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退休前在深圳大学教书,但写作伴随他的时间更久,他在文集的自序中写,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起,也有40多年了,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作品,并多次获奖。日前,记者面对面采访了这位作品被解读为“批判味很重”的作家。意外的是,他其实是个温文可爱的人,满头白发又精力盎然。他在受访时说,我在写作时并没有想着批判,我只是真实地写下我所看到的事实,保持独立清醒地写作,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告诉别人一些痛的地方,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真的、痛苦的知道。
《曹征路文集(随笔文论卷)》由曹征路所著,供读者阅读学习。
曹征路,江苏阜宁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说集《开端》、《山鬼》、《只要你还在走》、《那儿》、《霓虹》、《反贪指南》等。作品多次收入当年的中国各类年度最佳小说选本,省级文学奖、刊物奖多次。
曹征路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将对于生活的观察融入笔端,他的作品勇于反映严肃的社会现实问题,语言风格平实,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被称为“底层文学”。
《曹征路文集(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卷)》由曹征路所著,《曹征路文集(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卷)》含散文随笔、文论、创作谈和演讲,供读者阅读学习。
入党
我入党那年正是林彪事件发生的1971年,如果从支部大会通过的日子算应该是“七一”的前几天,如果从批准的日子算则正好是9月。我的入党志愿书上除了写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写着“无限忠于林副主席”一类的话,说起来跟假的似的。可凭良心,今年我50岁了,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最富有激情的日子竟是那一段时间。那年我22,正在当兵。
说有激情,并不夸大。因为入党不仅令我解除了三年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自己的刻苦努力收获了成果,更有着在精神上攀高的意味。我真的认为自己从此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了。
和我同时入党的是老乡叶汝坤(此公现任某钢铁公司焦化厂厂长)。部队里称老乡是指从同一个地方来当兵的,并不是指的籍贯,事实上他家在农村却从城市入伍,而我生长在城市却是由农村来的插队知青。但他确实与我有着共同之处:他是中师毕业不久的小学老师,我是高中毕业不久的知识青年,平时说话也比较合拍。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连队里,我们俩是最显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在当时连队的环境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任务应该是挨不上的,怎么说我们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也是清白的。偏偏我们摊上一位极认真的指导员,他几乎是从接到花名册的那时起,就把我们俩列入改造对象了。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们俩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政治思想”都不比别人差(我还多次为连队赢来荣誉),入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若我说有点“小资产阶级”还有点像,因为我干农活确实不如人,可人家叶汝坤在家时就是挣十个工分的“整劳力”了,也不行。而那时,入党、提干差不多就是所有当兵的人最高人生目标了,总不能当几年兵混个“白丁”回家,起码混个党员日后说起来也好听一点。
第三年,我们连调到农场,听到这消息我差不多是绝望了。我的腰因施工受过伤,若是插秧割稻,我就是两头勾到一头去累成死虾米也是赶不上别人的。叶汝坤对我说,你每插一行都要想着,插完这一行,党票就到手了,这样你才有劲头。我说,还是你上吧,我没指望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找我谈话,说你这样就是干死,也是白死,就算追认你了,还有鸟用?那年头说这种话就够上反动了,他见我不吭声,又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告状。他说,我们得想个法子,我们这是在竞争啊。我们自以为挺有表现,可人家也为难啊。
竞争这个词,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和自己的人生实际联系起来的。我们俩突然意识到,党的大门尽管是敞开的,可两个人同时往里挤也不可能,人家怎么知道谁改造得更好?我们得为人家创造一个比较鉴别的机会。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境也不好,所以要比我成熟得多。我们后来的办法是:我退出竞争,让他先上,在农场让他样样得第一;等部队撤出农场了大家都穿上干净衣服了,我再打报告要求去喂猪,能喂猪就能写讲用稿,身上脏了思想红了,脚上臭了灵魂香了,臭了我一个香了全人类……
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不真实的言辞在当时也很难说不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存在,因为在支部大会上我确实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甚至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搞脏了自己就是洗刷自己,丑化了自己其实才真正是证明了自己。至于我们俩为什么还是同时挤了进来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思想上入党有先后吧。
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我们抒发了很多激情以后,他突然哭了,他说他对不起党,他对党隐瞒了真情!原来他父亲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那时对入党对象有几条内部掌握的界限,其中一条就是直系亲属中不得有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的——他大哥是部队的营级干部,早就教给他了一套说辞。 我出自本能的反应就是,他如果去坦白,我们俩都完了。人家会再一次想起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有问题,我也难保没有问题。而我母亲的一段历史正在被审查着。可我又能劝他什么呢,劝他去坦白?劝他继续隐瞒?刚才还壮怀激烈着,转眼就原形毕露了?我不知道。
