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自由回忆录(上下)》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费正清、唐德刚、杨天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此书为民国史第一书,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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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冯自由回忆录(上下)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冯自由 |
出版社 | 东方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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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冯自由回忆录(上下)》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费正清、唐德刚、杨天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此书为民国史第一书,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 内容推荐 当年,横滨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等人在冯自由家中午膳,问起冯喜读何书,冯对曰“《三国演义》”;又问喜爱其中何人,对曰“孔明”。孙中山赞其喜爱孔明即是知古今顺逆之理,遂嘱冯父令其入会。于是,14岁的冯自由成了革命党最年轻的“元老”,人称“革命童子”。17岁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尝以“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自题。其总角同窗苏曼殊评之曰:“少有成人之风,与郑君贯一齐名,人称双璧。……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谓广东人有生为乱,而不知君固克己笃学之人。”又被称为“革命通”,“党中每有关于党史及调查革命同志履历,必向他咨询”。然历经革命、政治道路上的种种起伏,冯自由最终只得寄情于著史,所谓“写将平生寄逸史”。章太炎评其治史“阿私之见少矣”。 冯自由的这本《冯自由回忆录(上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曾任《逸经》、《大风》杂志主编的陆丹林亦称此书“全在事实为本,绝不以道听途说来做依据”,是以见其可贵。《冯自由回忆录(上下)》以个人传记和轶事为重,不假构,不虚美,不隐恶:其人正,其文直,其事核,成就了这部民国革命人物档案实录。 目录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 初集 本书大意 弁言 自序 “革命”二字之由来 孙、陈剪辫易服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横滨兴中会 陈少白之词章 杨衢云事略 黄咏商略历 孙总理行医广告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孙总理之医术 革命初期之宣传品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 区凤墀事略 圣教书楼 孙总理之文学 檀香山兴中会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 郑士良事略 尤列事略 尤列事略补述一 尤列事略补述二 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 邓荫南事略 余育之事略 谭发事略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横滨大同学校 章太炎事略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 横滨《清议报》 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毕永年削发记 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沈云翔事略 郑贯公事略 秦力山事略 李纪堂事略 横滨《开智录》 东京《国民报》 东京《国民报》补述 广东独立协会 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王宠惠轶事 壬寅东京青年会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 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陈梦坡事略 横滨华侨学校 野鸡大王徐敬吾 秦毓鎏事略 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 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张能之与黎焕墀 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 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 苏曼殊之真面目 新加坡《图南日报》 林义顺事略 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 朱少穆事略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 胡汉民之谐诗 《中国日报》征联之大观 《中国日报》与菲律滨清领事涉讼记 李煜堂事略 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 李海云事略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 黄花岗一役旅加拿大华侨助饷记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第二集 本书第二集大意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孙眉公事略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孙总理被囚伦敦使馆之清吏笔记 老兴中会员谢缵泰 程奎光事略 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女医士张竹君 《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革命军》作者邹容 兴国州人曹亚伯 日知会首领刘敬安 刘敬安与刘家运 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 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 《新湖南》作者杨笃生 《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留欧学界与同盟会 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 中国同盟会史略 水牛将军田桐 田桐事略补述 杨卓霖事略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鉴湖女侠秋瑾 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 胡汉民入党时纪实 邓师爷十国请医生 谢逸桥事略 东军都督许雪秋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 南军都督王和顺 香港陈杨三家与革命党 《新世纪》主人张静江 记刘光汉变节始末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 民国前之李登同 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 南洋请教员之笑话 上海《神州日报》小史 谢英伯之鼾声 新小生李是男 关外大侠蒋大同 湖南都督焦达峰 邝佐治事略 温生财事略 清季之西北革命运动 鄂党人三盗金菩萨 女监学荣升监印官 彭家珍事略 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 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 唐少川之生平 章太炎阴司听讼述异 第三集 题词一 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 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 题词二 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 兼题《革命逸史》三集 题词三 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 并题《革命逸史》三集 题词四 