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背篓》由毛芦芦著，描写了来自云贵高原打工者父母的一对孩子——“我”和弱智姐姐——的悲惨遭遇和人间温暖。

本书核心的指向或者说核心的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公平。农民工是都市文明的建设者，他们的子女理当享有社会公平的机会，理当享有文明的权利。不夸张地说，他们子女的生存发展状况直接关乎“三农”问题的终极破解，关乎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关乎劳动力资源的战略储备，关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连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我们的社会和谐就只能是少数人的和谐。关心农民工子女说到底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毛芦芦的文学追求是令人尊敬的。

《姐姐的背篓》由毛芦芦著，讲述的是：你有过和父母一起把家连根拔起，去陌生城市打工的经历吗？这对名叫陈草鸣、陈林啸的姐弟就经历着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童年生活。姐姐用背篓背着弟弟，跟爸爸妈妈来到海金市打工，可爸爸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摔折了腰，妈妈所在的方便面厂又停工了，更可怕的是，弟弟还患上了奇怪的“川崎病”。几乎所有的不幸都被这一对孩子碰上了，可弱智的姐姐没有气馁。她用卖唱的方法去为弟弟筹钱，激发了世人心中的善，最后，在大家的捐助下，弟弟的病被治好了，爸爸的伤也痊愈了，连出走的妈妈也回来了。生命的花朵，在苦难的滋养下，盛开得更艳丽了。

《姐姐的背篓》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在路上

火车与方便面

到海金

圆芋艿、郝彩票与我们的蘑菇之家

找找找，找房子

我们遇见了大海

我害妈妈丢了工作

妈妈成了方便面妈妈

海边的学校

爸爸受伤了

去大医院

我进了大学校

姐姐背我上学去

花风铃

妈妈的方便面工资

离开紫云英老师

我生病了

妈妈走了

奶奶中风了

姐姐背我去看病

姐姐为我唱丧

姐姐为我卖唱

紫云英老师来了

姐姐用歌声买来了海金人的善良

我醒了。我在摇，我鼻子尖上有束茅草也在摇。还有一种声音，嗯嗯，唧唧，唧唧，嗯嗯，也在摇，多么像蜜蜂在飞，蟋蟀在舞，金龟子在笑，小蛤蟆在跳。

对了，好像有一只青皮小蛤蟆，正躲在黄黄的细茅草下，鼓着腮帮子，想大喊大叫。可它的嘴，却被一层看不见的黏膜粘住了，只好使劲蹦跶着，把黄茅草撞得东倒西歪，把天地挠得1、白起痒痒，抖起了身子。

我被晃悠得更厉害了，忍不住对准那只小蛤蟆，把手伸进茅草丛，狠命一抓。

“啊！”小蛤蟆终于叫出声了。

“哈哈哈！”我得意大笑。但没笑完，一串毛栗子已啪啪落到了我头顶。好痛！

“爸，别、打、我、弟、弟！”小蛤蟆居然开口说话了，嗓门儿津甜津甜，像水汪汪的朱橘。可从那甜嗓门眼里吐出的语珠儿，却似一粒粒橘籽，苦苦涩涩，散散乱乱的，几乎连不成句子。

哈，告诉你们吧，这小蛤蟆就是我姐姐，我那连说话都困难像个结巴仔却老爱哼哼叽叽的姐姐！

姐姐有一回还说她那嗯嗯唧唧、哼哼叽叽的声音是“歌”呢，结果，我的一颗门牙就活生生被我笑落了。直到今天，那地方还豁着一个小洞，日夜漏风！

这世上，真是再也没有比姐姐更傻、更好笑的人啦！

妈妈说姐姐从她肚子里钻出来时，曾被什么带绕过一回脖子，那时差点没被勒死。

“唉，当初你怎么就没死掉呢！”每次，当姐姐做了惹人笑话的事情时，妈妈都会咬着牙这么说。

“啊呀，幸好你当初没死掉！”每次，当妈妈把我放进姐姐的背篓，让姐姐背我出去玩的时候，她都会扬着眉这么说。

而现在，我就坐在姐姐背上的背篓里。妈妈的眉头却没有扬起来。不仅没有扬起来，而且还拧成了疙瘩。我一看就知道，妈妈马上就要和爸爸吵架了。

果真。

“死鬼，你怎么又打我儿子！”

