树，四处散步，这一切都让这些绅士们感到高兴。”

从1915年起，东西两线均滑入了血腥的僵持状态，第6步兵师也开始沿着索姆（Somme）河修筑工事和堑壕，进入了旷日持久但没有任何决定性结果的阵地战。1915年晚些时候，第6步兵师被调到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作战，但很快又在次年初返回西线，参加了第一次凡尔登战役开始阶段的作战。曼陀菲尔则是在1916年5月初来到凡尔登一带向第5骑兵中队报到。在1914年8月总动员时，第3轻骑兵团的十个骑兵中队被平均配属给第5和第6步兵师，第5骑兵中队与其他4个中队一起成为第6步兵师的师属骑兵。1916年4月刚结束的凡尔登战役第一阶段中，德军占领了杜奥蒙城堡（Dotlau rnont），法军的3个步兵师在300门大口径重炮支援下5月下旬又发起了夺回城堡的反攻。第5骑兵中队虽参加了城堡防御战，但主要任务却是运送炮弹，曼陀菲尔等军官的职责是侦察敌情和巡逻。法军的5月攻势未能如愿，统帅贝当鉴于伤亡惨重拒绝继续进攻，为改变法军在凡尔登一线的困局，英法盟军又于7月1日在凡尔登以北发起了索姆河之战。在此阶段战事中，曼陀菲尔在索姆河畔的重镇巴波姆（Bapaume）附近执行了大量侦察任务，并在9月15日见识了新型武器——坦克的处子秀。那时索姆河之战已进行了两月有余，双方的厮杀久久未能产生结果，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黑格（Dotlglas Haig）爵士为打破僵局，决定将49辆MK—I型坦克投入战场。不过，他将这批进军速度比徒步行军快不了多少的新型武器视为机动性稍强、火力更猛的装甲地堡而已，不仅如此，他还将本就稀少的铁家伙分散配给步兵使用。40余辆实际参战的坦克多半在途中出现了机械故障，10余辆又为地形所限、并被反复轰炸炸出的巨型弹坑所困，最后仅有9辆抵近德军前沿。不过面对这些风闻已久但从未见过的钢铁怪兽，有的德军一线部队一时惊呆、不知所措，任凭坦克碾过战壕或干脆举手投降，有的一触即溃、四处逃窜，还有的则很快从最初的错愕中恢复过来，展开了顽强抵抗，直至被吞噬。第14巴伐利亚步兵团就是被坦克从头顶碾过的部队之一，当天减员1600人，其中半数失踪、绝大多数被俘，这对仍为自己的战斗力和意志深感骄傲的德军来说，绝对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超高战损比。不过，英军坦克的成功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当德军从恐慌中镇定下来，稀少且被分散使用的这些坦克也就无法阻止德军几个反扑就将所有突破口重新堵上。入夜时分，索姆河一线又恢复了原状。

几十年后，已成为装甲兵将军的曼陀菲尔在回忆英军坦克的首秀时，用了“缺乏支援武器、为泥泞和弹坑所困”等字眼解释其初战为何缺乏亮点。在1916年的初秋，作为旁观者的曼陀菲尔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投身装甲部队，并成为世界范围内这个兵种最优秀的指挥官和专家之一；他恐怕也未预料到这次并不醒目的首秀，还是令英军看到了坦克的潜力，促使他们订购了1000辆坦克并随后组建了史上第一个坦克军团。一直对使角坦克和装甲车协助突破半信半疑的德军高层，此战之后终于有所触动。德军第3集团军群参谋长向参谋本部汇报时曾这样写道：“敌军使用了既残忍又高效的新式武器。毫无疑问他们将大规模投入这种魔兽般的机械，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德军随后扩大了反坦克武器的生产，还专门责成一个委员会加紧坦克的研发和生产，而这个委员会名称的缩写“A7V”也成了一战德军第一批坦克的型号。

P11-12

二战硝烟甫一散尽的1948年，英国军事理论权威、历史学家李德·哈特就在其名著《山的那一边》中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断语：“这场大战中的德国将领们是他们这个职业——任何地方的这个职业——最精致的产品……”姑且不论这里掺杂了多少个人偏好、道出或隐藏了多少是非真相，昔日对手的一位军事大家的赞誉之词，确曾让多少败军之将在昔日尊荣被剥扯得体无完肤时、在咀嚼失败这杯苦酒的痛苦反思中，能够略微抬起他们曾经高昂的骄傲头颅，甚或生出涕零的感激之心。虽不能说所有德军将领都是军旅职业的精致产物，但后人关注的视角似乎也不应总集中在那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家身上——传记作品早如汗牛充栋的隆美尔，被称为德军最优秀的大脑的曼施坦因，当然还有那位驰骋四方、性烈如火的古德里安。而这恰恰似乎就是多数军事历史爱好者有机会详加了解的几乎所有“最精致的产品”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曼陀菲尔传记，就是一位战史研究爱好者试图稍加改变前述格局的一次尝试。