六十三自题十二首 本书第三集大意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 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 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 中和堂小史 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革命富人李纪堂 鸟目山僧黄宗仰 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 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 刘光汉事略补述 王汉事略 科学补习所所长吕大森 炸清五大臣者吴樾 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 香港同盟会史要 革命诗人廖平子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 南洋《光华报》记者方南冈 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 广州保亚票之革命运动 葛谦事略 谭馥事略 罗澍苍事略 曾传范事略 黎萼事略 上海《民呼日报》小史 上海《民吁日报》小史 刘铁事略 徐宗汉女士事略 加拿大同盟会史略 上海《民立日报》小史 福群公司倡办人李萁 贵州自治党首领张百麟 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 第四集 本书第四集大意 兴中会组织史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 孙总理庚子协助菲律滨独立及购械失败始末 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 记东京大同学校及余更名自由经过 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 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美洲革命党报述略 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 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 惠州革命军首领邓子瑜 美军人争取中国帅印之一幕 日轮幸运丸二辰丸与革命党之关系 湖北日新学社社长吴贡三 檀香山《自由新报》小史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林冠慈陈敬岳狙击李准 美洲华侨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 贵州代都督赵德全 贵州巡防营总统黄泽霖 贵州首义发难者杨树青 清将李准与辛亥广州光复 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 抗战期内死亡之同盟会员 同盟会籍国民党第六届中委之检讨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日本大牟田之中山纪念堂 关于原子及原子弹之史料二则 第五集 本书第五集大意 孙总理之英文对外宣言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 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 史坚如传略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浙江之文字狱 浙江之秘密会党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光复会 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 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 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 丁未惠州汕尾运械失败实录 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 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 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杨振鸿事略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 孙竹丹事略 石瑛事略 共进会会长张百祥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 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 张冶羲事略 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黄侠毅事略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第六集 自序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本书第六集大意 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 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 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 正气会及自立会 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实录 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 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 宋教仁遗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补述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丙午萍浏醴革命军实录 丙午南京党狱实录 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 共进会首领孙武 共进会会长刘公 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 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 附录 云南起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 辛亥云南腾越光复实录 试读章节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总理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总理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总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径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摺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骏、侍郎垫岫、徐会滓、溥颞、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总理等事。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余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自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日“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支那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领袖,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第一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1898)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总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义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1899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勃、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 P39-41 序言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冯自由《革命逸史》述评 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龙。