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全方位关注农民工、阐述当代中国巨变的历史实录！这是一部大历史。它不是空泛数字、纸上的迁徙路线，也不仅是农民工的集体群像，而是由一个个生命组成的鲜活的历史，个人的，家庭的，进而是同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呼吸(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以纪实的手法，阐述30年来中国的乡村史、家族史、个人史。当大批的农民流动进入城市，失去主要劳动力后的乡村，原本面貌一去不复返，走向凋敝和空心化。乡村的宗法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结构、家庭、婚恋、留守老人儿童、回流人口等等，是本书探究的重点。本书由南都著。

《呼吸(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是一部大历史。它不是空泛数字、纸上的迁徙路线，也不仅是农民工的集体群像，而是由一个个生命组成的鲜活的历史，个人的，家庭的，进而是同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全书以纪实的手法，阐述30年来中国的乡村史、家族史、个人史。当大批的农民流动进入城市，失去主要劳动力后的乡村，原本面貌一去不复返，走向凋敝和空心化。乡村的宗法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结构、家庭、婚恋、留守老人儿童、回流人口等等，是本书探究的重点。

《呼吸(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是了解现代中国乡村以及时代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本书由南都著。

序一 农民工与中国现代化黄常开

序二 倾听脊梁呼吸的声音杨锦麟

第一部 村庄史

 第一篇 云南禄村：走出农田

 第二篇 山东台头村：夹缝中的城中村

 第三篇 河北遵化西铺村：红色“穷棒子社”的时代穿越

 第四篇 湖南芙蓉镇：“湘南第一墟”沧桑

 第五篇 河北定州翟城村：几度乡村实验 农民依然外流

 第六篇 广东从化市太平镇邓村和菜地塱村：“空心村”的寂寥与渴望

 第七篇 山西太谷阳邑村：诸神在消退

 第八篇 彝族觉洛村：祭司世家

 记者手记 发掘广袤的村史

 专家评述 农民工迁徙中的村庄发展、裂变与整合崔传义

第二部 家族史

 第一篇 河南上蔡：河南出了个“农民工司令”

 第二篇 四川万源县周述恒家族：沉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第三篇 湖南洞口兰陵肖氏家族：三十年凤凰涅槃

 第四篇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红安曾三十年融不进的城市

 第五篇 潮州萧洪村黄荣武家族：父子两代南洋梦

 第六篇 福建古田墓亭村林家：金翼重生

 记者手记 家族历史在迁徙中瓦解与重建

 专家评述 自由情理党国英

第三部 个人史

 第一篇 安徽枞阳：两个木材商人的梦想与挫败

 第二篇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应氏兄弟：贫困县里的百万富翁

 第三篇 北京保姆马小朵：打工妹转身NGO

 第四篇 重庆：尘肺病人罗有仲之死

 记者手记 离开抽象概念，回归具体个人

 专家评述 农民工市民化：创造历史的群体即将成为历史徐增阳

 附 南都(《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团队名单

跋

编后记

冬至日这一天，团圆饭后，杨颖异和妹妹杨颖慧去给父亲和爷爷上坟。台头村人的墓地集中在离社区3公里远的东风山上。山脚下的土地也全部被海尔等厂区占据，杨颖异依稀还记得，祖爷爷的坟原来就在海尔厂区下面的田埂上。

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台头村人都会陆续进山扫墓，杨颖异拿出带来的香蕉、桔子和小馒头，供在先人墓前，然后将黄色冥纸徐徐点燃。“爸出来收钱了，拿吃的喝的。”妹妹在一旁小声召唤。

杨懋春书中提到的台头村敬祖的传统还依稀看得到影子。村里有老人去世的时候，当天晚上要圆庙，第二天才正式出殡。圆庙夜家人穿着殡衣，吹奏师吹着长喇叭，由村上的白事会会长引领着往土地庙那里去，在土地庙那里绕一圈，然后当街吹奏一个小时后回程。因为村里修路，那个半人高的小土地庙后来给移到了村口对面的澳柯玛厂区门外，孤零零地显得有些滑稽。

台头老人的葬礼一向比年轻人的婚礼办得更为隆重。杨颖慧注意到其巾的区别是，葬礼请的都是本家姓的族人，没有外姓，平时没有交往的族人也会请来；婚礼请的才是日常生活中真正有交往的亲朋好友，不分族内族外。

