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教授自1984年开始与施蛰存先生交游通信，《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不仅富有学者交游之情趣（涉及施、孙与张充和、钱歌川等学者往来情形），而且还实录了两位学者之间治学生活、方法与经验，从中能使读者能了解到施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晚年生活，尤其是晚年阅读生活；同时又可了解孙教授重要著述《情与忠》《传统女作家选集》的撰写经历，以及对柳如是评介的逐步深入的过程；特别是施先生晚年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即亲自编辑《词学》集刊第9辑（海外词学特辑）并拟筹备学术会议等相关情况和孙教授在美约稿的情况，都有非常详细记录。

《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实录了两位学者之间治学生活、方法与经验，从中能使读者能了解到施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晚年生活，尤其是晚年阅读生活；同时又可了解孙教授重要著述《情与忠》《传统女作家选集》的撰写经历，以及对柳如是评介的逐步深入的过程；特别是施先生晚年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即亲自编辑《词学》集刊第9辑（海外词学特辑）并拟筹备学术会议等相关情况和孙教授在美约稿的情况，都有非常详细记录。除了两位学者的往来通信录外，《从北山楼到潜学斋》还收入孙康宜教授的词学、施蛰存研究相关论文若干。

序言 来自北山楼的信件

上辑 交游篇(施蛰存与孙康宜往来信函)

 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6年9月14日)

 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8年7月11日)

 三 孙康宜致施蛰存(1988年7月24日)

 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8年7月26日)

 五 孙康宜致施蛰存(1988年8月3日)

 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8年8月11日)

 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8年9月1日)

 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2月4日)

 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3月6日)

 附录 施蛰存致张充和(1989年3月6日)

 十 孙康宜致施蛰存(1989年3月23日)

 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4月4日)

 十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4月12日)

 附录 吴琦幸致孙康宜(1989年4月12日)

 十三 孙康宜致施蛰存(1989年4月19日)

 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7月28日)

 十五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8月22日)

 十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10月21日)

 十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89年11月28日)

 十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1月17日)

 十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1月27日)

 二十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2月12日)

 二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3月28日)

 二十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5月10日)

 二十三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0年7月11日)

 附录 钱歌川致孙康宜(1990年6月23日)

 二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7月28日)

 二十五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0年8月6日)

 二十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8月16日)

 二十七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0年8月25日、26日)

 二十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9月10日)

 二十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9月30日)

 三十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0年10月14日)

 三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0年11月25日)

 三十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1月16日)

 三十三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1月30日)

 三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3月14日)

 三十五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5月18日)

 三十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6月28日)

 三十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7月16日)

 三十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10月21日)

 三十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lO月23日)

 四十 孙康宜致施蛰存函(1991年11月27日)

 四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1年12月12日)

 附录 张充和致施蛰存(约在1992年1月)

 四十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2月20日)

 四十三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5月4日)

 四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5月20日)

 附录 施蛰存致张充和(1992年5月10E1)

 四十五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2年7月16日)

 四十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8月11日)

 四十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8月14日)

 附录 施蛰存致张充和(1992年8月21日)

 四十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8月24日)

 附录 施蛰存致刘裘蒂(1992年8月24日)

 四十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10月17日)

 五十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2年12月8日)

 五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1月8日)

 五十二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3年1月20日)

 五十三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2月16日)

 五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3月23日)

 五十五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3月26日)

 五十六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3年4月3日)

 附录 施蛰存致张珍怀(1993年4月15日)

 五十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4月21日)

 五十八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3年5月16日)

 五十九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5月21日)

 六十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6月13日)

 附录 施蛰存致叶长海(1993年6月14日)

 六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9月11日)

 六十二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11月29日)

 六十三 施蛰存夫妇致孙康宜夫妇(1993年12月10日)

 附录 刘慧娟致孙康宜(1993年12月10日)

 六十四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3年12月27日)

 六十五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4年1月23日)

 六十六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4年6月4日)

 附录 施蛰存致康正果(1994年6月4日)

 六十七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4年12月9日)

 六十八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5年12月15日)

 六十九 孙康宜致施蛰存(1996年5月9日)

