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记述了“震撼上海滩的追杀叛徒案件”“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周恩来在西战场”“中国命运攸关的三次论战”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是作者(穆欣)根据历年搜集的历史资料和亲见亲闻的事实编著而成，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一代伟人的致敬与思念。

《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从1927年起，他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变关头，为挽救党，为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他总是顾全大局，沉着坚定，起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周恩来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而且是实施这些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令敌人胆寒，使所有革命者衷心敬佩。

《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是作者(穆欣)根据历年搜集的历史资料和亲见亲闻的事实编著而成，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一代伟人的致敬与思念。

永恒的怀念（代序）

一、震撼上海滩的追杀叛徒案件

1.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2. 目标针对周恩来的袭击

3. 彭湃、杨殷惨遭杀害

4. 叛徒终未逃脱膺惩

5. 令敌人胆丧的“红队”

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

——周恩来领导扑灭顾顺章叛变引起的灾祸

1. 顾顺章何许人也

2. 倾筐倒箧的叛卖

3. “一网打尽”的阴谋彻底破产

4. 周恩来安抵中央苏区

5. 伍豪启事”出笼后的启事大战

6. 叛徒顾顺章的可耻下场

7. 顾顺章叛变的危害和教训

8. 斩断江青射出的毒箭

三、周恩来在西战场

1. 三大战略部队在山西展开

2. 折冲樽俎，力挽狂澜

3. 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巨大贡献

四、中国命运攸关的三次论战

——周恩来领导党报和《大公报》的政治交锋

1. 《大公报》何以成为中共党报的劲敌？

2.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

3. 《与大公报论国是》

4.《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5.《大公报》拥蒋反共的阶级根源

附

（1）致大公报书（周恩来）

（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5月21日）

（2）谣言与烟幕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28日）

（3）晋南战役的教训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9日）

（4）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王芸生）

（《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21日）

（5）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季鸾）

（《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23日）

（6）与大公报论国是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1月21日）

（7）驳《大公报》（陈伯达）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8日）

（8）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郭沫若）

（1946年7月10日）

（9）质中共

（《大公报》社评，1945年11月20日）

（10）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陆定一）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4月18日）

（11）可耻的长春之战（王芸生）

（《大公报》社评，1946年4月17日）

（12）大公报新生宣言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五、忧时救国成知己

——周恩来和邹韬奋的革命友谊

1.并非在最后时刻才选定共产主义

2.在战斗中始终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

3.弥留之际还不断呼唤“周恩来！”

六、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与郭沫若

1.情同手足的诤友

2.“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3.“天不能死地难埋”

七、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1.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2.殚精竭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

3.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4.围绕工交座谈会的一场拼搏

5.江青一伙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6.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

7.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

铭感总理的关怀和教诲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钓鱼台的前前后后

后记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从1927年起，他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变关头，为挽救党，为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他总是顾全大局，沉着坚定，起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周恩来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而且是实施这些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令敌人胆寒，使所有革命者衷心敬佩。

他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者，曾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1928年至1951年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与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隐蔽战线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1927年8月，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的重托，在南昌亲自领导了著名的“八一起义”和南征广东的革命战争。这年l1月间，他来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统治下的上海，在这里坚持了四年秘密工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期间，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聚集整顿被打散的革命队伍，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对于组织革命武装斗争，创建强大的工农红军，加强党的建设，指导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负责中央特委的工作，领导中央特科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在敌人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始终挺身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央特科，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根据周恩来的倡议，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以武汉时期创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为基础而扩建的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保卫工作组织。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反共以后，9月、10月间，李强和一些曾在特务工作科工作过的人员陆续来到上海。1927年底，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始建立中央特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人军警宪特机关，探察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运动的安全。

