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有着令人歆羡的自由贸易、远征探险、自由和理性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还有教育“特产”公学及其培养的“英国绅士”。三百多年来，崇英风尚吸引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性”成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伏尔泰、歌德、马志尼、赫尔岑、马克思、顾拜旦、德王威廉二世、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欧陆不同时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因为一个共同的特征而被伊恩·布鲁玛组织到一起：他们或是深切的“崇英者”，或是“仇英的崇英者”。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有着令人歆羡的自由贸易、远征探险、自由和理性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还有教育“特产”公学及其培养的“英国绅士”。三百多年来，崇英风尚吸引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性”成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然而作者也指出，英国迷心目中的英国往往只是想象的产物，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充满幻想的，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的梦想因幻灭而暗淡了光彩。”

伏尔泰的椰子——兼评普世理想(代译序)——陆建德

第一章 丘吉尔的雪茄

第二章 伏尔泰的椰子

第三章 歌德的莎士比亚

第四章 芬格尔的山洞

第五章 园林迷

第六章 革命的墓地

第七章 学校生活

第八章 喜爱运动的人

第九章 瓦格纳的门徒

第十章 犹太人的板球

第十一章 仇英的崇英者

第十二章 莱斯利·霍华德

第十三章 佩夫斯纳博士

第十四章 穿格子呢外套的男人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英国人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对这样的言辞依然敏感。如果把自由这样的辞令仅仅看成是敦刻尔克式的怀旧的结果，就会言不及义。抗击欧陆独裁暴政的英国式的自由理念，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那可不全是虚构的。

英国一直以来就是逃离大清洗和暴政的难民的避难所：有17世纪的胡格诺教徒，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1848年后的革命党，还有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人。同样也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平等和博爱——引领人们奔向美国。崇英和崇美有很多共通之处。法国人就经常把盎格鲁和撒克逊连用，当成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和肤浅的物质主义的复合样板。在英国和美国东部的上层社会中，那种特殊的英美亲缘依然会令人伤感而着迷。但同时，即使是在解放者自己的阵营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1994年6月在诺曼底庆祝登陆日时，就显出了这种差别。因为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他们最后的聚会，许多国家的退伍老兵在海滩行进时都显得笔直而骄傲。乐队凯歌高奏；人群热烈欢呼；公众人物发表演讲，向那些为自由“捐躯”的被整齐地葬在战争公墓中的士兵深深致敬。各主要同盟国的代表都讲了话。可当我在看电视转播时，却为他们风格上的差异所震惊。

美国派出了他们的国家领袖，但克林顿总统太年轻，对诺曼底登陆没有记忆。在这种场合倒是退伍老兵的讲话更有分量。如今他们年事已高，秃了顶，白了头，发了福，随意地穿着T恤衫，戴着棒球帽。他们没有听从指令，站得笔挺。就是他们曾经靠着吉普车后座，抽着幸运牌香烟，经历过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成千上万的姑娘的拥抱。他们的讲话不浮夸，不抒情，甚至也没有慷慨陈词，但他们讲起自由从不带有旧世界的玩世不恭。他们相信自由，这信仰带给他们一种尊严，这尊严是任何浮夸也带不来的。

在英国的庆典和纪念会上，穿着传统华丽服饰的王室、贵族和教会定下了基调。爱丁堡公爵讲着自由和幸存，退伍老兵们佩戴着战争勋章，用颤抖的手向公爵敬礼。他们行进走过女王，也向她敬礼。大主教布道，随军总牧师肃穆庄严地履行职责。BBC的记者压低了声音对观众说：“这些事儿我们做得还是这么好。”

这有些荒唐，但在英国式的浮华中有着某种诗意，某种宏大，那是对延续的骄傲，对传统的信念，即使这传统并没有它假装的那么古老。在美国解放了世界，至少是大部分世界的时候，英国的ancien régime(旧制度)还英雄地存在着。

毫无疑问，许多人，包括美国人，都会发现英国人谈论自由和他们对社会等级的顺从相互矛盾。很多英国人，尤其是左翼人士，也有同感。但英国的保守派，还有某些崇英者，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争辩说顺从和传统恰恰保护了自由和民主——开明的贵族调和了民众之声。这就是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所支持的英国。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海牙的势利的烟草商会为拥有这个英国伟人的雪茄烟蒂而自豪。如果说自由是崇英情结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势利就是另一个。