 七十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6年5月23日)

 七十一 施蛰存致孙康宜(1996年5月24日)

 七十二 孙康宜致施蛰存(2000年2月14日)

 七十三 唁电(2003年11月19日)

下辑 研究篇(孙康宜相关研究论文)

 柳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

 语讹默固好——简论施蛰存评唐诗

 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

 “童化”与“教化”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序言：重新发掘施蛰存的世纪人生

 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

 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

本书辑录之随想——代跋

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你再晚来一点，就看不见我了。”这是九十一岁的施蛰存先生在我初访他时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我完全能理解他这句话中的期待与责备，因为自从十多年前我们开始通信以来，我一直打算来上海看他，但每次在安排前往上海的计划之后，又临时因为家累或其他缘故而取消行程。我常常为此而感到遗憾。一直到今年春天，自己许下心愿，无论如何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实现多年的愿望。我终于在6月4日由美国飞往上海。次日抵上海后才听说施先生近日身体大衰，本来要立刻做全身检查，但他坚持要等见了我之后才放心进医院。如此忠诚的“等待”令我感动。

我与施先生的特殊友情始于一个偶然的文字因缘。1984年春我突然接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施先生短函，信中说他多年来热衷干词学研究，不久前听说我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的英文专著，希望我能寄一本给他。

现代文学巨星专攻古典文学

施先生的来信令我感到喜出望外：没想到曾以三个“克”erotic，exotic，grotesoque(色情的、异国情调的、怪异的)的文体闻名于上海文坛的三十年代先锋作家会对古典文学有兴趣。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位现代文学巨星早已于1937年左右转入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其实是长达约六十年的大半生)一直在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金石碑版等题材打交道。他的治学态度之严肃与认真给我提供了一个最佳典范，于是十年来我自然而然把他当成学问上的导师。后来我研究陈子龙和柳如是的诗词，接着又从事于女诗人作品的探讨及编纂，有很大部分是得自施先生的鼓励与帮助。我每有诗词版本方面的问题，都必向施先生请教，而他总是一一作复，其中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可以说是述说不尽的。

尤其让我感激不尽的是，他把多年珍藏的善本书——例如《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众香词》、《名媛诗归》——都给了我。多年来他在邮寄与转托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麻烦与困难，更是一言难尽。总之，我很珍惜自己与施先生之间的忘年之交，觉得如此可贵的神交，看来虽似偶然，实非偶然。

此次终于如愿以偿，与施先生初次见面，内心喜悦之情，自难形容。我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较富哲学性的问题：“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坦率而不甚实际的问题，九十一岁的长者起初报以无言的微笑，接着就陧慢地答道：“说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一…·”

没想到我提出的问题激起了施先生的回忆，在他愚园路的寓所中，我们展开了长达近四小时的对话。老作家由大学生活谈到抗战期间的流离迁徙，由抗战胜利说到自己创作生涯的变化，又从后来的反右说到“文革”的个人经验。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开始了“靠边站”的生活：1957年他正式被贬为农民，在嘉定做苦工；1960年以后被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虽被剥夺了任何著作的出版权利，但从此过着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可以说，多年来在创作与学术的领域中，他一直扮演着被遗忘的角色。施先生一再强调，人生的苦难只有使他更加了解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反正被打成右派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学问。对于名利，我早就看淡了……”

利用机会读书做学问

这种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进一步请他说明“文革”期间的个人经验。他说：“我从不与人争吵，也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成一回事。在‘文革’期间，我白天被斗，晚上看书，久而久之我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总之，无论遇到什么运动，每天下午4点钟以后就可以回家去读自己的书了。”换言之，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施先生的一贯心态是：利用机会，趁机读书做学问。我认为他之所以能持有如此超然的态度，乃是因为他在书中找到了真实的精神世界，所以对任何外界的干扰(包括别人给他的伤害和侮辱)都能置之不理。因此，他虽然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尽了折磨，但政治形势所造成的不利和隔离的环境却反而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非凡成就。