周恩来关于建立中央特科的倡议，是根据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的：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笼罩全国。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到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的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中心。这里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英勇善战的革命传统。上海又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统治、压榨、奴役我国的基地，是著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就有无数打着大幌子的商贾、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他们的背后，那些没有祖国的亡命客、没有护照的刑事犯罪分子、贩运人口的经纪人、私卖鸦片的掮客、杀人越货的海盗，一个个躲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做最后的逋逃薮。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以及依附他们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纠合利用的帮会、地痞、流氓分子，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不同政治信仰的各阶层人士。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我们的革命活动带来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这里租界地区较大，华洋杂处，政出多门，敌人营垒内矛盾重重，革命者可利用的空隙很多；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住房易找，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比较方便，便于掩护，这比任何城市的条件都要好些。因此，党的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全都设在这里。但在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又给党的活动带来许多特殊的困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包括外国军队、巡捕、包探、流氓等）云集上海，各个租界俨然是“国中之国”，工部局就是殖民政府。这里军警遍地，捕房林立，统治森严；“在每一条路的转角上或交叉处，总有一个穿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家伙屹立着，在公共租界，立着的是印度人；在法租界，立着安南人。此外还有许多帝俄的末路王公或者退职将帅荷着枪在做巡逻工作”（包玉珂编译：《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驻有重兵以及宪兵、警察、特务机关等，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党中央虽然设立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务警探，却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我们党的负责同志和党团员、工人领袖，每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当时有一些人变节投敌，他们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猖狂地破坏革命。如在1927年6月底，由于江苏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向敌人告密，致使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与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相继被捕。韩步先被捕后叛变，不但指认了陈延年、郭伯和，使他们惨遭杀害，并且供出了另一位江苏省委负责人赵世炎的住址，带着包探来捉人，又使赵世炎遭到杀害。这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仍旧没有改变。一些无耻的败类，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这对上海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如何打击那些无耻叛徒及其主子的危害，如何保卫党中央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1927年底成立的中央特科，就是专为保卫上海党的组织安全而创设的政治保卫机构。它是党中央的侦察兵，是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和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突击队。P2－4

1998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00周年诞辰。望着摆放在案头的总理遗像，他那炯炯的双眸和刚毅的浓眉，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尽现眼前，不禁浮想联翩，引起我久久的思念。

很早我就听到了周恩来的名字．还在斯诺等人的著作中读到过他那饶富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第一次看见周恩来，则是1937年9月27日在太原，他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6年9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

这次讲话的地点在原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这里最多只能容纳1500入，可是这天来了4000多人。人山人海，礼堂和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同志（那时大家都称呼他“周副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其时沿平绥线西上的日军已经侵入晋北，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攻占了保定，太原古城已经成了人心浮动的抗日前线。他的报告就从华北战局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抗战必须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必须改造旧军队，成立新军队。他在报告结束时说：“只要我们前方的民众，都能武装起来，不用说敌人打到平型关、雁门关，就是打进关来，打进太原，打到汾河流域，我们也有办法打出关去，打出华北去，打到东三省去。我希望牺盟会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组织者，完成这种神圣的任务，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庆祝牺盟代表大会的成功。”周副主席这天整整讲了3个钟头。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因为我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得在礼堂里面就座，听得真切，也看得清楚。这年我才17岁，刚刚入党不久，山西党组织还处在地下，头一次这么近地听到我们党的卓越领导入讲话，心情十分激动，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抗战初期我在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始记者生涯，曾和范长江同志及他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取得了联系。国新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个进步通讯社。它是在周恩来直接参与筹划下，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于1938年10月间成立的。国新社的工作始终得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1939年冬天，我在前往西安治病后绕道陕北返晋西南途中，因遇阎锡山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而被阻于延安。很快得知在晋西南我军给予阎顽军重创后转往晋西北，我也准备前去归队。范长江得知这些情况后，从重庆写来一封长信给我说，国新社计划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业务，决定在晋西北（靠近延安）和晋东南（在八路军总部常驻地区）派驻特派员，并设通讯站组织稿件。范长江函商由我出任特派员兼晋西北通讯站主任，除了自己写稿，通讯站还负责联系国新社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陕北榆林、绥远西部的特约撰稿入、通讯员，组织这些地区的稿件。信中特别说明，这项在华北解放区发展的计划，是经过“周公”（周恩来）同意的。因此，我对范长江的邀约欣然应命。

我在1940年5月间到达晋西北地区，一面参加《抗战日报））（以后改称《晋绥日报）））的筹备工作，一面为国新社写稿、组稿。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为国新社编发反映抗日根据地战斗与建设的稿件200多篇。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新社于5月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抗战日报社领导决定在我主持的通讯采访部内增设对外发稿科，以我个人的名义，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一些报刊编发稿件，直到1943年秋天结束，提供给大后方各报刊的稿件不下百篇。

国新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直至一些细小的事情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如像国新社按月寄发的经费（包括记者的工资和各方来稿的稿酬），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邮路经常中断。每当邮汇不通时，范长江便将这些经费烦请周恩来同志经由内部交通送到中共晋西区党委转交给我，有的信封上还有周恩来的签名。

给国新社写稿、组稿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其时和以后报社对外发稿科的工作一样，及时地反映了根据地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颇有助于大后方和海外侨胞对于我党我军的了解，曾经得到领导上的鼓励。可是，到了整风运动刮起了“抢救”风暴时，有人戴着“左视镜”，“审查”对外发稿和大后方各报刊之间的供稿关系，便被“指鹿为马”了，硬把这种供稿关系说成是所谓“特务网”。虽经详细说明情况，仍然纠缠不休。甚至我和来自太行根据地的同行魏克明同志在西安邂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事，也被当做“政治问题”追查。

