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峋所著的《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讲述了作为中国法制建设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肖峋先生在其八十年人生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肖先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亲身经历的回忆和我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不断探索与思考,折射出肖先生动荡的一生以及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以及与时俱进的新锐视角,具有原则性、独立性、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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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品阅人生书系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肖峋 |
出版社 | 知识产权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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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肖峋所著的《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讲述了作为中国法制建设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肖峋先生在其八十年人生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肖先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亲身经历的回忆和我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不断探索与思考,折射出肖先生动荡的一生以及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以及与时俱进的新锐视角,具有原则性、独立性、批判性。 内容推荐 肖峋所著的《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以肖峋先生的一生经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为主线,讲述了作为中国法制建设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肖峋先生在其八十年人生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肖先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亲身经历的回忆和我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不断探索与思考,折射出肖先生动荡的一生以及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历程。《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字里行间体现出肖先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与时俱进的新锐视角,具有原则性、独立性、批判性。 目录 第一篇 革命 第一章 “愤青”从何而来? 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把中国人当成什么? 二、腐败卖国的政府和蔑视中国人的美国 三、一个“愤青” 第二章 追求理想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生运动 一、我的两位启蒙老师 二、两位老师对我的启蒙 三、自由讨论和读书会 四、我们的活动 五、昙花一现的新民主主义 第三章 难忘的面条儿 一、第一次去解放区 二、第二次去解放区 三、“四特”面条儿 第四章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参加的革命运动 一、经济恢复时期的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运动 二、南下工作团的“洗脑”运动 三、参与对五十一军的改造运动 第二篇 运 动 第五章 1953年到1976年的运动概述 一、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二、1953~1976年期间运动的基本特征 三、整人四部曲 四、运动的后果 第六章 肃反运动——我的忏悔(一) 一、我调到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 二、全校大会揪出的一个反革命分子 三、我的忏悔 第七章 反右派运动 一、忧心忡忡的寒假 二、等待批判的日子 三、对我的宽大处理 四、没有资格去北大荒 五、1962年的甄别 六、我的“邪运” 第八章 大跃进运动 一、进综合仪器厂当钳工学徒 二、“两要” 三、“五不要” 四、“三收获” 第九章 不过瘾的“四清”运动 一、阎长林用我写报告 二、领导干部洗澡下楼 三、小四清 四、虎头蛇尾 第十章 “破四旧”运动 一、“什么成分?”“军官!” 二、桐城张廷玉的后代——右派“张老” 三、漏划地主——我的老丈人 四、恭请红卫兵“破四旧” 五、我家的“破四旧” 第十一章 “走资嫌疑派” 一、“大风大浪造反团”开张 二、我的忏悔(二)——向吕丁儒同志鞠躬道歉 三、小要饭的兼假和尚 四、一些走资嫌疑派“惊鸿一瞥” 第十二章 “大叛徒”的儿子军管会主任李克前 一、和李克前同志相识 二、支左不支派的李克前 三、李克前说,你们厂没有走资派! 