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及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

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

本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及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

一、其书

二、洛克的生平与著述

 1．洛克和牛津

 2．洛克和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

 3．洛克和萨默斯

三、《政府论两篇》和1688年革命

四、洛克和霍布斯

 1．菲尔默、洛克和霍布斯。《政府论两篇》和当时的政治著述

 2．哲学家洛克和政治理论家洛克

五、《政府论两篇》的社会和政治理论

补论：《政府论两篇》的写作日期和《下篇》是否写于《上篇》之前的问题

建议阅读书目

参考书目

人名译名对照表

出版后记

而且还有很多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在牛津除了格劳修斯[Grotius]和普芬道夫这些德高望重的学院作者外，也阅读过激进派的文献；普芬道夫是他的同代人，第一本著作发表于1660年。他浸淫于古典高雅的学问，甚至还有法国的浪漫小说。事实上，就我们所知，无论在当时还是此后，洛克从未读过利尔伯恩或另一些平均派’的作品。由于他个人生活中一次出乎意料的转折，他才回到了他们所开启的传统。此后政治学便开始意味着另一种东西，它非常不同于那些有关无关紧要的事务以及自然法的范围和权威的学究式研究。

作为一个自然法理论家，他从未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它对他的整个发展过程至关重要。可以把这些早期著作公正地称为一个有着巨大扩张能力的头脑的典型产物，它只是迄今尚无能力扩张而已。他的政治学说平台已经搭建起来了，他既可以向权威主义方向，也可以向自由主义方向前进，但不会取得多么重要的成果。这不是把一个特定起点的意义加以展开的简单问题：对于任何思想家来说都绝对不会是这样。他对政治现实或政策本身仍然知之甚少。其实，这个一丝不苟的牛津学士还有很多欠缺，他有不错的谈锋，敏捷的头脑和俗套的见解，惟独缺少成为“圣贤洛克”[le Sage Locke]、伏尔泰的偶像、对万事万物皆有见解的普遍主义哲学家所需要的东西。在他的一生接近过半时，将会发生一些事情，使他能够坚定地迈出知识的步伐，为他带来名望，并把他早期对政治和宗教权威的感情，转变为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洛克式自由主义。

牛津使他受挫，但他现在还不能全然自己做主，在这里或外面的世界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洛克在学院中有善辩之名，这是教育和考试的既定方式：他称之为“剪猪毛”，从嚎叫的动物身上费力地剪下细毛，但它显然不是猪，而是一岁的小羊崽。洛克厌恶这种事情，他做的十分糟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整个一生就是对这种事情的反抗。他后来说，这是他为何“投身于医学研究”的另一个起因，他在那儿与学院拉开一段距离，“尽可远离任何公共事务。”这第二个目的，即同公共事务保持距离，使他没有进入1665和1666年向他敞开大门的外交生涯。

这里散发着马基雅维利世界的气息，它可能使他相信，除了教书、在大学植物园里催生花朵、用大量笔记本进行系统的记录以外，他还有做另一些事情的才能和个性。1665年，他作为一名特使的秘书去了布兰登堡首府克里弗斯。他的工作出类拔萃，回来后即被委以在马德里的类似职务，然后又是一个职务。然而他更乐意回到自己的学生和长生药水中间。他陪伴沙夫茨伯里的时光使他发生了深刻转变，却从未让他相信自己的学术志向有误。

当那个转变发生时，牛津把他拒之门外。作为一个传统守旧的学府，她不信任他的政治学，他的思想的高度原创性，令她的课程表望而生畏。这一切都发生在20多年之后，撤销他的职位的既不是他的学院，也不是大学，而是国王对他施加的政治惩罚。基督教会学院那个封闭的牧师小团体，对于在1680年代赶走他们中间最能干的人固然没有责任，但他们在这件事并非全无过失。因此，善良而博学的菲尔[Fell]博士，1660年后一直担任牛津教长并得到洛克的信赖，他致函国务秘书说：

洛克先生是“本教会的研究员”，……“涉嫌对政府不敬．我多年观察他。……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里，时常出现一些诋毁他的主人沙夫茨伯里伯爵以及他的同僚的言论和计谋，而他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意，或在他的言谈和表情中发现丝毫动情的表示。所以我相信，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寡言少语和忍辱负重的老师了。”