祖籍广东南海。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说长崎)华侨之家,1958年4月6日卒于台北。 冯氏早年致力“革命”,晚岁则专事著述。所撰著作甚夥,影响大者有1915年初版之《三次革命军》、1928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45年初版之《华侨史话》、1946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续编》、1945—1947年初版之《革命逸史(1—5集)》、1947年初版之《华侨革命开国史》、1948年初版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54年初版之《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81年初版之《革命逸史(第6集)》等。学界最为称道、史料价值最高者,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两书。 《革命逸史》初集由林森题名,共录史料80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逸经》文史半月刊(凡三十六期)。所据主以香港《中国日报》、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二集由蒋中正题名,共录史料58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及十日刊(凡三年)。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珍藏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三集由吴敬恒题名,共录史料36则,先已公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华侨先锋》、《桂林党义研究》半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全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四集由居正题名,共录史料33则,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香港《中国时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民国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华侨先锋》、《扫荡日报》、《南风》月刊、《永安龙凤》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五集由张继题名、蒋中正题字,共录史料31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同于前四册。 《革命逸史》第六集共录史料22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亦同于前五册。 “逸史”之名,相对于“正史”而言者也。若谓“正史”为“在朝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则“逸史”就是“在野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故凡民间之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可归入“逸史”名下。冯自由自述“逸史”与“正史”之区别云:“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载。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 “补官书之阙漏”,可为“逸史”之职责,但非为其全部职责,更非为其主要职责。“逸史”或“野史”之主要职责,是在“正史视角”之外,提供“另类视角”,是实现“视角转换”或“视角互补”。在同一视角下增补材料或捡漏拾遗,只是“量”的不同:“转换视角”,则有“质”的不同。“补官书之阙漏”,亦不无价值,然若与“正史”站在同一视角看历史,则历史之大量信息,就被损耗了。仅在史料上“补官书之阙漏”,无足道也;只有在视角上“补官书之阙漏”或“补官书之未备”。方得谓之上乘。 冯自由《革命逸史》,乃系超过百三十万言之巨著,甚为“补史料”之作欤,抑或为“补视角”之作欤?著者以为两者兼备焉。 朱寒冬、高红以为冯氏之书只为“补史料”之作,非为“补视角”之作。其言曰:“它与国民党史界的诸多革命著作一样,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为系列编写党史或革命史,而对光复会、日知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往往有所忽略。”地域上则偏向广东、香港及海外华侨集居地,而忽略“两湖”、“江浙上海”两个“革命中心”。“打下了这种所谓‘正统史观’的印记”。(《冯自由与<革命逸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4期,页93—94)既被斥为“正统史观”,当然就没有增补“新视角”。 但却增加了“新史料”。朱、高两人之文只在“新史料”层次上肯定冯氏之书:“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同上,页94)。这些“新史料”包括作者个人之私藏,如“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及早年“笔记函牍”等。 韩戍则以“辛亥考古”评冯氏之书:“幸而有冯自由和《革命逸史》的‘辛亥考古’,让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又重新为我们知晓。”(《冯自由和(革命逸史)》,《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页136)但此处所谓“考古”,似仍停留于增补“新史料”之层次,谓其“写史时抛弃党派偏见,慎之又慎,力求准确”,有肯定其增加“新视角”之意。但措辞并不明确。 傅国涌则多少论及“新视角”之问题,谓其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页24);又谓其《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不足(同上,页25);又谓其“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为后世留下了难得信史”(同上,页25)。“不虚构”、“侧重于”、“并不是”云云,都是一种“新视角”之表征,只是傅先生没有明说而已。 著者以为冯氏《革命逸史》作为“野史”之一种,既有增补“新史料”之功,又有增补“新视角”之功。此处所谓“新视角”,当然是相对于“官史”而言。立于“官史”之视角,看到的是A面;立于“野史”之视角,看到的却是B面。两面可以互相对立,但却一定是可以互补的。如李燮和,“官史”看到的是其“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其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等“辛亥功臣”之一面。再如杨衢云、秦毓鎏、尤列、陈少白等辛亥先驱,“官书”看到的是他们“属于黄兴和华兴会体系”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他们或“比孙中山先生资格更老”,或“和中山先生并称为‘四大寇”’之一面。在A面被推为“正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能够看到另一侧“与众不同的历史”,看到“B面之历史”,当然是有功于“新视角”的。 冯氏曾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页97—122,1906年4月),构建出一整套“社会主义思想”,因之“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陶季邑《从<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时期冯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益阳师专学报》第14卷第1期页74—76,1993年2月) 冯氏又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少年中国报社印行,1915年6月1日),视世博会为“网罗文化之集合体”及“诱导文化之催进器”,特从“文化主义”之视角观察世博会,对于“中华文化”有批评,亦有赞颂。(陈占彪《尘封近百年的冯自由世博会游记》,《世纪》20lO年第4期,页16—19) 以上两例说明,冯自由尚不失为一个有想法、会思想之人,看问题之视角常能与众不同。其《革命逸史》之写作,亦当不差于上述两作:多多少少有功于“新视角”之增补,决不走“人云亦云”之路。 今将冯氏《革命逸史》列入“民国名人回忆录”系列,故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望读者诸君察之。 西元二千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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