四、李克前的“清队”和精简机构 五、李克前的坎坷人生 第十三章 趣闻数则 一、话剧“语录牌的功能”演出 二、故事会“四十八天半” 三、绰号三则 第三篇 法 制 第十四章 立法10年 一、民法通则和民法典 二、行政立法研究组和行政立法 第十五章 仲裁员12年 一、没案子的仲裁机构可以自生自灭 二、绝不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 结束语 试读章节 第一章 “愤青”从何而来? 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把中国人当成什么? (一)父亲的亡故 1944年春天,我父亲肖增彬亡故了。 当时,我们住在北京南长街土地庙胡同12号。这所房子有个绰号——砍头大院,据说是个凶宅,住进去就要死人,因此没人敢租。但是在1941年年初我们刚从天津搬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并不知道这个绰号,加上租金便宜,母亲张斐青就决定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姐肖鼎怡、四姐肖鼎年加上我)搬了进去。住进去以后,才听说这个绰号,但我母亲是除了观世音菩萨以外什么鬼神都不信的人,再加上也没钱换好房,就在那里“忍”了。那是个只有南北房各两间的小院,院子西边没房屋只有一堵墙,这墙就是中南海的墙,很高,乔峰、张无忌这些大侠们当然是一猫腰再加上一跳就过去了,而我们就只能望墙兴叹。院子东边也没房屋只有通向胡同的街门,从街门出去向北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的西头,西头通着中南海,中南海的墙底下有个水闸,闸开的时候中南海的水就从这条河从南长街底下往东流进中山公园和太庙,公园和太庙的水就是那么来的。往北过了这条河的西头就是九道湾胡同,拐来拐去就拐到老爷庙胡同,然后就到了南长街北口。现在,这几条胡同都没了,在我家的旧址上起了一座楼,可能是中央警卫局的楼。那条小河也找不着了,现在是一条柏油马路,我想,那小河是不能填死的,多半变成了一条暗河了吧。 我父亲是铁道管理专科学校毕业的,毕业后一直在铁路上工作,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最大的官干到负责丰台段车辆的段长,但是干了一年就下台了。原因么,听说是拒绝受贿。据说,丰台站是铁路枢纽站,四通八达,在丰台站管车辆运输和调度是大大的肥差,在车少货多车皮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拨车辆的权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财源滚滚”,听大人们说,商人为了得到车皮能及时把货物运走,给段长送钱是“潜规则”。但我父亲是个极为正直的人,他坚持一个原则:按规矩拨车皮,公事公办,违规拿钱一分也不行。他拒绝受贿的后果不仅断了自己的财路,更要命的是断了他的上司和下属的财路,让上下两头都不满意的人还能坐得住?上头就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到天津站,后来又调到开封站。他在天津“中国地”(不是租界地)租了一个书局(记得叫士林书局)的二楼,把妻儿老小安顿好了,先是在天津工作,后来就到开封去上任。去开封大概是1938年或1939年的事。我是独子又是最小的孩子,那时才七八岁,是个“狗都嫌”的岁数,天天出幺蛾子、捣乱、惹是生非,母亲护犊子姐姐不敢惹,只有见了父亲才老实,也只有他才敢用鸡毛掸子打我屁股。我们爷儿俩相差40多岁,没得可聊,我完全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80年后的今天,我只记得他笑容极少、表情呆板。他当然很爱我,他对我示爱的方法,一是带我去吃天津包子,他喝酒我吃包子,看我吃得满嘴油就微微笑了;二是带我下楼到书局买小人书,给我讲小人书里的故事。印象最深至今不忘的是给我讲林则徐虎门销烟。他指着小人书里坐着的那个官说,这个人是清朝的大官叫林则徐。我说,有多大?他说,是皇上派到广东的钦差,比省长还大。我问,那他到广东干什么去了?他说,你念这段话,我念了以后说,原来是皇上让他禁大烟去了。大烟这东西,我虽然小,但也知道那是祸国殃民让人倾家荡产的坏东西。我说,那他是好人啊。父亲说,你要记住,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咱们中国人里最有胆量的人。接着他翻到焚烟的那一页,问我,你瞧他干什么哪?我一看,林则徐坐在一个大坑旁边,后头有几个兵拿着枪护卫着,坑的周围都是带刀拿枪的官兵,还有摞着的和打开的木箱,许多兵把木箱里黑黑的圆球往大坑里倒,大坑里火焰冲天。我说,这个黑球就是大烟吧,林则徐是在焚烟哪。父亲说,知道是谁的大烟吗?我说,这上面不是写着是英国人的吗!父亲说,英国人用大烟毒害咱们中国人,中国的许多大官不但不反对,自己都成了大烟鬼。而林则徐哪,他就敢反对毒害中国人的英国鬼子,他就敢烧了英国人的烟,就敢从广东把它们打跑喽!所以说,他是敢于反对外国侵略的最有胆量的中国人。你就要学着做这样的人!现在回忆起来,他给我买的很多小人书都是这类的,像八大锤大闹朱仙镇、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史可法、文天祥什么的,有一回他还给我拿来了一本戚继光抗倭寇的小人书,我指着“倭”字问他这个字念什么,他让我查字典,知道念“w6”,指日本,“倭寇”就是日本强盗,日本的坏蛋。他说日本人从明朝开始就欺负中国,一直欺负到现在,抢咱们的东西、杀咱们的人、占咱们的土地,但明朝有戚继光,就把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赶出了中国。你要记住戚继光这个人,他是咱们中国人里有志有谋有胆量有民族气节的大将军。我记得这本书看完了他就拿走了。 这些小人书看得我痴迷,家里人也感谢老天爷,因为我看小人书的时候很投入,大家落了个清静。林则徐、戚继光这些历史上抗拒外国侵略的英雄人物因此也印进我的脑海使我终生难忘。看了这些小人书总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有胆有谋把什么英国鬼子日本鬼子外国鬼子统统都打出中国的大将军,自己就糊了四个小旗用绳子系好背在背上,腰里别上一根棍儿算是宝剑,手里拿根竹棍算是大刀,在凉台上走来走去,用嘴打锣鼓点“锵锵锵锵”,自己还兼着演敌将。自己问自己:“来将通名”,自己答自己:“日本鬼子王八太郎”或“日本鬼子狗养二郎”或“俄国大将萝卜夫”,等等,自己又问:“来者何人”,自己答:“中国大将肖峋是也,看刀!”接着就厮杀起来,“锵锵锵锵”,结果呢,当然是大将肖峋杀了鬼子大将王八太郎、狗养二郎、萝卜夫什么的,接着又杀英国鬼子、德国鬼子,等等,还经常不断加点戏词,比如,“你为何到我中国来?”接着自己答:“来卖大烟土!”或者是“抢你们中国的东西!”等。