曼陀菲尔纵然不如前述三位将领那么广为人知，但也绝非无名之辈——在中外出版的数百种关于阿登之战的著作中，必然会看到著者们或繁或简地提及德军主将、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曼陀菲尔固然是在阿登之战中牢牢树立了自己名将的声望，但其参与或主持过的重大战役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是二战后半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曼陀菲尔1897年出生于普鲁士名门望族，曾祖中有一位堪称铁血宰相俾斯麦竞争对手的军事家兼政治家曼陀菲尔元帅。1908年，11岁的曼陀菲尔进入预备军官学校成为少年军校生，3年后进入著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经过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和军事教育后，1916年初以骑兵少尉军衔投身一战，随第6步兵师转战西线和东线战场。一战后，他随自由军团参加了柏林平乱、剿灭慕尼黑等地革命运动的镇压作战，稍后又被遴选进入战后的10万国防军，成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他长期供职于骑兵，直至1934年末调入初创中的装甲部队。作为古德里安第2装甲师的一名连长，曼陀菲尔与这位装甲兵之父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关系，他的能力、口才和教学才华使古德里安将其派往装甲兵学校训练基层军官，他也在教官和校长职务上一干就是7年。

曼陀菲尔错过了1939至1941年初的所有战事，包括德军最经典的闪电战胜利法国战役。他的名将生涯事实上起步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从第7装甲师的一名中校营长火箭般窜升为德军最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在第7装甲师任营长和团长期间，曾在作战中一路冲锋陷阵、过关夺桥，多次充任大纵深围歼战的装甲箭头，累立战功，特别是在德军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中，10月初率战斗群合拢维亚济马包围圈、11月底突袭亚赫罗马伏尔加运河大桥的作战，是其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高潮，他也被誉为“任何情况下都可托付重任的战场指挥官。”经历了1942年初的尔热夫激战后，当年11月曼陀菲尔到北非突尼斯桥头堡出任师级指挥官。在突尼斯的几个月中，他的“曼陀菲尔师”以始终不过5000人的兵力既曾让英军第1集团军狼狈不堪，也让初涉战场的巴顿和布莱德雷的美军第2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德国战车的命运出现了难以挽回的逆转，就在这个时刻，曼陀菲尔出任第7装甲师师长，率部转战第聂伯河两岸，在基辅突出部反击战中的日托米尔、布鲁希洛夫、拉多梅什利和梅列尼等一系列作战中立下了显赫战功，赢得了希特勒的关注和青睐。1944年初他改任精锐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率部撤往罗马尼亚北部后，在5月初的特尔古一弗鲁莫斯战役中重创了科涅夫方面军，致使这位苏军名帅在战后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北部的经历。1944年8月间他还率GD师参加了维尔卡维什基斯反击战、立陶宛境内的“双头”作战。可以说，在有曼陀菲尔参加的战役中，他的部队基本都是参战德军各部中表现最出众的。本书相当详细地总结和描绘了曼陀菲尔1943年8月至1944年8月底问投入的所有战事、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役。

1944年9月初，曼陀菲尔从师长被直接撮升为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来到西线的洛林地区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交手。本书专设一章讲述曼陀菲尔在这段往往为史家忽略或语焉不详的战事中的角色。在纳粹帝国的最后一赌——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中，曼陀菲尔依然是德军将领中取得最大进展、给英美盟军制造最大麻烦的一位，他也因此战在德军内部和英美盟军那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的前夜，曼陀菲尔作为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曾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两位苏军名帅大战奥得河防线的北段，直至最后率领基本完整的集团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对曼陀菲尔在二战行将谢幕前的最后一战中的角色，本书也有相当翔实的介绍。