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去买一张象征祖先的画像挂在老人的堂屋里，下面的香台上铺上红纸放上红烛，再摆上大馒头、鱼、肉和水果，台子上还要摆上六双筷子。和杨懋春的年代不同的是，村里人不再家家户户自己做大花卷，而是去商店里买里面裹上枣和栗子的大馒头。

除夕夜这天下午，家里的长子要向画像敬三杯酒，院子里也摆上了大馒头，长子要在天井里也敬三杯酒，所谓敬天敬祖。然后晚上12点再开始吃年夜饭，吃完了就去拜年，按辈分一家家走，完了就守夜或睡觉。到大年初二，还有个送节的仪式，把请来一起过年的先人送还回去。

只有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杨梦珂才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还有些联系。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游离在台头村之外，除了想念家人和奶奶做的饭，这里没有能吸引她的东西。

她是台头村第一个被父母带到开发区上幼儿园的孩子，随后父亲又托园长找关系进了黄岛区最好的黄浦江小学，然后又进了区里最好的四中。她是在开发区受教育长大的孩子，杨颖异很早就意识到台头是个封闭的小圈子，孩子们要尽早接触外面更为开放的世界。在开发区合资工厂工作的父母，接触到了新的观念和技术，希望能把孩子也带进这个圈子。

杨梦珂的同学里还有很多韩国和日本学生，她还觉得有些得意的是，老爸虽然只是个工人，但却可以和日本人、意大利人交朋友。她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工厂里一个日本人送给老爸一套模具和一支自动铅笔。那时开发区里的学生都还没见过自动笔，梦珂拿出来给同学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神气。在海尔工厂的门口，她还帮老爸和一个意大利工人做过翻译。

不过台头像杨梦珂这样很小就走出去的孩子还是少数。大部分的家长还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台头小学和七中，考不上大学的就在离家近的单位或企业找一份工作。而台头小学和七中，大多已经是外地人带来的孩子。

生育二胎的家庭还是远远比城市社区要多。杨颖异和陈英说生下小儿子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甚至也不是为了养老。“人这一辈子很孤单，多要一个孩子他们互相可以做伴。”重男轻女的情况不止在杨颖异家没有，在其他台头家庭中也很少见了。

杨宗翰也从小就被送去澳柯玛小区的幼儿园。杨颖异希望今年他也能够进老开发区的学校，但是现在托关系择校的人太多，困难重重，他不知道能否成功。

小儿子6岁已经开始学跆拳道，很有天赋。杨颖异说自己没有继续找工作，也是为了弥补过去陪家庭时间太少的损失，此外“工厂的环境太封闭、单调，跟外界完全没有交流，不了解外面的信息”。他看重现在时间的自由，更多的时间用于陪孩子和上网。

社区改造的消息也并没有多么触动这个家庭，这场风暴会最先席卷到那些有大量违建房产的台头人身上。而这正是刚刚连任的社区书记陈叶明最为担心的。他估摸着对改造台头人“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不同意的中只有一半是能做通工作的”。

杨颖异更为关心国家对2006年以后征地的追加补偿，个人部分从每亩12400元追加补偿到40900元。“钱已经到了村里，为什么不补？”针对这样的质问，陈叶明考虑的更多的是“补了这70多户，剩下的390多户该怎么办”？在村内分配资源，平衡利益关系几乎成为基层干部的本能。

对于堆积的矛盾和198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社区改造，台头人不知道能否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个从来没有成为过主角的村庄，迎来了它最后一次转身的机会，对于陈叶明和台头人来说，这是最棘手也最富挑战性的时刻。P28-29

《呼吸》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这本书是《南方都市报》与花城出版社合作的结果。除此之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策划此书之初，《南方都市报》王钧、《南方日报》张蜀梅以及《南方都市报》的南香红，都分别和我谈起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当时我倒是希望能借此机会继续拍摄一些“走读”的题材，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个构想并没有得以落实，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注意到，《南方都市报》自创刊以来，和其他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杂志一样，持续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命运。对“三农问题”的核心构成农民工，也给予诸多的关注。

这本书的所有访谈对象，几乎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最朴实的、最缺乏关注的、甚至是农民工群体中最为普通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篇人生故事，人生故事和大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所获得的伟大成功，如果没有这一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牺牲付出，这种成就和成功，几乎不可能出现。

