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鄱阳人。1930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生于鄱阳镇。因为第一次普选登记，旧历改为阳历，我出生时的旧历十一月十一日应为当年阳历12月30日。所以我的生日变为现在的生日。
我是渔民的后代，商人的儿子。现在我们陈家的儿孙辈中，大学毕业生不稀罕，研究生、博士生也不少，而当年我是我家第一个大学生，不仅是我家，也是我这个陈姓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自己家族六十年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渔民的后代永远靠打鱼为生的传统，在新社会已经被打破了。
一、渔民的后代
我祖辈世居管驿前。从何代起，我不清楚。我查了查家谱，据说，陈氏始于周朝，武王将女儿嫁给一位功臣的儿子叫满的人，封于陈，陈国都于宛丘即今之河南淮阳，后人遂以国为姓。按此，胡公满是我们老陈家第一代祖宗，至今有三千多年。陈氏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家族昌盛。到宋仁宗嘉｛；占年问，义门陈氏发展到三千九百余口，田庄三百多处，为北宋中叶最大的家族。后因繁衍过多，威胁王权，朝廷抑制义门陈氏，分移陈氏于全国各路州镇，陈姓遂遍及全国。其中有一支由安徽祁门移居饶州即鄱阳镇管驿前，这就是我们这支陈姓的正宗老祖宗，至今有四百多年。家谱的源流考究有多少可信度，当然可以存疑，但家谱对了解本族之发展、和睦族谊有帮助，谁也不会较这个真儿，非弄个一清二楚不可。
管驿前是个渔村，陈、张、邱、董多姓杂居。旧时婚姻不过十里，彼此都有亲戚关系。我外婆家姓张，我姑父家姓邱，这种结亲关系很多，亲上加亲，多少代人算下来，外人很难弄清楚有多少层亲戚关系，连称呼都是多重的。我过年去外婆家拜年，要走很多家，都是亲戚，热闹得很。
渔村无闲人。靠着鄱阳湖，管驿前绝大部分家庭都以捕鱼为生。情况好点的人家，有一条小船，船两边各有一排鱼鹰，学名鸬鹚，俗名水老鸦，是专门用来捕鱼的。它们都是渔家的宝贝，很被看重的。鱼鹰的颈都用一种我不知道叫什么的绳子扎住，它看见鱼，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咬住，仿佛猎犬咬住猎物，绝不会松口。渔民从胜利归来者的嘴中取出鱼，然后塞进一条小鱼。既不能让它白干，否则没有积极性；可又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也没兴趣干。动物怎么也没有人聪明。没有鱼鹰的渔家，用鱼钩网捕鱼，要一人撒钩网，一人划船。
捕鱼并不比干农活轻松，是全家齐上阵。女人在家要整理渔网，叫理卡子，要往每个鱼卡上挂鱼饵。鱼饵是田螺里剔出来的肉。还要像盘丝带一样，把渔网一圈一圈按顺序盘好。捕鱼时往水里撒网，叫放卡子。放之前要理好，这样放卡子时就不会乱，也不会彼此缠住。女孩子从小干的是削卡子的活。长到七八岁能干活的年龄，就是每人一把刀，天天削卡子。卡子约两寸长，两头尖尖，鱼卡上挂有鱼饵，鱼要是吞食鱼饵，卡子一松开就把它卡住了，跑不掉。女孩子长大后的陪嫁东西，就是从小用削卡子挣的钱慢慢积起来的。我母亲和几个姨从小也是干这种活。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哪家的孩子读书，女孩更不用说，一个个都是文盲。像我妈、我姨都是“睁眼瞎”。我妈、我姨连大名都没有。我妈的名字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选举时按照小时家里名字的读音“翻译”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名。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写法，还是后来她来北京，报户口时我才知道我母亲的大名。
我们家是渔民，究竟从哪代开始捕鱼，我说不清。我不是出生在管驿前老屋，而是出生在离老屋不太远的小镇上。鄱阳是古饶州治所，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小镇有商家，有学校，在当时看来，就仿佛是城市一样，实际上我只是由镇边上进入比较热闹一点的中心而已。
二、商人的儿子
我父亲从小在他伯父开的一家鱼行里当学徒，因此没有继续捕鱼，而变为卖鱼。鱼行开在镇上新桥附近的柳树巷口，面对河宽水碧的饶河。沿河多商家，往来商船不断，有点繁荣景象。
父亲从小过继给他的伯父当儿子。父亲的伯父行大，他自己有儿子，但不务正业，更不会经营。上世纪20年代，花了点钱捐了个小官，弄了个屠宰局的差事。穿上屠宰局的制服，背个斜皮带，好像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江西军阀垮了，那个屠宰局的差事也没有了，白花了一笔钱。我的祖父看着自己的儿子太不争气，就把自己弟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过继在他的名下。这样，我的父亲从小就离开管驿前到镇上鱼行里当学徒。
我那位捐钱弄个屠宰局差事的伯父，随着军阀混战结束，屠宰局换人，也就“罢官”回家。回来后，他曾经开过一个教几个学生启蒙的私塾书馆。几张桌子，十来个小小学生，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因为学塾就在他自己家的后院，我也曾在他那里混过几个月。我看他的文化水平也高不到哪里，略识之无而已。快到老年，不知什么样的机缘改变了年轻时的游逛习惯，他突然对信佛怀有了一种狂热。家里弄了一个佛堂，他经常坐在佛堂前念经。念的什么我也不懂，更不记得，只记得他终日坐在佛堂前念经的模样。不知是忏悔年轻时的荒唐，还是老来寂寞突然觉得人生无味。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孩子无法懂的。他死时，我还记得是按和尚“待遇”处理的——火化。火化，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如果他不留话，是无人敢做主火化的。