周恩来知道我在国际新闻社兼任职务的事和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料想这事在“抢救”运动中会给我惹来麻烦。1943年他从重庆回到延安，正逢康生等用“逼供信”手段，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意思是说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四川、河南、湖北、云南等1o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他领导的，使他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555页）他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做法，并且不顾自己的困难处境，对许多同志伸出救援的手，出面证明，以免造成冤案。1943年秋天，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原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同志从延安路过兴县去前线．当他从延安动身前，周恩来特地嘱托他捎话给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同志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廖井丹：《（抗战日报）的战斗岁月》，载北京《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9辑，1985年2月出版）

周恩来同志此时此刻能够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从未见过面，还很幼稚的新党员，如此关切地伸出救助的手，令人非常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衷心感激他对我政治上的深情关怀。但是，当“左”倾成为一种思潮的时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也被束之高阁。结果我仍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报社担任的职务也被别人“夺权”。

1945年7月12日，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这时我的“案子”实际上还未彻底了结，虽然“抢救”的风暴已经过去，报社却还没有正式给我安排工作。但据新华社报道，我被列名于这个筹委会所邀请的25名筹委之中（代表晋绥），并被推定为9名常委之一。会议决定解放区记者联合会于当年11月初在延安举行，后因形势变化，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会议没有举行。这事自然使我饱经磨难的心灵感到温暖和慰藉。转过年来，延安的新华社总社又任命我为特派员。当我得知前述周思来经由韩钧向晋绥分局“打招呼”的事情以后，每逢忆及这些，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于1956年调来北京工作。1957年至1967年，我一直在《光明日报））主持编辑工作，在一些会议上常能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诲。如前所述，周总理十分重视党的新闻事业（他自己就是位办报和撰写评论的高手）。当年“左”倾思潮泛滥，他曾不断地抑制极左偏差，促使报纸降温。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全国报纸版面上长期“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仍然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他对报刊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出现的偏差，对学术界特别是文艺界知名人士过火的批判，经常发出“黄牌警告”，促使各报能够及时纠正萌发的错误。50年代末发现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他就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马上停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做法，不赞成用“左”的眼光处理文艺界的问题；经常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在知识界造成损害。他对《光明日报》文艺、教育以及统战工作方面宣传的关注尤其使我感受至深。

60年代初期，郭沫若曾就著名历史学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著作《论＜再生缘＞》（《再生缘》是清代女子陈端生所写的一部弹词小说），在《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多篇批评文章。——从1961年5月4日至1o月22日发表6篇，被人称作“一轮密集型的研究‘排炮’”（1962年1月2日郭沫若还在《羊城晚报》发表了有关文章）。这些文章使陈寅恪教授感到不快，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应，海外也有相当影响，台湾某些反共“学者”也乘机兴风作浪。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1962年初，周总理曾经叫人向我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闻知，也不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其时周总理正和陈毅、聂荣臻副总理在关于科技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广州会议”上发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周总理在题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曾猜想，周总理打招呼的潜台词中，也会包含着对陈寅恪的保护和对整代知识分子的关怀。

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纸张的产量锐减，迫使各报减少篇幅、削减发行数量。《人民日报》也受到影响，《光明日报》尤感困难，报纸印数特少，读者订报不易，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都难保障。我们多次写过报告，请求主管纸张分配的文化部给予解决。1962年4月28日，周总理批准文化部提出的解决《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困难以及控制压缩地方报纸发行量的意见，同时提请中宣部注意这一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75页），这才使我们报社纸张短缺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

跟周恩来总理接近机会较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那时我曾经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周总理每逢参加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会议，都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陪同。将他视为篡党夺权最大障碍、早已处心积虑要打倒他的江青一伙，谁都不愿意去陪。在我被林彪、江青关进监狱之前，每次大都指派我去陪周总理。其时曾经多次陪他参加“造反派”批斗老一辈革命家的大会和接待红卫兵代表的座谈会（也在列席中央各种会议上经常聆听他的发言）。尽管他自己的处境十分险恶，仍然殚精竭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对遭到康生、江青和谢富治联手迫害的“联动”青年学生，抱着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同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其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混乱，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越来越重的大破坏。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林彪、江青煽动“停产闹革命”的叫嚣，始终设法将这场“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坚定不移地抓工农业生产，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得以基本保障。林彪曾亲自出马，于1966年12月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叫嚷：“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严厉指责周恩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指责他为了保障生产少受损失而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周总理不顾林彪的指责和挑衅，力求通过限制“革命”来保障生产。