1684年撤销洛克研究员职务的王室命令，是斯图亚特王朝在试图进行个人统治的最后努力中，针对大学的第一次行动；这种努力在1688年因玛格达雷学院成员的不屈不挠而栽了跟头。看到那些曾和他一起坐在桌子前的人，举止像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破坏分子，真是不堪入目，然而这人的典型表现却是目光坦荡，从不授人以反对他的任何(P28-30)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本书作者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1915-2001)是英国著名学者．早年在剑桥大学就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年任教于剑桥大学，其研究取向对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的所谓“剑桥学派”影响至深，有发凡起例之功。

1948年至60年代初期，拉斯莱特结合文献史、社会史以研究政治思想史，尤其着眼于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变动，考证、编辑了一些关键文本，如17世纪政治思想家罗伯特·菲尔默(Sir Robert Filmer。)的政治作品、洛克的《政府论》等，确立了这些作品的编辑与版本标准。同时，他积极介入当代政治哲学的辩论，自1956年开始编辑著名的“哲学·政治·社会”(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论丛，在编辑前言指出当时“政治哲学已死”，这一论断轰动一时，引起以赛亚·伯林(Isaiah Bettin)等名家参与辩驳。

在60年代，拉斯莱特的学术兴趣转向他自认为更广阔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注重英国在16至19世纪的社会结构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他担任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的指导工作，这一研究组也是当时西方学术界规模最为庞大的家庭史研究机构。拉斯莱特对家庭史的研究兴趣其实和他对菲尔默“父权论”的研究有密切关联；1965年拉斯莱特出版其家庭史研究的代表作品《我们所失落的世界》(The Word We Have Lost，1971年再版，1983年第三版)，这是他个人的家庭史研究总结，也是一部典范之作，日后被研究者频繁征引；实际上，以后二十年欧美有关家庭史的研究，均未超出此书的视野。

一般认为．拉斯莱特50年代的工作对以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有着深刻影响(2001年11月拉斯莱特去世时，斯金纳专为英国(《卫报》写的讣告也特别指明这一点)。拉斯莱特对17世纪政治思想的研究具有示范作用，尤其注重把菲尔默、洛克及其同时代人置于当时政治实践脉络当中予以解读。(《洛克<政府论>导论》初版于1960年，以后均附于洛克《政府论》书前作为《政府论》的标准版本，在英美多次再版。拉斯莱特在该书中彻底扭转传统的《政府论》解释，引发至今不绝的争辩。

一直以来，学者们大多把《政府论》视为洛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所做的事后理论正当化工作。但是拉斯莱特通过精细的文本考证和历史探究，强调((政府论》的写作时间远在光荣革命之前。这一写作时间的重新标定，立刻意味着洛克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需要重新解释。针对传统的看法，拉斯莱特至少在三个方面提出质疑：首先，《政府论》的写作时间远在光荣革命之前，意味着《政府论》并非为革命辩护的正当化理论，而是革命的先声和呼唤；其次，通过细致考察当时的出版物以及洛克图书收藏状况，拉斯莱特认为对洛克和霍布斯思想关系的传统看法需要再度审视，第三，比照洛克哲学理论和政治论说的文字风格，拉斯莱特强调《政府论》实乃“策论”文字，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观念斗争，今日不妨以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予以赏读；进一步地，拉斯莱特的言外之意更在于，政治哲学家并非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或事后总结者，他自己的写作意味着他乃是政治事件的参与实践者，其政治观点是一时一地的论争产物，是否有垂诸永远、推诸四海的普遍理论意义则颇值怀疑——这自然反映出拉斯莱特在政治方面重视经验智慧、轻蔑理论教条的一贯倾向。拉斯莱特有关《政府论》的分析后来在多个层面上遭到各方挑战质疑，但其考证工作却被一致认为是洛克研究的里程碑，打开了洛克政治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英国近代政治思想颇为关注，但在洛克研究上仍沿袭旧说，未见有新的创获。在译者冯克利先生努力下，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或将重新激起读书界对《政府论》这一经典著作的探究兴趣。

《洛克<政府论>导论》初版于1960年，再版于1967年，1988年的重印本则包含细致的文字校勘等内容。本书的翻译底本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的1988年“学生版”(Student Edition)，收于“剑桥政治思想史文献丛书”(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这个“学生版”删落了历次重印时的作者前言以及两个附录(有关洛克当年写作时出版物情况的清单以及洛克藏书目录；这两个附录所述情况已在正文中做了分析)；但另有一个补论，即“《政府论两篇》的写作日期和《下篇》是否写于《上篇》之前的问题”。同时，“学生版”的“参考书目”充实了新的内容，并针对新近的洛克研究状况，补充了一个“建议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