我的“装备”也不断改进,比如说腰里不再别木棍而是换了木剑,加了一顶马粪纸做的头盔。后来母亲不让我说敌将是王八太郎狗养二郎说是怕惹事,我就改了低声嘟哝。这个戏目我百演不厌,乐此不疲,有一回竟然玩得有尿憋着不去撒,实在憋得不行就在凉台上解决了,尿从凉台角流了下去竞浇了路人,就听楼下书局的伙计嚷嚷,肖太太快来吧,人家说你家小少爷在凉台撒尿浇着人家啦。我母亲赶紧下楼道歉赔偿了事。这个剧种后来让家里人烦死了,说是我敢情老实不了多会儿,三姐戳着我脑门儿咬牙说,你臭小子等着,哪天娘不在家,看我怎么收拾你!每次演出都以挨骂告终,因为观众讨厌也不鼓掌就不劳我驾向他们谢幕了。P3-5 序言 现时的事确实复杂。人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分、大官小官之分、本地人外地人之分、城市人农村人之分、内地人港澳台居民之分、中国人外国人之分等。小官要想和大官讲平等,穷人要想和富人讲平等,您也就是想想罢了,千万别当真事儿。不仅如此,现在还讲究出身,什么出身名门、豪门、官门、书香门第、老干部子女、皇族后代(例如爱新觉罗后代),等等,不是这些门的,有的新闻记者也有词,例如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或者“普通的工人家庭”),是农民工人的得强调“普通”二字,以示他们并不高贵而是属于底层家庭,与名门、豪门等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不说干部子女的出身是“普通的”,这就是认为干部的社会地位高于农民和工人,在客观上是助长、鼓励、渲染了官本位。现在一些出身官门的人,虽然其父官小得不能再小,也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种种特权甚至出现“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李刚是多大的官?市下面有区,区下面有局,局里有正、副局长,李刚不过是个副局长,多半科级吧,他的儿子也要借此威风威风,拿别人的命不当玩意儿。可见这官本位实在是深人人心。好在我们社会有特别正义的网民群起发帖子开骂,还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虽然有些方面没办法做到那么平等,但到了法律层面上,李刚的儿子压死人和别的压死人的人一样,都要平等地尝尝刑罚的滋味。 现在,传记文学是一个很时兴的体裁,但这个领域几乎都被活着的和死了的名人占据了:名人自己用回忆录、日记等方式展示自己,名人后代或亲友写回忆录回忆名人,还有研究历史的写名人,有的名人后代沾了名人的光也出版后代的传记。不是名人也不是名人后代的老百姓想要有一本自己的传记挤进传记文学实在是太难。在这个领域里,非名人想要和名人或名人后代平等出书实在不可能,因为名人传记文学的最大优点是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确有好处,对于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忒有用处,名人的传记文学因此就有广阔的市场,非名人却难以做到。但是也得留神名人传记文学不可避免地会瞎编乱造。比如有些研究历史的往往“剑走偏锋”偏大发了,竟然考证起孔老夫子身高是1.617米还是2.2176米(注:引自《作家文摘》1563期15版),这是开棺验尸也弄不清的事;毛主席不在人间才30年,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也还大有人在,这时候就有无行文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给他瞎编,说他临终前曾指定毛远新、华国锋、江青、张玉凤等七人为政治局常委,但有关人或说那是“胡说八道”或说绝无此事(注:引自《作家文摘》1563期7版)。还有,名人的后代回忆名人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尊者讳”,名人回忆自己也会来点“自我表彰”,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走麦城”,甚至为“走麦城”平反,说压根儿就没走;有的名人后代甚至会回忆他还没投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或者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名人的感人事迹,又不注明出处,这多半是传闻吧,可能是听哪一位亲友说的,这第二手第三手的事迹,那真实性恐怕要大打折扣,只能当小说看看。 但是不管怎么说,名人和名人后代出版回忆录总是比较容易的。 我是不是名人?还有,我是不是名人后代? 有一年去江西婺源旅游,有人告诉我,婺源有一个江泽民同志的家族祠堂,特大,让我去看看。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闲来无事,就去江家祠堂开开眼吧。到了以后,一看,果然宏伟,大门比足球场大门还要宽阔,门口几根柱子都快有一抱粗,房顶像故宫房顶的造型,飞檐伸出老远。但是一看门上的牌匾,有点不明白了。匾上写的可不是“江家祠堂”而是“萧江祠堂”。难道肖家(肖等于萧,“萧”的简笔字是“肖”)和江家是一家?带着这个疑问往里走,进了大门,左手有个世系表,第一名也就是表上最早的祖先是汉高祖的左右手名臣萧何,从萧何往下,最显赫的祖先是南北朝齐国的皇帝萧道成、梁国的皇帝萧衍等,后来梁国灭亡“家道中落”,萧家分成好多支。其中一支到了江苏淮阴当县令,大概这就是我的祖先,因为我父亲肖增彬(号静斋)的原籍就是淮阴板闸子村。在那个村,萧家原来是大族,有祠堂有祖坟,我父亲大概在1910年前后出去上大学就没再回去。新中国成立后祖坟和祠堂都给平了,村里的萧家人有的去了外地,有的搬到淮阴城关。萧家还有一支犯了事,为了避难改姓为江。按照那个世系表,这个犯事改姓江的就是江泽民同志的祖先(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按照那个世系表”,不是我说的)。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叫“萧江祠堂”了,如果不说“萧”,怎么能出来萧何、萧道成、萧衍这些人物,怎么能说明江泽民同志的出身? “文革”前,我在舅舅张燮卿家看过一本张家的家谱。原来,我舅舅的祖先是安徽桐城人,一个叫张英,一个是他的儿子叫张廷玉,他们二位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的父子宰相。到了我的外祖父,张家已经是官运下行,不过是个镇江知府,后来死在任上。到了我舅舅,连官都不是,是个小学教员。这本家谱我舅舅在“文革”时献给了故宫博物院。