P158-160

来自北山楼的信件

本书的题目《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乃是编者沈建中先生所拟定的。我必须承认，当初沈君提出这个题目，我感到有些不妥。人人皆知，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巨擘，以我之才疏学浅，又属晚辈，怎敢拿自己的“潜学斋”贸然与施老的书斋“北山楼”相提并论？

只是在沈君的一再建议下，我才接受了他这个命题。不管怎么说，沈君编此书，主要是想将我和施蛰存先生多年(指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的来往书信公之于众，补充些施老晚年谈读书论学问的资料。确实，我当年能藉着书信往来和施老建立起那样宝贵的忘年交，并能从他那儿不断学到广泛涉猎学问的治学方法，甚至受他那种道德风骨的潜移默化，乃是我个人的幸运。记得每回我收到从北山楼寄来的信件——或由施老的友人转来的书籍——我都会兴奋得怦然心动，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好好地阅读一番。如今施老已经去世多年，每当我回忆从前通信的情景，难免有流年易逝，人生无常之感。因此我在几年前就把施老那批信札整理出来，连同我的潜学斋藏书一起捐赠给北京大学，由该校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永久收藏。现在藉着沈君所编的这本书，读者终于能看到施老给我的信件的影印本，特别令我感到欣慰，也算是一个纪念。(必须一提，在扫描这批信件的过程中，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顾晓玲女士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特别向她致谢。)

其实，当年施先生不只给我一人写信。只要参考沈建中先生的新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读者就会发现当年施老的海外笔友数量之多，实在惊人。以一个终日在书斋中努力治学写作的老人，居然还能拿出精力和时间来应付那么多信件的来往，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有关这一点，施先生的女弟子陈文华教授曾在她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坛巨擘——追忆施蛰存先生》一文中说道：

施先生晚年足不出户，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世界各地学者的联系。对于来自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国的后辈学者，他照样来者不拒，热情指导和帮助。耄耋之年的先生，每天晚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海内外求教者回信。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我就是那些从海外向施先生“求教者”之一。那时我刚开始研究明清文学和中国女诗人，虽然已在耶鲁大学当起“教授”，但我却把自己视为施老的“研究生”。我经常在信中向他提出有关古籍和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他总是每问必答，为我指点迷津，而且还为我旁搜各种典籍和文献，不断托朋友带书给我。记得1986年我刚开始研究明末诗人陈子龙时，施老就在信中为我列了一个应读的书目：《陈子龙诗集》，《陈忠裕公集》，陈子龙的《明诗选》、《史记测议》、《皇明经世文编》，钱牧斋的《列朝诗集》，杜登春的《社事始末》等，而且还指出每部书的特殊性和版本问题。后来他知道我开始在研究明清女诗人，他就为我到处搜寻《柳如是诗集》(包括上卷《戊寅草》、下卷《湖上草》和尺牍)、《名媛诗归》、《众香词》等。他最感遗憾的是，他从前曾拥有一部明末女诗人王端淑所编的《名媛诗纬》(明刊本)，是1933年买到的，但可惜在抗战时因日军轰炸而毁去——否则他也愿意慷慨割爱。后来我从日本获得《名媛诗纬》以及王端淑本人的诗集《吟红集》影印本，施老非常高兴，还请我影印三卷《吟红集》给他。可以说，当时我之所以顺利收集到许多有关明清女诗人的原始资料，大都得自于施老的帮助。

后来有机会读施先生的诗作《读翠楼吟草得十绝句殿以微忱二首赠陈小翠》，更加能体会他对古今才女那种深入独到的认识。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他也曾自豪道：“此十二诗甚自赏，谓不让钱牧斋赠王玉映十绝句也。”“王玉映”即王端淑也。有趣的是，在该组“赠陈小翠”的诗中，施先生曾把现代才女陈小翠比成明代的才女王端淑：