曼陀菲尔的战后经历更是与众不同，离开战俘营和重获自由后，他从1948年起即是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非正式军事顾问，一直为德国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殚精竭虑，为争取老兵权益、释放战俘奔走呼号，也为建立欧洲的反苏策略和防御体系出谋划策。1953至1957年，曼陀菲尔出任国会议员，在西德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及新德军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8月，他因战时曾下令枪毙一名有临阵畏缩之嫌的士兵，而被西德地方法院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但在前总统等显要的帮助下很快获释。曼陀菲尔被称为是“军旅生涯无可挑剔、平民生活卓尔不凡”的融入民主社会的模范，但自1960年代初起，他远离了所有政治活动，除了与昔日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克拉克、蒙哥马利等频繁交往外，还积极参加包括老兵聚会在内的各种活动，同时著述甚丰。1978年9月，曼陀菲尔在度假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隆美尔战时是一名公认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战后却被冷战期间身居高位的部属们出于种种需要塑造成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德国民族英雄；曼施坦因1949年被作为战犯判处18年徒刑，虽因健康原因早早获释，但他在战争中忠实执行希特勒邪恶政策的举动显然令其卓越的军事生涯蒙尘；古德里安并未被控为战犯，但战后似乎成为最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嫌恶的前德军将领，而且在1953年即早早离开人世。曼陀菲尔战后的命运与这几位前辈截然不同，他既未被尊奉成隆美尔那样的“民族英雄”，也未被指控为战犯和纳粹分子，而是以“干干净净”的国防军军人象征的身份投入了政坛，还在昔日对手那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良好声誉和尊敬。二战中的德国国防军当然不是什么干净得毫无暴行与罪行的军队（有这样的军队和战争吗？），作为帮凶，他们也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战争罪行，但与恶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行刑队、集中营看守部队等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实上，联邦德国立国之初，德国人曾在相当长时间里痛苦地反思军队的战争责任，乃至全体国民的集体罪责，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崛起和发动的战争应负何种责任也一直是争执不休的话题。1956年，西德国防部长布兰克（Theodor Blank）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绝不能把军人和战士视为魔鬼，并把他们从社会中割裂开来……德国战士勇敢、忠实、服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被罪恶的国家领导人利用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段话虽不注定就是盖棺定论，但这个立场显然为战后组建新德军直接扫清了道德障碍，也为德国人在直面历史时既痛苦思过又放下包袱廓清了道路。

曼陀菲尔作为战时德军的一员名将，他的人生轨迹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自然无法脱离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代。自1943年2月首次受到希特勒召见后，到1945年4月前曼陀菲尔曾是受召见次数最多的前线将领之一，希特勒和纳粹高层对他可谓信任有加，尤其是考虑到1941年冬季之后希特勒对国防军将领深深的不信任、厌恶甚至是轻蔑，即便用“备受宠信”一词来描述曼陀菲尔的际遇恐怕也不为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曼陀菲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或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能在相对年轻时谋取军旅生涯的高位，主要还是拜他自己的勇敢、才能和战功所赐。整个二战中，曼陀菲尔基本上一直都在忠实地履行军人职责，虽然他曾拒绝执行希特勒下达的“敢死队命令”、“政委命令”和“焦土政策”，也曾挑战邪魔希姆莱的党卫队，更在1945年4月末的最后时刻里抗拒最高副统帅凯特尔的命令，但总体来说，曼陀菲尔是一个简单率真之人，与绝大多数军官类似，他也存在着知识视野狭窄、傲慢自大、不了解政治、不关心军事技战术以外的世界等重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本应秉承军事荣誉和传统的德军军官们心甘情愿地供希特勒驱遣，成为德国战车上一根根可悲的辐条。

