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马蒂埃著的《从巴黎到八里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圆明园丛书》收录了当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亲历者的回忆录15种，这是英法两国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圆明园劫难历史资料大规模、成系列地在我国翻译出版，披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资料。

《从巴黎到八里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圆明园丛书》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从巴黎到八里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圆明园丛书》作者皮埃尔·马蒂埃。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一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序五 曹宇明

第1章 为何远征中国?

第2章 我的中国行

第3章 从巴黎到上海

第4章 从上海到芝罘

第5章 登陆

第6章 大沽炮台

第7章 埋伏

第8章 八里桥

第9章 圆明园

第10章 掠夺

第11章 和平

第12章 归来

远征军大部队不久后也到达了上海，他们一路上并不太顺利。先是负责运载炮兵部队装束的“伊塞尔”号舰船在越南的河内港口遇险，后来是“快帆皇后”号舰船在澳门外海失事。

“快帆皇后”号负责运载工程兵和急救物资，在澳门外海时突然失火，士兵们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舰船沉没海中。

所幸，两场灾难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部队暂时还不能出发，要继续待在上海，等待仍未到达的英法两国外交使节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位外交使节负责开战之后同中国进行谈判。

老话说得好：军队是胳膊，用来打人；外交是大脑，用来指挥。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给远征部队的行军提供了奠大的帮助，如果我在此只字不提他们的贡献，既违背公平正义，也将抹杀事实真相。将军获得的所有消息——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在征战过程中都得到了证实——无论是关于部队沿途将经过省市的财政收入，还是将遭遇的清军编制人数，均由传教士们提供，而这些消息则是传教士们让中国的耶稣教徒们收集的。

当时传教士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无比炽热和伟大。

不管怎样，我敢肯定，之所以法兰西帝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能够长久以来远胜于英国，这要归功于传教士们。数年以来，一百五十或二百人左右的法兰西传教士足以抗衡并战胜大英帝国的无数商人及黄金。

提前到来的秋季为联军的行动带来了有利战机，战争即将打响。

蒙托邦将军费尽口舌才说服英国人接受他的主意，即战争伊始就夺取大沽炮台要塞。大沽要塞隶属于天津，受北京管辖。

正是在大沽防御要塞脚下，在大沽口，英法联军的炮艇被清军炮兵击沉，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次英法远征联军会选择在大沽口一雪前耻的原因。  然而中国人对此却另执一词，狡辩说是英法联军企图强行闯过大沽口。其实联军在岸上任意一点登陆都能从背后突袭清军的主力部队，对此，清军却从未料想到。

确切地说，夺取大沽炮台是蒙托邦将军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大沽要塞的防御就像古时的士兵一样，铠甲护胸，一手持盾牌，另一手操矛或剑，然而后背却毫无防护。

7月3日，我们随同将军乘“福尔班”号从上海出发，翌日抵达芝罘，法国的一个军团正在芝罘驻扎。

终于到了自己的营地了！

在芝罘驻扎着六千名士兵，他们也属于远征部队，其他分队已经各赴广东、澳门、舟山和上海等地驻军。

部队在芝罘休整了一些时日，空气清新，饭食可口，加之蔬菜新鲜味美，士兵们个个儿精神焕发，身体健壮，部队士气高涨。

英军的格兰特将军来我们军营参观后连连称奇。

为迎接格兰特将军并向其表示敬意，蒙托邦将军命令士兵提前做好准备，洒扫庭除，秣马厉兵，营地整洁又气派。

“阅兵就不必了。”格兰特将军对蒙托邦将军说。

其实格兰特将军不希望损耗军队精力。连队的一支骑兵队正挥动大旗向格兰特致敬，步兵部队在演奏《天佑女王》！P13-14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2010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在北京举办一系列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是当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一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