绿天深处藕花中，为著奇书藁作丛。

传得古文非世用，何妨诗纬续吟红。

当初读到施老“何妨诗纬续吟红”之诗句时，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那时我刚找到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和她的《吟红集》。  1991年底，施老送来一张新年贺卡，那原是他于1988年为纪念才女陈小翠逝世二十周年而制作的卡片。卡片上注明“北山楼印”，上印有小翠的“寒林图”及题诗“落叶荒村急”等语。后经考证方知，原来少年时代的施先生曾与能书能画的才女陈小翠有一段奇妙的因缘。1921年，周瘦鹃主编的通俗小说半月刊杂志《半月》在上海出版创刊号。那年施先生才十七岁不到，就为该杂志封面《仕女图》作题词十五阕；主编并请天虚我生的女儿陈翠娜(小翠)续作九阕。施先生后来自述：“其每期封面，皆为仕女画，出谢之光笔。其时余年十七，初学为韵语，遂逐期以小词题其画，凡得十五阕，寄瘦鹃，未得报书。《半月》出版至第二卷第一期，忽刊登拙作，并倩天虚我生之女公子陈翠娜女士续作九阕，以足全年封面画二十四帧之数。瘦鹃以二家词合刊之，题云(《<半月>儿女词》。”(《翠楼诗梦录》)当时有人想将两人联姻，施父亦颇为积极，但年轻的施蛰存却“闻之大惊异，自愧寒素，何敢仰托高门，坚谢之，事遂罢”。后来又过了四十多年(正是施先生的闲寂时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施先生听说陈小翠已移居上海(从友人处得到陈小翠的住址)，乃于1964年1月间前往上海新邮陈小翠的寓所拜访之。当天小翠赠他新印的《翠楼吟草三编》，几天后施蛰存即作诗《读翠楼吟草得十绝句殿以微忱二首赠陈小翠》以为答复。此后两人陆续有诗文往来。可惜不久“文革”开始，小翠受不了凶恶的批斗，竞在1968年7月1日以煤气自尽。后来施先生写《交芦归梦记》(1976)、《翠楼诗梦录》(1985)等短篇以纪其事。

陈小翠的故事令我心酸，经常使我想到古今许多才女的命运。另一方面，施先生对才女的看重与提拔，同样令我感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间施先生还先后与陈家庆、陈樨常、丁宁、周鍊霞、张珍怀等人交往并搜集她们的作品。。1996年那年，我到上海拜访施先生时，曾当面问过他：“您为何特别看重女诗人？”他说：“我看重女诗人，主要是在‘发掘’她们，因为她们经常被埋没。”

由于受到施老的影响，我一直是以“发掘”的态度来研究女诗人的。1999年我与苏源熙(HaunSaussy)合编的那本《传统中国女作家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得书刚一出版，我立刻写信给施先生：

在这个Valentlne's Day寄给您这本诗集，特别有意义。此选集刚出版，在序中特别谢了您(见p.vii)，但还是语犹未尽，因为若非您的帮助，许多女诗人的作品很难找到。多年来您对我们(指63位汉学家)的帮助，岂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书中的书法是张充和女士写的。

这也是值得纪念的！

除了女诗人方面的研究以外，施先生还为我打开他的“北山楼”的四面窗。施老的“治学四窗”是世界有名的；他会按朋友的需要而随时打开任何一窗。他的四窗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文艺创作和金石碑版之学。此外，我一直是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包括诗和小说)的忠实读者，因而也经常向他提出有关写作的问题。为了表示对我的肯定和鼓励，1993年6月他还特地为我手书杜甫的佳句“清辞丽旬必为邻”，以为纪念。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撰写了七篇有关施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每篇的写作都与我个人当时的研究方向有关，而且都体现了我从施老那儿学到的知识和灵感。必须一提的是，最长的两篇——即有关施先生的《浮生杂咏》和他的逃难诗歌——却是今年春天才着笔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篇的写作完全是沈建中先生给催逼出来的。

此次蒙沈君不弃，此七篇文章全被收进这本《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中，我也只有对沈君心存感激了。

孙康宜

2013年7月7日写于美国康州木桥乡潜学斋

本书辑录之随想——代跋

沈建中

暑间奇热，虽见报载自有气象史以来为最热夏季，也没为怪。上班路途，我总是满怀锻炼身体之决心，或想象“蒸桑拿”之感受，虽大汗淋漓，从不认作苦事。究其原因，入夜皆忙于本书的迻录编辑事务，自觉沉湎内容与形式的构想思绪中。如此度夏，似乎避暑，先是忙碌而无暇顾及高温侵袭，遂心如止水，渐趋凉爽之境。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酷热夏季。眼下秋凉逼近，暑热已“强弩之末”，岂不快哉。本书恰好辑录既讫，不妨添上几段有感，名曰“随想”，意欲在施蛰存先生和孙康宜教授的书末，套套近乎，聊聊缘起；若班门弄斧，那便糟糕透了。