他在各种场合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这类震撼人心的话，一再劝解和说服下属和身边的同志要客观地认识形势，无私无畏。当看清事情已势不可挡时，要敢于赴汤蹈火，因势利导，坚守岗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即使个人被冲垮也毫无抱怨。他在这次工交座谈会上激励大家：“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他在这场大风浪中所显示的大智大勇，他在凶狠的敌手面前所表现的高超斗争艺术，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当我不断受到林彪、江青一伙迫害时，又曾多次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救援。1967年1月，林彪、江青策动“一月夺权”开始的时刻，在北京另一家大报工作的那个红学家于1月17日跑到光明日报社来，贴了一张诬陷我“辱骂江青有神经病”“破坏京剧革命”的大字报，当天晚上江青就逼令我第二天“回报社参加运动”，从此被批斗了一个月。其间在总理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断然回答逼他表态的“造反派”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6页）同年8月，正当全国已经陷入空前混乱——乱到毛泽东也无法驾驭的程度（他在其后同美国记者斯诺说：“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有人将这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叫做“失控的三个月”）时，江青再次逼我离开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又一次唆使“造反派”对我残酷批斗。

8月31日，首都大学生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天派”头头韩爱晶、蒯大富带领大批“造反派”到报社来绑架我，因有群众掩护没有找到，他们砸毁了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抢走了报社的人事档案；第二天中午，他们又派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红旗文艺兵团”，串通报社“造反总部”头头从宿舍里将我绑架，送进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私设的牢房中。当天下午，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总理得知此事，当场严厉批评这种违法行为，警告参与绑架的学校红卫兵迅速放我回家，还令在场的北京卫戍区黄作珍政委派人调查；责令谢富治查究（《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6页）。第二天（9月2日）凌晨，韩爱晶慌忙放我回到报社。可是，9月6日凌晨，江青一伙又唆使北京铁道学院“造反派”“红旗”再次将我从报社办公室里绑架，在其私设的牢房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9月7日，林彪、江青下令谢富治把我弄到北京卫戍区关押。北京八个久对《光明日报》垂涎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当天强要封闭《光明日报》，江青一伙撒手不管，周恩来即就此事批示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由各院校造反派去实行停刊，不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7页）这才使得《光明日报》免除停刊的灾祸，我和报社所有职工都对总理的关怀衷心感激。

自从1967年9月我被林彪、江青一伙投入监牢，就再未能见到周总理。1975年5月我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总理已经病情严重，直到总理病逝以后．我在北京医院的灵堂里，含着热泪向总理遗容致敬、志哀，作最后告别。20多年来，我和亿万同胞一样，无限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周恩来总理100年诞辰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不尽的思念。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笔者根据历年搜集的历史资料和亲见亲闻的事实，记述周恩来总理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以此表达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一代伟人的不尽思念。

周恩来一向关怀党的新闻事业，重视舆论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创办进步报刊，传播革命思想。他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不论在武汉和重庆，在南京和上海，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解放区，他同新闻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坚决领导党报和进步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批判一切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反动谬论。同时，他本人就是办报和撰写评论的能手，亲笔写过许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文章。因此，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经常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深情，缅怀这位誉满全球、名留史册的伟大革命家。

周恩来同志是我最早见到的党的领导人，我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就像本书“代序”中所记述的，曾在许多场合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每逢自己在党内遭到不公正待遇而陷入困境的时候，还曾多次得到他的关注救援。郑州出版的《新闻爱好者》杂志刊登我在他百年华诞时写的《永恒的怀念》时，曾将题目改作《周恩来和我的新闻生涯》，是合乎实情的。他在漫长岁月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怀，使我没齿不忘。令人愤慨的是，那个在江青权倾天下的时候，为了向江青邀功请赏，公然指鹿为马，跑到光明日报社贴大字报诬陷我“辱骂江青”的“好汉”，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却又不思悔改，公开造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周恩来，说什么“穆欣当务之急，是闭门思过，仔细反省一下”“他当初是怎样对待周总理、陈毅周志、先念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一回他向壁虚构的谎言可是真的：“我所讲述的穆欣其人其事，皆为亲见亲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无怪乎人们看了都嘲笑说，一个撒谎成癖，只会向江青“顿首”的人又喊“狼来了！”“真是白昼见鬼！”

收进本书的文章，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至他百岁华诞临近时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并曾参考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史料，在此一并表示至诚的谢忱。也对中国青年出版社敬表感谢。书中不当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