父亲闲谈时对我说过，他的伯父也就是他过继的父亲死时，家里很困难，鱼行生意不景气，几乎要倒闭。他临死前对我父亲说，只有把担子交给你啦。我父亲苦苦经营，幸好遇上一位在鄱阳开钱庄的叫四海的安徽人，他看我父亲诚实，有点出息，不像我那伯父，很信任他，同意在他的钱庄里可以用两千块额度的信贷。当时都是用银元，两千元据说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从这以后，鱼行维持下来了，而且不断发展。我父亲曾经无数次讲到四海这个人如何好、如何好，四海死后多年，他说起四海仍然是一种感激涕零的样子，真可谓终生难忘。一直到我父亲年老，住在我这里的时候，闲聊时还常常提起这件事。他们那辈人是知道感恩的，多少年过去，仍念念不忘。
你知道鱼行是做什么买卖的？不是卖鲜鱼，而是卖鱼货。到鱼汛期，一船船各种各样的鲜鱼由渔民送来，收购以后，由女工把鱼一条一条剖开，然后由伙计们用盐水浸泡，变成咸鱼。经过反复晒，变成干咸鱼，打成一包包的咸货。每包至少重百十来斤，卖到一些专门收购的南货店。都是整批发货，整批收购。我估计交易双方都是多年的往来户，银钱是事后结算的。我从小就看惯了一人一把刀的剖鱼的女工、腌鱼的师傅，闻惯了奇臭无比的卤水味道。收购活鱼季节很是热闹。整船的鲜鱼送来，女工们围着堆积成山的鱼，一条条剖开。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当时没有电灯而只有一种汽灯，灯里装的是煤油，有个纱罩似的东西作为灯管，打足气后燃烧照明。当时这种汽灯是最明亮的灯，没有别的比它更亮的照明工具。P1－4
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缘自老家堂侄的来信。他说陈家要修谱，还告诉我原来家谱排行是：“心明德致知，为先学哲贤，清勤绍世泽，福寿乐绵延。”还要我再续二十个字，作为后世子孙的排行。我原来只知道我父亲一辈的排行是“为”字，我父亲名“为善”，我伯父名“为龄”，我叔名“为松”。我在家谱中的排行是“先”字，我的堂兄弟都是按“先”字排行。他还说要我写个家庭人员的情况，包括我的子女和第三代，说你离家六十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外面的情况。我这才想起，北京并非我的家。我的根在江西鄱阳县一个小小的渔村。
我笑称自己是“北派”，不同于当今追梦的“北漂”。我是1953年国家用一整列火车从上海输送到北京的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派”与“漂”一字之差，代表不同的年代。我的人生历程，是从江西小小的县城定居于首都北京；专业是从历史到哲学；心路历程，是从热情进发到一度失落，再到找回自我，晚年又进入第二个春天。这一段路，我走了八十多年。
短短的途程，漫长的人生，复杂的心态。这本书，记的只是比较牢固地粘在记忆中的人和事。我感谢我的发小刘锡荟，他帮我记起我俩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事；感谢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祝启秀，她也八十多岁了，土改时的事她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她帮我回忆的，还寄来复旦的一些照片。
我想起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八十多岁的人读这首诗，和年轻人感受肯定不同。人生感悟与年龄、经历密切相关。体悟，是人生经历在心灵的折射。我没有东坡先生贬谪为官、雪泥鸿爪般的生活，但久离故土，忘却的东西很多，也有“飞鸿雪泥”似的感受。
“路长人困”。一个活到八十多岁的人，写的东西会带有太多的老人的回忆与伤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现在写的，只能是现在的我写过去的我。写到过去，写到一些人、一些事，难免伤情。我有时暗自惊诧，是我吗？怎么这么快就到这个年龄。小时候在家乡见到五六十岁的人都觉得老得不成样了，而其实比我现在的年龄小得多：
似梦非梦八十年，有苦有乐有酸甜。
雪泥鸿爪犹留迹，人生岂是过眼烟。
耻图虚名卖朽骨，纵情挥笔不为钱。
半世文章成旧纸，敢辞衰老续新篇！
我们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都会被送回原处。生命，其实就只是生死之间这一小段。这段时间可长可短。有些人是夭折，有些人是英年早逝。当然更多的是瓜熟蒂落，回归自然。趁“上帝”还没有收回人间旅游的“护照”，我应该留出时间为自己写点什么。
我的儿女都是在北京长大，自认为是北京人。他们对我的出生地，既没有印象，更没有乡恋。我有时向他们说说老家如何如何，他们根本不感兴趣，让我很有点失落。看起来，从我算起，陈姓又有一支要在北京扎根。再过几代，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人再说“我老家”，最多是“祖籍”。即使后代偶尔闲谈中有人提起“祖籍”，也会说我们不知道是哪代老祖开始迁来北京的。从我的子女开始，似乎已落地生根。正如现在的我，只知道是鄱阳人，老家是鄱阳管驿前。我也弄不清陈氏家族是从何处迁来的？老祖是谁？为什么会落户管驿前？从何代开始以捕鱼为生？看起来，不仅一个民族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一个家族也是如此。可真正要知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并不容易。我估计多少代以后，仍然居住鄱阳老家的陈姓家人，就不会知道管驿前陈家还有一支迁居北京。至于由何年何人开始，也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想到这点，我不仅由先前修谱的反对派变成支持派，还决定以回忆的方式写点关于自己的东西。