所以,论出身,我母亲张斐青原来是书香门第,是大清朝的“官二代”。 那我能不能算做名门之后?按父系,上溯不知多少代才够得上皇上,说我是凤子龙孙实在是远了点,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按母系,说我是“官三代”也行,但是我外祖父的官太小,不过是个厅局级,和我的级别差不多,而且是清朝的,再说,他又没什么“先进事迹”,比如像李鸿章似的也和日本人订个《马关条约》的,也许对我还有点用。说我是江泽民同志的本家行不行?这个说法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对,但实在是离得太远,甭说八竿子就是一二十竿子也打不着。因此,你老肖绝对不会因为是凤子龙孙、官三代、江泽民同志的本家进政协弄个委员当当荣耀一番出个自传什么的,那不过是茶余饭后吹牛而已。如果这也算出身贵重“名门后代”,那么,李渊李世民的后代、赵匡胤的后代、成吉思汗的后代、朱元璋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后代,上溯至赢政的后代、姓姬的周武王的后代、刘邦的后代,再加上历朝历代诸王诸侯名臣名将后裔,恐怕有几亿人。为什么说有几亿人?据说,成吉思汗的后代有1700万人,虽然不是都在中国,这也能说明皇上和贵族们娶一大堆老婆不是白娶的,他们都是子孙万代。这几亿人如果说通通都算做出身显赫、皇亲国戚、“官z代”,要进政协大家一起进,这样的政协简直是全民政协,至少也是半民政协,吓死人,要是开会这会场如何选址?我父亲一辈子不过是个铁路职员,所以,我谈不上是出自名门。 我是不是名人?我从1947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以来,虽然已经跟着党走过了65年,但是说来惭愧,实在是贡献太小,既没当大官,也不是巨商,更没有不朽的著作,所以我不是名人。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我不过是一颗沙子,在广袤无垠的大自然里,我不过是一粒灰尘而已。 我这个既不是出身名门又不是名人的人,能够出版这本回忆自己参加革命、参加运动、参加法制建设的大半生,实在是只有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了。 像我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本书,你有什么可以贡献给读者? 我这个人一生虽然极为平凡,但我经历的时代却是极不平凡的伟大时代。我这本书写的虽然是我自己,但我特别想展示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发生过三个伟大的事件。 第一件大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件大事经过的时间,应当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中国的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为止。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衡量,这些特征到1953年我国社会已经基本具备。在经济上,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再加上国家的投资,建立了国有企业;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了小农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受到节制。这正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在政治上,我们的国家副主席和副总理中都有民主人士,部长级的官员中也有不少民主人士。这正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1950年,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这回和我们较量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以美国为首的由16个国家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所谓的“联合国军”,这回不是他们打我们而是我们在朝鲜打他们,这回不是他们打进我们的首都北京使我们民族蒙受耻辱,而是我们把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又一度打进他们保卫的韩国首都汉城使我们民族一雪前耻。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复仇之战、雪耻之战。这场战争的胜利加上后来的“两弹一星”,使他们老实了好多年,不敢再觊觎新中国,使我们的建设得到了几十年的和平国际环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选择站在共产党一边投身革命,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经历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在国共决战的年代里坚决地选择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二件大事是我们党的路线逐步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接连不断地搞了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从整知识分子一直搞到整老干部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逐步向“左”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左”的时代经过的时间,可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对于这段历史,已经有铺天盖地的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剧写过了也演过了。《炎黄春秋》杂志干脆搞起新式诉苦运动,让投稿人用被迫害人的真人真事真姓名写出他们在运动中的悲惨经历。看这些作品闻的是血腥味儿,激起的是不满和仇恨,感到的是“悲悲惨惨戚戚”。