战后西德武装力量总监施派德尔（Hans Speidel）将军曾对美军四星上将、战时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说过：“太多的德国军官一口咬定他们‘仅仅是战士’，而且他们对政治知之甚少，或者一窍不通；他们并不觉得除了执行下达的军事命令外还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一评论当然也适用于曼陀菲尔。其实，二战德军将领的视野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缺乏政治头脑和是非判断力，也是普鲁士一德国军事教育自腓特烈大帝之后百余年演变的结果。18世纪中叶和后半程，腓特烈大帝为普鲁士王国建立了令欧洲诸强敬畏的声誉，那时选择军官最主要的标准是血统和出身——容克贵族、军官世家、高级公务员之子就是他最喜爱、最信赖的军官来源。19世纪之初，当普鲁士军队在耶拿（Jena）惨败于拿破仑之后，伟大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Gethard vorl Scharnhorst）着手终结了容克贵族阶层在军官团的垄断地位，“成就和知识水准”也成为选择未来军事领袖的重要标准。不过，即便在改革的黄金时代，普鲁士军官团也一直存在着强调“智力和知识水准”、偏重“性格与精神力量”这两派的斗争。沙恩霍斯特的继承人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去世后，改革成果曾几乎荒废，直到另一位划时代的军事大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ider）担任了普鲁士参谋总长，唯才取人、强调知识水准才成为稳居上风的军官选拔标准，军官团成员必须具备严格的教育水准，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的选拔更是严格，许多军官都是智力兴趣宽广、富有教养和审美情趣的人，不少人通晓历史（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纯军事历史），对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也有着广博的见识。但是，到19世纪末俾斯麦时代终结时，普鲁士一德国军官团中强调“性格与精神力量”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支配军官团200年的贵族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那些出身虽然普通但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将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用历史学家梅加尔基（Geoffrey P.Megargee）的总结来说，德国人理解的“性格力量”包括坚韧耐久、当机立断、头脑冷静、拼命工作、严守军纪、服从命令、忠诚守信等一系列品质。这些品质当然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很重要，也是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应对局势、控制部队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德军的军官职业教育在“性格”与“知识”之间失衡了一越来越重视军人的性格和体格的强悍、精神与意志力的作用，越来越偏重与纯粹军事武力直接相关的技战术领域，军官们的智力兴趣和知识视野大大缩小，军官团很少有人对政治感兴趣，或有愿望了解治国之道，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高效地使用武力，至于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民心理等等，均不是未来的军事领袖们需要考虑的。到了1920年代塞克特（Hans yon Seeckt）主军时期，打造一支非政治化的小型精英军队、为未来大扩军做好准备是他唯一的目标，军人们被严禁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即便选举和被选举权都被褫夺。诸如曼陀菲尔这样的下级军官也只有将所有精力放在强身健体、钻研军事技战术和军事历史等狭窄的专业领域。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演进和背景，就不难理解1933年初的骑兵连长曼陀菲尔为什么会向纳粹的万字旗敬礼，二战中的绝大多数德军将领为什么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驱遣。也难怪李德·哈特那段著名的断语中还有一句：“如果他们能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力，他们还能更出色。但是，如果他们变成了哲人，那么他们也将不再成为战士。”

曼陀菲尔战后曾对刺杀希特勒的抵抗运动团体大加挞伐，斥责其成员都是“胆小鬼和卖国贼”，还曾屡次建议阿登纳在组建新军时只能任用那些“恪守誓言者”，“决不能任用那些出于怯懦或个人野心而在背后向领袖捅刀子的所谓抵抗战士”。可以说，曼陀菲尔对自己早年的老战友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等抵抗分子仇视至深。看过朱维毅所著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版，第216至227页）的读者，想必可从他所采访的二战德军老兵们垂暮之年发出的言论，体会出德国人对密谋团体的认识经历了多么漫长曲折的艰难过程。或许，战后的曼陀菲尔已认识到纳粹政权实为犯罪集团的邪恶性，体会到他曾全身心投入的战争将德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但他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军人荣誉感和信守誓言的承诺使他无法释怀，也无法原谅前同僚中的反叛分子。

曼陀菲尔是一员名将，也是世界范围内他那个职业、尤其是装甲机动战方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李德·哈特曾赞誉他是“杰出的装甲兵领袖”、“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著有《最长的一天》、《最后一役》和《遥远的桥》等名著的作家瑞恩（Cornelius Ryan）也曾说他“可能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之后德军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至于曼陀菲尔的战时上级和昔日对手对他的好评更是不绝于耳。为这样一位声誉卓著而且也非纳粹分子的将领立传，的确容易滑入一种膜拜的轨道。我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力求相对客观公允、翔实全面地介绍曼陀菲尔的一生。读完本书的读者，掩卷之余定会发现，全书竭力避免描写德国著名军事人物时常见的“膜拜”、“猎奇”或“一批到底”的写作方式，而是试图在言出有据的前提下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前德军高级将领。

这本著作能够得以完成，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夫人和孩子。对于我多年保持着研习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热衷，夫人_直给予大度的理解和宽容，当我一度心无旁骛、专注于分析资料和伏案撰写时，夫人更是毫无怨言地纵容我沉溺于自己的爱好，默默地独自承担起照料幼子的责任。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失去了不少爸爸陪着玩耍的时间和机会，但也时常以“捣乱”的方式让爸爸离开案头，能享受一会儿轻松的时刻。

这本著作能以今天的面貌问世，我衷心感谢在军事著作翻译出版方面颇有建树的小小冰人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热情举荐，我结识著名出版人、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推后，本书也就难以在今天以这种方式问世。罗应中先生是军事著作出版的行家里手，他不仅待人中恳，而且头脑灵活、创意十足，慨然允诺出版本书之余，还在最后的定稿阶段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在本书面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特向罗应中先生及其编辑出版团队、出版社的相关人士所付出的努力致以谢意。

最后，本书所有的错误和疏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汪冰谨识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