海牙一向就是个势利的城市。就像许多势利小城一样，它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资炫耀的资本。它的地下犯罪组织庞大而野蛮。市民并不特别友善，当地方言粗俗刺耳。但它有奥兰治王室的正式宫邸。政府在这儿，各国使馆也在这儿。从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这个城市一直有着某种世界性的典雅，有一座法式风格的精美的市剧院和几所漂亮的音乐厅。神童莫扎特曾在此演奏。伏尔泰也曾在海牙逗留。在中世纪的议会大厦旁，在枝叶茂盛的中心广场上，可以看到世纪末的浪荡子们在兰格·伍豪特林荫大道闲逛，然后前往南洋酒店(Hotel des Indes)。1931年，芭蕾舞演员安娜·巴甫洛娃就死在这家酒店的套房里。(在拐角处，曾住着玛塔·哈里，她也在这家酒店招待过她的绅士朋友们。)

海牙是一个意在展现宏大风格的小城。这种风格来自异国风俗和时尚的启发(不一定是直接的模仿)。17世纪末路易十四的建筑被仿造。两百年后，有的甚至更久，时尚的人在家里依然讲法语。当地人追随外国名流的做派以使自己与众不同。因为阿姆斯特丹是荷兰唯一真正的大城市，鹿特丹是商业中心，海牙就必须用某种辉煌的气派来装扮自己，以显得自己并非只是个省府。这造就了海牙一种特别的做作：如果谁喜欢外交晚宴上那种正式的妆饰、礼仪和微妙的座次安排，那海牙就是完美之选。(P7-9)

1726年5月，在国内不断惹祸的伏尔泰渡海进泰晤士河口，在格林尼治踏上英国国土。他与曾流亡法国的英国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相识，又持有当时英国驻法大使的介绍信，抵英后结交了不少名流与文人。伏尔泰两年多的旅英生活以及后来写下的有关英国的文字使他得到“亲英”的名声。他究竟赞赏英国社会的哪些方面？

也许英国人对商业的开明态度使他感佩。1733年，他在《奥赛罗》剧情的启发下创作了悲剧《扎伊尔》，并把它题赠给招待过他的英国商人佛科纳。他在献词上写道：

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和知交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同年问世的英文版《哲学通信》，直译应为《关于英国的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法文版Lettres Philosophiques晚一年出版)里有一封信专论商业。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看来商业的发达是与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的精神相辅相成的。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六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他本人对答案并非十分肯定，因而承认，英国法律有时难以奏效，产生这些法律需要时间，再说别国的仿效也未必成功。但是他的提议毫不含糊：这英国法律的椰子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伏尔泰的椰子是“理性”十字军征讨的战旗，它是启蒙哲学普世主义的特产，也是一本好书的题目。伏尔泰以及其他一些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是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1999)一书的主要话题。友人于2000年夏天访游英伦，布鲁玛先生以此书相赠，笔者先睹为快。这位布鲁玛先生1950年生于荷兰海牙，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外公外婆又是移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从小便有英国情结。英国是很多体育项目的发祥地，而板球是最能代表英格兰的运动。布鲁玛年幼时就加入了海牙板球俱乐部，也许是不自觉地借以获取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俱乐部成员用黄黑两色的领带，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丝质领带和羊毛长围巾，也是同样的颜色，成为他的最爱。那是一个以符号划定小圈子的复杂世界，聪明但又十分势利的海牙少年通过衣着用品和独特的色彩搭配“形塑”出英国味道十足的自我来。布鲁玛在莱登大学攻读中文后赴东京研究日本电影，后来相继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亲撒切尔的《旁观者》杂志的记者，现任美国巴德学院(位于哈德逊河畔，离纽约不远)“人权与新闻学”讲席教授，常为《纽约书评》撰稿，该刊评哈金(金雪飞笔名)得奖小说《等待》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布鲁玛还受爱德华·萨义德启发，与人合著了《西方主义》(2004)一书，专门讲述西方如何在它敌人的笔下被程式化。