我在原来电视媒体平台上服务期间，多次走进东莞普通农民工的群落，走进农民工的家庭，也多次走进云贵川、陕甘宁、东北、南疆等地的穷乡僻壤，走近留守儿童的身边，走进北京、广州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在垃圾场体验城里农民工的甘苦，也随着重庆山城“棒棒军”的兄弟，在大街小巷穿行，感受“棒棒”兄弟谋生不易的艰辛。

我也在腊月寒冬，走进北京朝阳区皮村的工人艺术团，那里有中国唯一一个农民工改革开放30年博物馆，记录了全国各地，来自五湖四海农民工兄弟姐们们的艰难历程。

本书的序一认为，农民工注定是一个走进历史的概念和名词，也许这是一种接近客观实际的“预言”。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的主体，或许将完成其历史阶段赋予的使命，但他们其实也有另一个新的时代名词，这就是“新工人”。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理所当然要高度重视新工人群体的出现，这一个衍生于最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新阶层，他们势必会成为持续推动改变中国未来30年前途命运的主要驱动力，由此看来，《南方都市报》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全纪录，显然具有某种前瞻的意义。

呼吸，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义。我们这块古老苍劲的土地，我们将近八亿的农民兄弟，正在参与和见证一个大时代历史变迁的新开始，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熟悉他们的呼吸声，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心跳的声音，似乎也已经变得陌生。《呼吸》这本书，和此前出版的《洪流》一样，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地气、听呼吸的机会，农民工、新工人，他们是中国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他们是能创造历史契机和奇迹的脊梁，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且让我们带着这本新书，俯下你的身子，甚至跪在地上，把你的耳朵紧紧贴着苍茫大地，细细倾听中国脊梁们的呼吸声。

是为序。

癸巳仲秋于香港

为农民工写史，一次大浪淘沙的艰难历程

一、现状及源起

2010年5月始，深圳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之间的矛盾，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和讨论，情感伦理、工厂封闭管理制度、农民工与社会关系诸多方面都被涉及，但始终无法停止跳楼的持续发生，那几乎成为当年的一个魔障。《南方都市报》开始从更长时间维度来考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些生产力结构及社会制度转型正在被无形力量推动发生着变化：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20字基本思路方针。新华社撰文分析称，“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文件首次突出“城乡统筹概念”，并首次提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同年6月，广东出台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指导意见，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可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8月，重庆第一次允许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商品房的农村居民自由落户城镇，并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权利。

关于农民工的历史及正在更迭的代际变化，让全面看待和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历史进程变得顺理成章。

就在这年8月盛夏的一个下午，时任《南都》执行总编庄慎之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平台上召集部分编委成员发起了一个讨论：有一个农民工历史的选题，大家觉得是否值得做？该怎么做？他个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有价值。话题一抛出，即刻得到时任《南都》总编辑曹轲常务副总编辑任天阳的支持。那一刻，我提出了对这个题材的想法：它的难点在于站在写史的角度，农民工迁徙路线的权威性广泛性(特别是数据)，以及具体人物和个体乡村所要承担的标本意义。所以难在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取和观点的突破。一是人物要有雕塑感，要能代表30年的各个节点，并能打动人，从里面产生时代人物是必须的。二是乡村史。乡村经历数次放空和回流，30年农民工史离不开乡村处境。乡村的选择和叙述也很关键。三是制度的变迁与思考，考验我们这个题材能走多远。综上所述，首先要解决一个智囊团队的问题：寻找到当代研究农民工问题、正在做农民工迁徙问题的专家和研究团队，达成合作，进行初期研讨，确立基本观点、路径，这是开题第一步。然后考虑建立我们的采访团队去落实每一组样本的搜集筛选。最后才是筛选样本进行采访写作。基于以上见解，报社委派我来牵头执行。

一切因此而拉开大幕。我为之有跃跃欲试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烟海的茫然无绪。如上所述，首先需要建立方法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翻阅并参考了诸多书籍，我写下最初的农民工操作方案指引。最后定题为《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从1978年算起，基于30年的坎早过，其实这里提30年更是个时代的概念，而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的时间刻度。

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发现，至今无人无专门组织系统为30年来农民工参与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城市及农民工群体改变进行写作。当然，类似的书籍有一些，都是从局部、个案的角度来写，比如早年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最近出版的梁鸿新书《中国在梁庄》等。《南都》有最丰富的新闻人才资源，可以承担写史所需要的较长线和较复杂的任务；而《南都》一直以“记录时代进程为己任”，如果日常记录是碎片式的，那么这次可以完成较系统的以新闻角度写史的尝试。这次立足迁徙史，也是除了日常的个案关注之外，想借此机会寻找历史的必然逻辑：农民工是如何在中国完成一次次从乡村走出来，按照什么样的路径，从哪里走出来，又走向了哪些地方，最后又是出现了怎样的回流，回归农村。这个过程当它发生后，就会有路径显现，就成了一种不可随意涂改的历史，不会不存在，只是需要找出来，写下来。当然，依然会更多地使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写。