以前，也有人劝过我写回忆录。我总认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什么可写，也没有必要写，茫茫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可反过来想，普通人也是社会的一员，普通家庭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庭的历史，会反映时代变化、社会变迁。让自己的后人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处来，何年何人开始定居北京，多少会有点意思。虽无显赫祖先，虽无光辉业绩，总该让他们知道我出生在江西鄱阳一个小小渔村，因为工作关系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将来多少代，茶余饭后谈起自己的祖先也多点谈资。这也算家史吧。当然，对后人是遥远的历史，对我却是满怀乡思的现实。至今，浓浓的乡情仍不时会在心头升起。要不是已到高龄，我真想回老家东湖边弄个房子住住，重温我的青少年时代。人老思乡，也许是难舍童年时代生活的潜意识。我曾因为做梦还乡，醒后写过一首诗：
久居北京喜还乡，风景依旧似当年。
踏破全城人不识，惊起方悟梦魂牵。
写自己大概最容易，因为写的是自己；但也最难，因为写的是自己。容易，因为写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事；难，难在写自己的生活、成长、思想，留个真实的自己。人很少有愿意光着身体让人看的。西方人注重隐私，中国人难道没有私密的东西吗？也会有。
有位著名学者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可与人言一二三”。又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一句假话不说，很不容易。真话不全说，人都有难言之隐。这些学者都是历经沧海的学界泰斗，知人阅世，自有见识。的确，胸无纤芥、心如明镜的人很少。事无不可对人言，是一些人标榜自己的欺人之谈，不是实话。连子见南子都要赌咒发誓，为自己表白。他是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无数的非圣人呢。
我是个普通知识分子，人微言轻。真话、假话都不打紧。既没有难言的真话，也没有文过饰非的假话。写文章从无抄袭，做人规规矩矩。从背后踢人家屁股的事从来没有干过。可我终究是人，多少总会有点“活思想”，有过幻想，有过青春的萌动，有过人生挫折，也有过想不通甚至心存腹议的思想。前卫的裸奔者会有，但真实思想的裸奔者没有。即使有，也是穿着肉色衣服。肉体可以袒露，灵魂喜欢隐藏。我尽量写得真实，即使是政治问题犯忌也无所谓。到我这个年龄，应该是无所求的时候，我会真实地暴露自己的思想。
五一节偶至校花园，见喷泉晶莹剔透的水柱，忽有所悟。我写了一首诗：
喷泉如柱亮如银，华灯映照格外明。
谁人能与侬相比，面对晶莹愧煞人。
无怪乎中外哲学家都赞美水，以水为喻。世界上有谁敢言自己能与水的清纯、透明和宽容相比呢？我写的即使是半勺水，最好也应该是清水，而不是不见底的混沌浊水。我记起《庄子·德充符》中的兀者申徒嘉反驳子产“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的指摘时说，“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人往往容易为自己辩护，我知道这个哲学道理。我知道有人会借自传美化自己、自吹自擂，甚至攻击他人。即使日记也不是字字可信，事事可信。研究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辨伪，还历史以真相。这是对名人说的。我们这种普通人不会有人来挑剔，也不值得挑剔。但我们也应该力求真实，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子女，也对得起熟人和老友，让他们不至说，这个家伙在说谎。
《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是作者陈先达，对自己人生之路的自述。
《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既有对少年时代小城故事的感怀，也有对大学时代同学和老师的回忆；既有中年时的人生挫折，也有老年时的重焕青春。书中记载了作者亲历的一些学术讨论、历史事件，更多的则是个人生活中难忘的旧人旧事以及人生感悟，对作者老年开始学电脑、家庭生活和日行万步的养生之道，也多有记叙。全书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生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心路历程。
《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先达老先生的自述，追忆了八十几年的人生历程，记载了儿时的欢乐和懵懂，成年后的人生高潮和低谷，老年时对师长、朋友的怀念和感恩，同时书中还体现了一位老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关心国事民生的胸怀。在文中，作者有时轻轻带过，有时浓墨重彩，对人生中的光彩和落魄都勇于直面，能够比较真实地坦诚地还原个人历史，陈老的叙述能够让年轻一代的读者尽可能地捕捉整个时代的印象，其人格魅力也有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