《伏尔泰的椰子》共十五章，第一章《丘吉尔的雪茄》带出作者的童年经历，纷纷登场的人物除了作者的一个个犹太先祖，还有伏尔泰、歌德、马志尼、赫尔岑、马克思、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山西奥多·赫茨尔、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夏尔·莫拉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德王威廉二世、德裔英国艺术史家佩夫斯纳(皇皇五十卷《英格兰建筑》的编撰者)、经济学家哈耶克等等，全书以《最后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英国文化的犹太裔主保圣人？)作结。书中既有欧洲旅英人士对英国的评论，又有莎士比亚、托马斯·阿诺德博士(19世纪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作者马修·阿诺德之父)和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等英国人在欧陆的影响。书中不少内容涉及英国的习俗与法律，都是长中国读者见识的。作者征引宏富，夹叙夹议，自嘲中屡有新见。他指出，英国迷心目中的英国往往只是想象的产品，有了这句话，落笔就进退自如。

让我们先来看看伏尔泰如何“重商”。伏尔泰爱财，甚至贪财，他的商业头脑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绝非其他启蒙哲学家能比。他在1728年年底光景悄悄离开英国，原因不便深究。爱惹祸的未必尽英雄。1750年的伏尔泰已经屡次卷入丑闻，又为得不到路易十五宫廷礼遇暗暗苦恼，于是以56岁的高龄投奔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做起廷臣来。他赶到柏林不久就搭上一位犹太人共谋发财之道，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中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说他“已有万贯家财，还抵挡不住一笔非法证券交易的诱惑”。后来两位合伙人失和，不得不打官司，犹太人输了，不过伏尔泰却有发假誓、伪造文件的嫌疑。他在宫中的形象也可想而知。撇开个人性格弱点不谈，伏尔泰陈说商业的好处是针对法国会有狂热的爱国(沙文)主义与仇外情结，人们要是听到同胞外语发音纯正，就会说那是娘娘腔。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好汉们”在大街上嗜血的叫喊至今仍在足球流氓的歌声和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小报(tabloids)标题间回荡。这恶习究竟是伏尔泰意欲推广的椰子的组成部分，还是它得以生长的“地气”？

法律也好，政治制度也好，自由或异己者说话的权利也好，总离不开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环境乃至相关的一切习俗。19世纪的思想家如赫尔岑和泰纳等人没有18世纪的理智本位的乐观精神，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一整套盘根错节的制度不是由普世适用的逻辑推演出来的，那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机生成，其根须的纤维组织深入英国特有的土壤，照搬无从谈起。伏尔泰以为他在费尔奈的花园英国味儿十足，布鲁玛参观了园子后却要扫两百多年前主人的兴，他说花园的布局格式，更像是法国的。再说，移植椰子的观点本身还带有一点欧陆的味道，英国本土的政治思想家，不论是保守的伯克还是自由的麦考莱和穆勒，都会对这类企图报以轻蔑的一笑。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为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同之处。

伏尔泰谈他的英国椰子或中国椰子，目的是批判法国社会，这未尝不可。假如他要捋起袖子进行基于普世理想的社会实验，带领一批天真汉破坏法国的植被以广种英国椰子和中国椰子，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生态灾难。笔者住处隔壁的小区沿双桥东路修建了一个花园，除了永远躲避不了的亭子和小桥，还有几棵高大的椰树，四季常青，硕果累累。那树叶和椰子都绿得刺眼，走近一看，原来都是塑料的。这是在北京。

伊恩·布鲁玛的《伏尔泰的椰子》首版于1999年。本书根据2000年的平装版(VOLTAIRE'S COCONUT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Phoenix，London)译出。

书中涉及大量历史人物和事件，译者尽量做了注释；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注的，亦将外文原文附在中文译名之后，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其他途径查询。书后所附参考书目大部分以原文面目出现，亦是为此目的。书中有时出现除英文之外其他语言的文字，考虑到作者意图保留此词汇在原有文化中的丰富蕴涵，译者也基本上保留原文，并在其后的括号内用楷体注出简略的中文含义。

在翻译过程中，杨宏芹女士和贺骥先生对德文和德国文化、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热忱的帮助。马学清和王希二位先生则在涉及犹太人和世界历史方面的问题上，慷慨提供资料，解答疑问。陆建德老师所给予的支持更令人感佩，不仅随时答疑解惑，给予指导，还拨冗将全部译稿校阅一遍，匡正了许多关键的错误。在此一并深切致谢。

全书第一至第五章由刘雪岚翻译，第六至第十五章由萧萍翻译，并由萧萍最后统稿。译者才疏识浅，有谬误不当处，敬请读者指正。

                   刘雪岚  萧萍

                    2006年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