其实这个题材既有社会调研的要素在里面，所以跟专家合作是最好的。这个工作交给了《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经过多方联系，确立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由他们给我们提供智力支持，撰写基于学术意义的史纲方案。

二、研讨及策划

时间很快滑动到2011年初。在年初的编委会上，我郑重提交了操作方案并获得通过。3月12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为了汲取更多专家意见，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这场题为《中国的选择和路径——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大型调研启动》的会议，诸多研究农民及农民工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家悉数到齐，给我们的想法予以高度鼓励并寄予殷殷厚望。他们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增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范文，该机构是中国最大的从事农民工调查研究的独立机构，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每年都有关于农民工的若干研究项目，当然也包括与政府的劳动部门合作从事农民工就业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委员会副秘书长崔传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副研究员，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专家成员顾益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等。研讨会主题如下：一、他们改变什么：(1)宏观角度，30年因农民工迁徙而呈现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变：(2)中观角度，迁徙对城市经济、村镇构成带来的改变；(3)微观角度，农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构成方式的改变。二、生存情境：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演进，农民工面临的现实约束，未来的可能方向。三、比较：(1)纵向，与中国历史上迁徙之对比；(2)横向，从西方和其他转型社会的阶层迁徙中，寻求借镜。

研讨会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论，会后，我们与华中团队确立了合作关系。执行方案进入到写作过程中。首先由徐增阳老师为我们撰写了专家方案，我们在此基础上，由《南都》新闻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香红修改成为新闻策划大纲。同时，团队开始组建。这将是《南都》历史上第一次长战线的采访，无法靠一个新闻部门来完成。因此，从一开始，就考虑从时事新闻中心300多名采编人员中进行遴选，考虑与日常新闻操作不产生冲突，最后是从10个下属新闻部门抽调了45名记者，10名编辑以及6名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参与，视觉中心也先后投入10名摄影记者参与。在此基础上，我对这支庞大队伍进行了系统分组，按年代为序，再细分为5个小组，实行交替脱产和采写，每个小组配备了一位统筹人，负责所在小组执行年代的细化方案的制定并安排记者执行。南香红和我成为稿件的最终把关人。为了让来自不同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能对这个题材有更深远的历史把握，我俩还千方百计开出了一系列书单并进行了订购，下发给各组记者阅读。这些书单及作者的名录包括：《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崔传义及《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崔传义(作者)，《社区透视和制度变迁研究》侯亚非、张展新(作者)，《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蔡禾、刘林平(作者)，《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简新华、黄锟(作者)，《乡土中国》及《江村经济》费孝通(作者)，《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作者)，《街角社会》威廉·富特·怀特美(作者)，黄育馥(译者)等。

整个4月，团队处于学习搜集材料并拟订更详细的执行方案的过程。根据专家建议，我们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来操作：1.“洗脚上岸”：农民工迁徙的萌动(改革开放初期一1984年)；2.“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农民工(1984年一1988年)；3.“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1989年至今)；4.2008年—今：新生代农民工登场；5.增加迁入地专门调查。

三、采访及呈现

5月，第一拨团队出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采访执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对每一位记者提出了对样本所在地必须蹲点2周左右的死命令，许多记者经历了无数次改稿经历。这是一次痛苦的化蛹成蝶的过程。6月22日第一篇报道《农民工改变中国》中提出：“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定调准确有高度，引发读者共鸣。这组报道的开篇《第一批农民商人从浙江永嘉诞生》(6月22日刊发)，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农民从贩卖纽扣到形成全国首个农村专业市场的历程，展现了农民“洗脚上岸”时期迁徙的萌动。这组稿件推出见报的时候，正当广东潮州和广州新塘两起外来工和本地人冲突的社会事件余波未了，我们态度鲜明地打出大标题“农民工改变中国”，表明了立场，肯定了农民工的社会价值，在网络上传播后获得不少肯定。