“你刚才没听见吗，他在欺负他姐！”

“哼，一个傻瓜，欺负一下又怎么啦？”

“啊，她哪里傻啦？不就说话慢一些吗？你，你还算她亲娘吗？”

“哼，我要不是她亲娘就好啦！”

“你，你这个恶毒的婆娘！”

“哈，我要真恶毒，我干吗到今天还跟着你，跟着你这窝囊废离乡背井，东跑西颠，我这都是为了谁呀！天哪，我怎么就这么苦命！枉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妈妈终于像母狼一样咆哮起来了，还把肩上的大包袱狠狠一扔！

爸爸立刻像被那大包袱砸中了心窝的老狗，头一垂，脚一晃，逃啦！

爸爸肩上有个更大的包袱。包袱里包着我们家大半的家当！爸爸逃走的时候，那包袱里的锅碗瓢盆，也跟爸爸一样发出一阵灰心丧气的当当声！

“啊，妈妈，你赢了，你真神！”我在姐姐的背上挥着手，热烈庆祝妈妈的胜利！

没想到，妈妈听到我的欢呼，不但没像以前常做的那样，暗暗向我竖起她的大拇指，反而跳起来劈头给了我一巴掌！

妈妈这是怎么啦？难道她也像姐姐一样傻啦？妈妈过去可是从来没打过她的宝贝儿子呀！

“哇哇！”我放声大哭。  直到听到我哭闹，姐姐才相信妈妈是真的打了我！只见她转过身子，把脸冲着妈妈一字一顿地说：“妈，别、打、我、弟、弟！”

“好啊，那我打你吧！”妈妈又跳了起来，给了姐姐一巴掌！一个熊掌一样的大巴掌！

姐姐一定痛极了。在我前面拼命抽动着肩膀，但没有放开声音！我知道，我的姐姐跟别人的姐姐就是不一样，别人的姐姐会大声说话、麻利唱歌，可我的姐姐就连哭泣也窝着泪、窝着声！

即使爸爸再喜欢她，她还是我们家最大的窝囊废！

但这次，她是为我挨打的。即使她是全天底最大的窝囊废，我知道，这一刻我也得把我的眼泪收住，把我的哭声憋回去，伸出我的“魔手”，去安慰安慰她。

只要我一伸出我的“魔手”，就像这样，把它插进姐姐那黄茅草一样的头发，轻轻、轻轻摸它一下，奇迹就会发生。

果然这样。

姐姐急遽抽动的肩膀立刻就不抽动了！姐姐还回过头来，送给我一个泪流满面的微笑l

那带泪的笑，又光，又亮，又滑，就好像是从乌云里泄出的一缕阳光，从污泥里开出的一朵荷花，就好像是一个刚从毛毛虫变出来的蝴蝶，像一条刚从旧壳里钻出的小蛇，又柔，又软，又轻。

告诉你们吧，每当姐姐这样冲我笑时，我都怀疑，姐姐在出生时，根本就没被什么带子绕过脖子，姐姐根本就不是个傻子，而是、而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仙女，一个跟别人的所有姐姐都不一样的仙女。

“傻子？仙女？”“仙女？傻子？”我的姐姐到底是傻子还是仙女呢？就在我趴在姐姐的背篓里费劲琢磨着这事时，爸爸已在前头走出好远了。

看着爸爸高大的背影越变越小，妈妈一定是害怕了，只见她拿脚往地上重重一跺，嘴里像母狼那么嚎叫了一声，拖起地上的包袱，哗啦哗啦，去追爸爸了。

“姐姐，我想下地自己走！”我贴着姐姐的耳朵轻轻说。我怕又引发妈妈的“狼吼功”。

“不、不，路、远！”姐姐用力摇着头，“黄茅草”一阵乱晃，背篓也一阵乱晃，我不敢跳出背篓，只好继续被姐姐驮着，一点一点向前移！

P1-5

孙建江

很早就认识毛芦芦了，差不多有十年以上了吧。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已从谢华口中知道她的名字了。谢华每次见到我都会说，衢州出了个很有创作潜力的新人毛芦芦。后来，谢华带她来参加浙江省作协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学创作年会，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