一

1990年代，我时常往北山楼请教，施先生曾法书几幅字贻我，其中有一幅“惟精惟一”，我当然遵照，心无旁鹜，亦不二用。但印象里经常在我临走时会让带几封信下楼投入邮筒，至于他是给谁写信、写的啥，我一概不闻不问。2001年3月底施师母突然过世后，从此我不往打扰他老人家。2002年国庆节后施先生通知我去，送我一部《北山散文集》(二册)，浏览了几天，翻到最后的施先生书信，绝大部分都是首次看到，我特别注意到其中致孙康宜教授的十八通信，真是大开眼界。两个月后，由于倦怠，一下子失去了施先生的十二册日记，我预备放弃正在编撰的施先生年谱，即“掼纱帽”——现在想来可笑可恶得很哩。

不觉到了2005年秋间，12月1日是施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想到北京闻广老人寄赐我的施先生致其父闻宥先生的两通信札，一是1938年施先生利用暑假回沪省亲，绕道香港时所作；信中详细陈述途经河内参观及访书情形；二是1940年施先生离开昆明前夕所作，讲述昆明物价形势，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的动态和其他学者情况。更要紧的是这两封信使长期悬而未决的施先生抗战时期辗转河内、香港和上海的时间地点，有了明确线索。我还想到沪上黄屏老师贻我两张施先生1938年的底片，一为在云南大学校舍留影；一为返沪探亲与夫人陈慧华在岐山村寓所合影。  这些材料到了我手头，“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引用鲁迅语)。当时不见有何纪念活动的动静，况且既已不作“年谱”，何不请报纸发表，为有志的研究者作家们提供资料，藉此纪念施先生百年诞辰。经《文汇报·笔会》主持人周毅君首肯，《施蛰存书简两通》如期刊出，当日上午恰好我在开往苏州的列车上购得这份报纸，欣慰不已。

不久后，在陈文华教授敦促下，我恢复编撰“年谱”，并在她的指导下定名为《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文华教授为了支持我，甚至愿意为我设法寻回失去的资料。就在那时施先生的往来信件已大量散见于市肆，我突然发现往来书信更能弥补日记材料，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急中生智”，但我渐渐地确定了以书信为主体，辅以施先生叙事文录、相关报刊和其他史料等的编撰方法。

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一条竭尽全力地搜集采录施先生往来书信之路，一发而不可收。

二

通过几年的不懈追寻，我逐渐知道施先生所作书信的产量甚巨、涉及面广，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实在难以估算，肯定是亡失更多。但以我曾经过录的施先生致河南崔耕先生函达三万六千余字、致上海范泉先生函有一万五千余字、致广州黄伟经先生函近七千字；再从主要收信方估算，以中原、蜀鲁为研究金石碑版区域，以闽粤为交流诗词杂文区域，以苏杭为收集藏书雅玩区域，以北方、苏皖为《词学》集刊作者读者区域，以晋陕为唐代文学研究赏析区域，这仅是我据大致印象的归纳，很不确切，然可借喻施先生所作书信的广泛性而已。再举辜健编《施蛰存海外书简》为例，收录致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友人十八位，计二百九十七通，二十三万四千字数。——以上极大部分集中在1980、1990年代所作。