7月6日推出的《四川仪陇：1984年副县长带领农民工“闯京城”》，以1984年四川仪陇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思智率先组织30多名农民闯荡北京，从而引发后来的30万劳务大军的故事，讲述中国最早一批由政府组织向省外输出的农民工的故事。

8月9日推出的《河南信阳固始县：中原第一县的农民工突围》则展现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到如今外来务工人员突破50万人的农民工大县的故事，展现了80年代农民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

……

1989年至2008年这20个年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国家政策数次波动、市场化浪潮席卷、与国际环境对接等诸多外部环境风险裹挟下，农民工迁徙的步调显得局促，甚至悲壮。  这组报道在历史大背景下展现改革大浪潮下，农民工群体洗脚上田，外出务工的勇气、艰辛与奋斗，有利于全社会了解、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缓和各阶层之间因误解导致的矛盾情绪，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手资料和政策参考。

到2012年1月，持续半年的42篇编年史系列报道收官。记者的足迹横跨全国26个省份40多个县市。而这远未结束。基于社会学角度的专门史部分还将涉及至少24个样本，我们依然在路上，当农民工的历史一旦进入撰写，才发现是不尽的江水，滔滔不绝荡气回肠，未到终结时。在临近2012年春节时，记者们还在为此报道继续奔忙，他们要为来年的第二个系列《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之专门史》继续着一线采写工作。

四、得失之间

在这段埋头奔忙中，今年年初传来好消息，《南都》的这组系列报道为《看历史》杂志社及腾讯网以全国非常强大的专家团队独立评选为“国家记忆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唯一“年度历史写作媒体大奖”。感谢他们对我们努力的鼓励！它将激励我们更奋勇前行。南香红在回顾这组报道的统筹工作时说：让她最感慨的是《南都》的执行能力，这么多记者，大夏天深入到农村采访，有的稿子往返几次，只有《南都》能做成这样大范围的调查。原本想做成一个社会学田野调查和新闻专业调查相结合的范例，但后来的呈现有没有完全达到设想，一方面是记者缺少经验，二是时间不够。但对记者队伍的培养是一个好的实践。这件事本身也为《南都》自己执行大的调查、大统筹策划运作方式上提供成熟的经验，以后的操作可依此进行。

得失之间，其实确有遗憾和经验：首先是因为第一期操作的是1978年到1984年，那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比较难找，给我们选点和了解背景信息都造成了一些困难。而且这次抽调的记者来自多个新闻部，人员多，大家的特长也不尽相同，所以稿件的风格上面差异比较大，这也给编辑和统筹人员在后期处理稿件增加了难度。

当然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如此广袤，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农民工流入，样本区域究竟该如何选择？

以第五组为例：该组所负责的主题是农民工在流入地。本组稿件要完成的任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覆盖中国农民工主要流入地，既呈现整体大趋势，又反映地区差异。需要选择若干样本，呈现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状态，相对于前几组，本组更多是立足于流入地，呈现农民工当下的生存状态。要涉及的元素包括：工资收入、工种、工作时间、居住环境、家庭账本、心理状态、与本地人的融合及文化；中突，子女教育、社保、入户等政策，与故乡的联系、老乡间的组织形式、官方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介入、金融危机及政府产业升级转型的影响，以及权力意识觉醒、甚至参政现象的出现。经过讨论，还是确定以中国几个主要经济区为代表，即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华北、华中、西南，以及新疆、西藏分别选择一个样本，能从这些样本中反映出中国农民工的共性和区域差异。第二步就是将任务分解，组内记者分别认领一个区域，初步摸底，根据当地农民工实际情况，以及记者能联系到的采访资源，在各自区域内再确定一个具体的城市样本。最终确定了深圳、东莞、北京、大同、宁波、武汉、重庆、拉萨、石河子9个城市。第三步面临的问题是，每个城市样本的主题是全面综述，还是有所侧重？经过讨论，为了更鲜明的表达，还是确定每个城市样本要有各自的主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各样本拟定主题如下：深圳：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东莞：农民工的边缘化生存；北京：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宁波：农民工的城市自治；武汉：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民工：重庆：户籍改革背景下的农民工。另外三个样本则更多地是从地理特征上的考虑：大同：矿难频发背景下的矿工生存状况；石河子：从内地农民到边疆农民的转变：拉萨：旅游业兴旺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高原移民。