他哭着说,我父亲真是好人,骗你我都是这个!他伸出小指头。
他父亲真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身为大队支部书记,大队的种粮仓库离他家只有十几步路,而他却饿死在自家的门槛上,这在今天恐怕是很难想象的。他父亲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可他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却让我们心上压上了一块巨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说话,也很少碰头,只有拼命干活。好在那时我们连队又奉命转入皖南山区的战备施工,劳累可以遮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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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一算,老汉今年64啦,步人人生黄昏,回头数数自己的脚印不为过。再掰脚指头一算,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起,也有40多年了,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作品,编一个200万字的文集也不为过。感谢海天出版社,满足了我这点虚荣心。
生活中我是个散漫的人,知足且快乐,喜欢打球打牌,没有太高的追求。别人站着我蹲着就行,别人坐着我趴着就行。但写小说就不一样了,比较认真,更不愿说违心的话。我不赞成玩文学的说法。忠实地把我经历的时代变迁记录下来是个基本态度,这套文集就是我对近30年的审美记忆。尽管今天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娱乐化,但小说作品就精神深度而言,依然是其他文艺形式不能替代的。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认真地反省起来,我的所有的作品似乎只写了一个主题——找到自觉的人生。我的经历还算得上丰富,工农兵学商差不多都见识过。见得多了,想得也就复杂一些,故而也希望人们分享自己那些经过思考的生活。我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不管我这些脚印是何等的浮浅,思考是何等的幼稚,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为您服务;希望和您一起探讨人生,探讨时代,找到规律,走向自由;希望和您一起找到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希望和您一起领略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领略人类无比多样的美和力。
那么,请接受我由衷的谢意。您——爱护和帮助过我的编辑们,指导和鼓励过我的师长们,每一个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们,每一个善意指教过我的批评者,谢谢啦。
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就是“震惊”,那么转型时期的我们也应当有传达这种“震惊”的艺术品。从这个角度看,说批判精神也是对的。一个文人对现存价值提不出怀疑和批判是他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我的艺术主张是没有主义。一个写小说的,动不动标榜主义是不自信的表现。在我看来,最好的艺术不过是量体裁衣,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和形式。因为形式本身没有高下,也无先进落后之分。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是这样,西方文学史的经验同样是这样。说白了,艺术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
我去泰国旅游,见众人围观一赤膊跌足者,只见他火中取物,上下翻飞,绕前捧后,有托儿跟着大声喝彩。伸头一瞧,原来是卖烤鱼干的。于是联想到近年我国的文坛种种,哑然失笑。
小说是最具思辨色彩的艺术,要经得起咀嚼才好。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玩花活”,是卖烤鱼干。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学习时,亲眼目睹过一批青年作家用各种主义爆破了文坛,新奇怪异成为先锋,所以那个时代被称为“方法论年代”。圈内的流行词叫“玩老头子”,也亲眼看到一批老头子生怕被时代抛弃而亦步亦趋,被玩晕了。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被一再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细节、鲜活而独特的人物性格、蕴藉而深刻的情感寓意、多数人感同身受的时代呐喊,是小说艺术永远的生命力所在。作家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世俗潮流的怀疑者。尽管对文学精神的遮蔽古已有之,各个时代表现不一,但文学精神从来未被杀死。它仍顽强地,一代一代地,在真文学的血脉中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所谓精神到处文章老,沧桑阅尽意气平。是为序。
曹征路写于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
贺绍俊 《问苍茫》是新世纪的《子夜》。曹征路的文学意义则在于,他是当代中国的“小林多喜二”。
旷新年 曹征路将取景器瞄准地面那些蚁群一样的底层生活,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狙击了戏说文化。
陈映真 台湾产生不了像《那儿》的作品,也产生不了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
孟繁华 曹征路在以“现场”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激变的同时,更以极端化的姿态或典型化的方法,发现了变革中存在、延续、放大乃至激化的问题。
洪清波 头清波曹征路为当代修史。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在小说中揭示出我们时代的重要社会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