我推测，施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向报刊投稿即写作书信。他又说，中学毕业后，浦江清就读南京东南大学，自己在杭州之江大学，“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目前我见到施先生较早的完整书信是刊于：1923年11月20日《最小报》上的《致马鹃魂书》。他曾回忆主编《现代》时“给投稿人的信，少说也不下百余封”，听他说，每次从松江休假归来，光复信就得费时二三天，起码抽掉两罐白金龙香烟；现存的复投稿人宋清如函，就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千字文。如今在《现代》“编辑座谈”“社中日记”里均能见到他频繁与作者、读者的通信印痕。粗略可见施先生写作书信的轨迹，从1920年代《最小报》《世界小报》刊登其书信，到1930年代主编《现代》，再到1940年代主编《大晚报》副刊，直到1980年代起主编《词学》，施先生一直保持勤于写信的习惯，而产量之大，在他的同辈、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因此，我认为施先生毕生都很喜欢写信，这是他与生俱来的风度，也成为他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交游广、活动多而造就的。

2005年秋间，我逐步收集了一批施先生往来书信，待到翌年下半期价格猛涨，当时网上有一通三页浦江清致施先生手札，标价万元，我打了几次电话还价，甚至恳求花费抄录，商贾坚不许；而此时沪上“秋拍”乍起，相关书信越见越多，只得“望洋兴叹”。此后我干脆侧重于在拍卖图录、网站报刊上搜寻采录，放大镜成了我的好伙伴。友人大为君给予我热情襄助，总是将藏品供给采用，诸位师友也纷纷援助，如河南崔耕、桑凡，广州黄伟经，南通钦鸿，北京闻广、沈宁，上海黄屏、陈诏、刘军、萧斌如等等先生友人都慷慨提供，使我能够抄录许多书信影件。

三

这些年，我读到太多的施先生往来书信，采录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事迹，至少也超过三十多万字数，我不觉累与苦，心甘情愿地一字一句过录，仔细求证写作时间。更因为爱读施先生书信，一如他的好文章，生动亲切，让我着迷。2008年春香港辜健(古剑)君寄赠《施蛰存海外书简》“30册毛边本之第11册”，我如获至宝，其中致孙康宜函由《北山散文集》十八通上升至三十二通，引起我极大的阅读兴趣，为我打开了一扇能了解他如何与西方学者交流的窗口。就在那年夏季，我与古剑君通了十余封电子邮件，向他——请教“三十二通”与“十八通”之中的差异，明确了多个问题。

古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直到今岁(2013年)初春，我终于见到了现存的施孙往来书信七十余通影件，还有其他相关信函十余通影件。当时刚得悉孙教授已把施先生手札原件捐赠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收藏，让我肃然起敬。为了能使我看到原貌，其间由美国纽黑文到我国北京再到上海的一系列繁忙工作，加上需要检寻、整理、扫描及邮寄，可想而知，孙教授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劳动，我至今感念。

当时拙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正在“一校”，我匆忙补录这些新得材料，并对原来据“十八通”、“三十二通”先后采录之处按原件影本进行校核，收获颇大，欣喜间最使我怦然心动的是，这批目前尚存的施孙往来书信堪称“丰富”为最大特色，我预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会呈现其作为史料的重要性。

施孙自1984年开始通信，现存信札富有学者交游之情趣，还涉及施孙与张充和、钱歌川等多位学者往来情形，实录了中美两位学者之间学术生活的状况，从中能了解到施孙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治学方法、研究经验，以及施先生老来弥坚，并不限于“蜗居”，阅读视野开阔，仍保持对欧美报刊书籍的浓厚兴趣，尤其是施先生晚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即编辑《词学》“海外特辑”并拟筹备学术会议和孙教授在美约稿情况，都有详尽记录。同时，又让我们了解孙教授的重要著述《情与忠》《传统女作家选集》等的学术经历，以及她对柳如是评介的逐步深入过程；并兼及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活动。

四

读多了施先生书信，我曾分为三类，一是至交契友，无话不谈；二是礼尚往来，就事论事；三是回复来函，借题发挥。我发现施先生致孙教授的这批可当絮语散文来读的书信，无疑属第一类。施先生以其渊博，一下笔就率性尖锐，独具见解，臧否精辟；不仅令人称奇，又能实话实说，且幽默有情趣；至于互相委托访书，则谆谆嘱咐，心细如发。这样的事例在本书中处处能见，不胜枚举，皆能验证我的这些认识，读者诸君当能体会之。