那个时候，毛芦芦的写作境况不是太好。自己在县城一家报社工作，刚买房刚结婚，经济拮据，娘家夫家都在农村，需她操持奔走。生活的重负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可要命的是她偏偏喜欢上了写作，而且是那种一旦喜欢上就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的那种。那个时候，她虽然已在《江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散文选刊》也选过她的散文作品，但她的崭露头角反而成了她不务正业的口实，以至于连受邀参加省作协的文学年会也要被问责。可以想见，她当时的写作有多艰难。可是，毛芦芦之所以成为毛芦芦，恰恰也在于她的坚守。她硬是凭着自己的执著和韧劲闯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

毛芦芦讷于言，话不多。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为人低调和谦虚。我知道这年头有人对低调和谦虚不以为然，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欣赏她的这种坦诚的低调和有底气的谦虚。其实，在我看来，毛芦芦在她那拨作家中，绝对属悟性高、文学感觉到位的佼佼者。她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

这十余年来，毛芦芦辛勤播种、耕耘，丰收连连。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芦花小旗》、《暖雨》，长篇小说《青梅竹马》、《福官》，战争三部曲“不一样的花季”，长篇系列童话《亲爱的小狼大傻》和散文集《飞渡油菜花》、《愿望满天飞》、《爷爷电影院》等十五六部作品。获奖也颇丰。曾三次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但这些都没有干扰她的埋头写作和继续前行。

这次，她一口气又创作了“不一样的童年”三部曲。我真为她高兴。

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疆域还是不太宽。在这不太宽的创作疆域中，还有很多作者喜欢跟风。他们总喜欢习惯性、盲目地跟随在别人的后面凑热闹。比如，一段时间来，有些创作者总喜欢跟随他人往校园题材上扎堆。不是说别人能写、能写好的，你就一定不能写、一定写不好。就算你能写、能写好，跟在别人后面，何谈新意和创意？跟在别人后面，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主体性。更何况，有些作者本来就不熟悉、不擅长、不适宜写这类题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白了还是作者对自己的创作实力缺乏自信。

毛芦芦恰恰在这方面显出了自己的自信。她没有随大流加入校园题材大战，而是选择了鲜有人关注、自己所熟悉的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的书写。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度，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人守着土地，以土地为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一个全新的群体——农民工——出现了。农民工群体作为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给中国社会带来太多太多的思考。用文学来思考这一现象并非没有，但用儿童长篇小说，特别是以三部曲的形式来思考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状况，可以说还十分少见。

在毛芦芦的“不一样的童年”三部曲中，无论是写留守农村、有点自闭忧郁的女孩风铃儿的自救疗伤与心灵成长(《风铃儿的玉米地》)，还是写“非法”农民工子弟学校金太阳小学的艰难生存和黄梅天等的无力求学(《黄梅天的太阳》)，抑或是写来自云贵高原打工者父母的一对孩子——“我”和弱智姐姐——的悲惨遭遇和人间温暖(《姐姐的背篓》)，我以为，核心的指向或者说核心的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公平。农民工是都市文明的建设者，他们的子女理当享有社会公平的机会，理当享有文明的权利。不夸张地说，他们子女的生存发展状况直接关乎“三农”问题的终极破解，关乎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关乎劳动力资源的战略储备，关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连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我们的社会和谐就只能是少数人的和谐。关心农民工子女说到底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毛芦芦的文学追求是令人尊敬的。

毛芦芦一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她认为，自己一直是个“民间写作者”。她说，自己长期生活在一个小地方，朋友中有很多农民工，自己的不少学生就是农民工的孩子。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拥有优越感、高高在上的写作者。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自我定位，使得毛芦芦在写作上如鱼得水，写作素材源源不断。来自民间，回到民间，服务民间。而且重要的是，她穿行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哭同笑同命运同呼吸，苦难遂成了美好，绝望遂成了希冀，身心愉悦，精神富足。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可以倾情投入写作更让人欣慰呢！

很多年前——2003年的夏天，毛芦芦在一次儿童文学创作年会上谈及自己的写作境况时说到过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一直记得。她说，像她这样的写作者，下大雨的时候，最关心的是田里庄稼的长势。毛芦芦说话的声音很轻，但她很轻很轻的声音重重地击中了在场者的心。大家无不为之唏嘘感慨。

也许，毛芦芦为底层写作的信念和决心早已注定了吧。

毛芦芦正行走在文学跋涉的长途中。祝福她！

期待她为我们带来更多接地气、沉甸甸、具有穿透力的作品。

2012年3月28日

于杭州青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