但是，在实际采访过程中，主题要根据现实不停地校正。比如，关于武汉区域农民工的采访，此前，综合媒体报道、专家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在这两年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有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回流到中部。在记者实际走访中，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和想象的还是有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规模。不可否认，接下来这种现象会越来越鲜明，但目前还只是处于过渡期。所以，负责中部区域采写的记者王文杰不得不再次调整采写方向。在采访中，他了解到，产业转移，其实不仅仅是从沿海转到内地，在一个城市内部，这种转移也在悄然发生。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曾经聚集有10万农民工，但随着城市的升级改造，汉正街也要从前店后厂的模式转型为更高端的商业街。这些拉板车的农民工也不得不跟着转移或转型。最终确定了这样一个主题：城市升级改造下的农民工生存状态。

第四步，具体样本对象的选择。最初的设想是，选择城市中某个城中村、工业区、街道作为样本，呈现和解读农民工的城市聚居生态。在叙述方式上，希望通过人物之间的关联性交叉展开，呈现同一个农村区域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分野、聚合，折射出二元结构下的矛盾、困境，当然还有信心。在人物选择上，涵盖下面三种人物(以第二种为主，涉及另外两种)：成功摆脱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者，比如通过各种努力和机遇取得正式城市户口者，张全收、胡小燕等虽然还打着农民工的旗号，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明显区别于大部分农民工。处于中间地带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但从户籍、子女教育、社保、固定房产等方面，又都无法得到城市人身份。这部分是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真实状态。灰色地带者，每个城市都有一部分农民工游走于违法犯罪、流浪乞讨等地带，这部分群体也不能回避。当然，不是每一篇都要涉及到这三种类型的人。

每一次的筛选和思考都是一次对中国农民工处境的重新认识和度量，就是这样，这个庞大的团队走过了过去半年，还将继续走下去。在此，向花城出版社和华中9币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对于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特别致谢林宋瑜女士和徐增阳博士及提出最初题材想法的《南方日报》机动部副主任张蜀梅女士。

五、补记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这个题材我们分了至少三个部分来操作：一是编年史，已经于2012年初以《洪流》为题出版。在这本书出版后，它前后获得不少荣誉：2011底获得由《看历史》杂志社评出的“国家历史写作大奖”：2012南国书香节“最受关注年度特别图书”；2013南国书香节“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之‘公共关怀奖’”。所有这些奖牌其实都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评出并获得的，令我们更加相信这组作品它本身具有的真实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和文字的力量已经较好地传递了一个媒体对国家历史应有的理解和担当。

对于第二部作品《呼吸》，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它不是编年史，而是分类的专门史。不是宏大叙事，而是选取若干样本，做更细致深微的社会学记录挖掘。我们选择了三个方向：村庄史、家庭史和个人命运史。我们希望写出如《金翼》般好看又有社会学价值的文字，我们尽力去采集和模仿，并为此在每个章节后配备了有分量的专家点评和分析，也都是希望在社会学意义上获得提升。所以正如我为它想的这个书名一样：呼吸，是细致入微，是攸关生死，你必须要以此方式去贴近去静听，才能了解他们理解历史。为此要感谢三位非常有分量的专家：崔传义、党国英、徐增阳，为三部专门史样本所作的点评，在我们用叙述的文字力有不逮的地方，做了最专业的提升。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内部统筹的几员大将：王海军、韩福东、陈良军。他们个个都有“南都”优秀记者的出身，身具新闻武功、深具人文情怀。

南香红老师为这本书的成型做了大量后期整理工作，她是本书的文字美化大师。

感谢杨锦麟老师，在马不停蹄的路上，插针为我们写下序言，向更多读者推广。

或许，我们要期待明年还会有第三部的影像集面市。

但不管怎样，其实关于中国农民工的叙事，我们从未停止。从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任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托起中国未来的方略以来，我们已然在路上了——跟踪中国农民工在中国社会变迁大潮中的未来想象和改变。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王钧

2013年9月23日

六个农民家庭走向城市的故事，形象地勾画了一部当代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历史。投奔自由，是这些故事的主旋律。中国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给农民更大的自由。

——党国英

为什么村庄会形成这种现状、问题，如何去认识、解决，农民和由农民转变来的多元群体将创造怎样的农村新的命运与前景，这些村庄史的介绍蕴含着令人深思的问题。

——崔传义

30年过去了，农民工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作为一个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携而行的过渡性社会群体，他们的出路和归宿在哪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过去而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此重大社会关切面前，《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为大时代作证，为农民工立传，不是为了让历史成为永恒，而是为了“终结”的记录。

——徐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