我曾读过难计其数的访问施先生的文章，但当我读到1996年孙教授由美国专程来上海探望施先生后写的《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一文，从中我真切感受到“心有所感、意有所触、情有所激”的真诚、理解，尤为感动，不禁赞喟“前所未有”。现在，我方认识到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基于他俩的大量通信，交流思想。

我亦读过难计其数的研究施先生的论文，也有港台欧美的研究论文，以研究早年文学创作与编辑活动为多，几乎很少见到关于其古典文学著述和他的古典诗歌创作方面的论文论著。如今我从施孙信札了解到，他俩成为笔友通信之因缘是由于皆为“研究词学的同志”，从词学研究开始，经常讨论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孙教授说：“凡涉及明末清初的文学研究，我一直请教他，自以为有如入室之弟子一般。”施先生还鼓励她无论如何要多用中文写作。为此，我注意到孙教授研究论述施先生的一系列中文力作，既保持中国传统考证又融合西方文论的方法，格局恢弘，别具手眼。我颇为推崇其《柳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语讹默固好一简论施蛰存评唐诗》，而新作《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之阐述精深又有鲜活的阅读感，使我体会到一种学术传承，即“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在我看来，孙教授的这些论文，能为学界在施先生研究方面吹来一股新风，并具有开风气之功，我深信会在读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读孙教授《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时，亦让我特别怀念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李埏先生(1914—2008)。早先我在撰写《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时，专门请教李埏先生回忆有关施先生旅滇往事，李先生寄赠1938年陪同施先生和吴晗兄弟游路南的照片，随后又两次寄来施先生西行途经贵州的数幅照片，均为那年李埏为施先生洗印而存。当时书稿排版已讫，有几幅未及收录，现在如能作为此文插图，当可告慰李埏先生，又将彰明旧影光泽，不啻给读者带来珍贵的怀旧视觉。

五

因此，我决定编选这本具有丰富特色的书。更为重要的因由是，一方面可为研究者提供在1980、1990年代中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难得的学术案例，具有相当的参考文献价值。另一方面供应读者独特隽永闲适的随笔式文本，为读者提供“可读、乐读、耐读”似的阅读享受。

在征得孙康宜教授的同意，我勉力从事录编，并得到了她的鼎力支持和坦诚指导，还累及孙教授的夫婿张钦次先生为之摄影扫描，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也完全能这样说，如果没有孙教授夫妇的热情帮助，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诞生。

毫无疑问，“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作为学术传承，犹如永恒的友谊，正如本书的英文书名那样贴切：Enduring Friendship: Letters and Essays。同时，这种永恒友谊也一直延续了下来。2007年秋间，孙教授请张充和先生为拙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题签，2013年岁初孙教授又为拙著赐序，当我刚看完“一校”时，收到了她的春节礼物：“这是‘朱古力一心’，与1991年3月赠给施老的没有两样!”“买到这本Monet家园的相片集(其实是明信片集)之时，施蛰存先生已去世。否则我一定会寄给他。现在就补寄给你，做个纪念吧!”孙教授寄赐《走出白色恐怖》(北京三联增订版)这样写道：“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机会向施老仔细谈起台湾白色恐怖的种种情况。他所经过的1920—193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另外一种恐怖。”孙教授的这些小笺，我都颇为珍惜，而又给予我构思编辑本书的启示。

我曾设想把本书做成像欧式笔记本那样精致简洁、令其留存久远的形式，影印信札能有淡淡泛黄兼有钢笔淡彩那样趣味，平添一份温馨的亲切感。当年施先生将自认最为满意的相片赠给孙教授并手迹、1982年游南京雨花台带回的雨花石赠送孙教授附手迹；还有历年寄赠的贺年片等，皆有情趣而常常使我萦怀，也已编入本书中。

在我，能有这样美好的机缘参加辑录本书，说来有些惶愧，但我确实满心喜欢，并尽力求其稳重。——按孙教授来函指示的：“即所谓‘文学的不朽’(literaryimmoaality)。”

赘述随想至此，姑且歇手而意未尽，明早要将拙编交付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例应致谢许仲毅、杨柏伟先生。——日子是农历癸巳年八月初三日白露前两日午后识于申城谦约居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