但仅仅说那个时代的血腥、不满和痛苦,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的描述并不全面: 第一,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就是那时奠定的,它为现在的大发展做了准备;“两弹一星”也是那时产生的,它使中国成为核大国屹立在世界上,我们因此收获了尊严而不只是痛苦,对世界和平也作了贡献。 第二,对那个时代我们绝对不应当根本否定。 1.搞阶级斗争整人不搞法制是不对的,但是,“斗”字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以为,“斗”字绝对不能抛弃。例如,在党内、知识分子内现在还是应当整顿思想。现在有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不整顿他们的思想只能江山变色;有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已经超过汪精卫和秦桧,不批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对于这些邪门歪道的思想作风,不是要不要斗的问题,而是我们手软,斗得极为不够,以至于它们逐渐蔓延,贻害无穷。此外,还要向贪污腐败分子、民族分裂分子、恐怖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斗。在其他领域也有纠纷和斗争,比如,在私权范围有各种物权纠纷、合同纠纷、婚姻纠纷、继承纠纷、邻里纠纷等,还有行政纠纷,包括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人民之间的纠纷,等等。总之,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我们也是普遍存在着矛盾因而也普遍存在着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过依法审判、依法仲裁、依法调解或和解等多种途径,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应该是使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如果能够做到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制止和惩罚各种违法行为,就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走向和谐。在国际上,为了建立和谐世界,斗也绝对不可避免,要和美国的亚洲扩张政策斗,为了领土完整要和印度斗、和南海旁边的几个国家斗,和日本、菲律宾斗。斗多少年?x年吧,这x是多少,恐怕没人知道,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学家目前都解不出来的大难题。 这是说,根本否定那个时代的“斗”字是不可能的,在斗不斗的问题上,我们和毛主席在哲学即世界观层面上是一致的,但我们的“斗”和毛主席的“斗”不能混为一谈。在战略上,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依法治国”,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治国”。其次,斗争的对象不同。我们不是没事找事制造斗争,斗知识分子、斗和自己意见不一的老干部,而是同客观上存在的刑事犯罪分子、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斗。再次,斗争的方法和依据不同。我们不是发动群众胡揪滥斗,而是“依法治国”,依照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规定按法定程序斗。最大的不同是斗的目的,不是以斗出各类“分子”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市场秩序、和谐社会为目的。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的“斗”是以保持矛盾的统一体为限,而不是破坏这个统一体。当然也有例外,对于那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国家,斗争可能会发展为武装的,统一体的破坏不可避免,破坏以后会不会尽弃前嫌言归于好重新统一?这很难说。 2.在经济上,纯粹的计划经济是不对的,但是,宏观控制却是绝对少不了的。 总之,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对外要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对内要完成大量复杂的改革任务,形势需要大量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品。是不是少给点悲惨血腥的画面? 至于我自己,在运动中虽然也挨过整也整过别人,但我的确走运,我所在的单位都是讲政策的,整人有限度,处理有尺度,甚至阴差阳错地让我因祸得福。讲政策的运动是什么样?这是我要给大家提供的另类画面——没有血腥味儿的温和画面,以便让读者全面了解当时的运动,至于如何评价它们,那就是读者的事了。 第三件大事就是我们党做到了自我调整,离开了“左”的路线,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段历史从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到现在。而我是在1984年调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1994年离休的。在我一生工作的最后10年里,我有幸直接参与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参与了十几部重要的民法和行政法的起草。说说我在这10年和离休后的所作所为,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 我一生犯了不少错误,这本书里肯定也有错误的观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12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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