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见证》编著者曾思玉。
《百年见证》是一部以曾思玉将军自身经历为背景的纪实文学作品,翔实记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我军的光辉业绩和优秀传统。该书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更是一部厚重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该书观点准确,与党史、军史高度吻合。史料真实,直书事情的本来面目。感情充沛,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亲情、爱情、战友情、同志情。作者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书内却像普通人一样书写了自己的感受,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都深深地敲击着读者的心灵,作者无心教育读者,却深深地教育了读者,使读者感到共产党的伟大、人民军队的伟大、革命先烈的伟大,新中国来之不易、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进而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更好地建设新中国。
《百年见证》编著者曾思玉。
《百年见证》是一部以曾思玉将军自身经历为背景的纪实文学作品,翔实记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我军的光辉业绩和优秀传统。该书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更是一部厚重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急送毛主席亲笔信
1935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开辟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决定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路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为右路军,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与张国焘的主力组成左路军。本来两军会合形势大好,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野心把这大好形势破坏了。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在一个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小庄子里。师领导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房子是用木头架子抹牛粪盖成的),部队在起伏山冈下的粗大古雪松下面的树针叶子(多年积落有1米厚,非常松软,但扒开一看,里面很多虫子,非常恶心)上面露营。
第二天早晨,乌云满天,雾气笼罩,8时左右,一支马队急驰到二师驻地,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前去迎接,只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随陈师长、肖政委进到他俩住的房子里,急促地、秘密地、聚精会神地研究着什么大事。
我们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都对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突然来到二师深感意外,都估计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大家都怀揣着一颗紧张的心,静静地等待着消息传出。
不一会儿,陈光师长把我叫去,在另外一间房里和肖华政委一同给我交代了一项任务。
陈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
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来,经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方向去。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送信任务必须完成。”并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交徐总指挥。
随后,陈师长、肖政委带我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开会的屋子里。陈师长向毛主席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
我向毛主席敬礼。
毛主席:“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在极其艰险的时刻,毛主席仍说出这种幽默的语言,体现出伟人的胆略。)毛主席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
我说:“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我即刻带六团一营和电台,冒着细雨,迎着迷雾,火速赶路。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我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边强行军赶路,边做政治动员。
此时,不光一营的同志们猜测着这次任务的突然性和重要性,就连当毛主席面受领任务的我也在猜测思索着:送一封信带一个营的兵力还配电台,可见此信非同一般,极其重要。为什么还要带一部电台呢?电台是何等珍贵稀少的通信工具呀!
我越想越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由于时间非常紧迫,我不能细想,现在要想的就是怎样准时赶到岔路口前等候徐总指挥,这才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之关键。
想到这里,我和所带的一营由强行军不自觉地又加快了脚步。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衣裳湿透,曾保堂营长和教导员及各连干部跑前跑后进行动员,并帮助体质弱的同志背枪,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所以,尽管部队一路上是跑步前进,却没有一个掉队和叫累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会师以来,形势大好。由于张国焘这个野心家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瞧不起毛主席的经过长途跋涉而人少、衣破、体弱、装备差的红一方面军,大耍军阀主义,不听中央指挥,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用枪指挥党,抗拒北上。经党中央多次劝说和批评,张国焘才口头同意北上,于8月底到达松潘草地的巴西、包座、阿坝地区。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不仅不来,反而背信弃义,原形毕露,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记载:
8日夜,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 “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正思索该怎么办时,毛泽东来了。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他们站在屋外谈话,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办好。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谈了一会儿后,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的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干粮送给战友;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红军同志。现在居然要打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他不加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句话,对革命的最终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被史册所记载,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我们忙着做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到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
可见张国焘为了实现他另立中央的野心,达到南下分裂的目的,是何等的卑劣,采取了何等可耻的欺骗手段。
经过强行军,在下午2时左右,我和所率的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我立即对由东向西的道路进行观察,判断徐总指挥(马队)尚未经过此岔路口。于是,我很是振奋,心里想这下好了,完成送信任务有把握了。曾保堂营长带部队在北侧山坡立即布置警戒,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我带一个班和通信员温先星、小罗(外号“调皮鬼”)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下午4时许,瞭望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向我们奔过来了。我想应该是徐总指挥的马队。一会儿,先头几名骑兵奔驰而来,我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了,我发现他们的衣服不仅整齐统一,还很新,戴的是八角帽,而我们中央红军的衣服比较破,服装不够统一,戴的帽子不是八角帽。
我马上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
一位挎驳壳枪的同志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我一看徐总指挥非常年轻,中等身材,鼻梁微高,双目明亮有神,确具有高级指挥员的风度。我向徐总指挥敬礼,并赶快把信呈上。
徐总指挥接过信,一看信封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聚精会神地看着。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徐总指挥看信的神态,只见他看着看着,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站在徐总指挥身边的我心情也是极度紧张,看到徐总指挥紧锁的眉头迟迟没有松展。
我说:“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总指挥略加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
我接过签字的收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立即带领一营和电台追赶部队。
在返回的路上,我并没有感觉到完成送信任务的轻松,而是被徐总指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愤慨的话语撞击和刺激着。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红军的前途命运担忧起来。
当我又想到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徐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这些英明领导时,又感到红军前途无量,红军定会胜利。
给徐总指挥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高级指挥员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揣摩着,毛主席给徐总的这封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阐述为了挽救红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而造成互相残杀的悲剧。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的事实真相,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时,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最危急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冒着连绵秋雨,迎着潮湿的迷雾,踏着泥泞的道路,经过连夜的急行军,我带一营在第二天上午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师部,并简要汇报了送信过程。
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听后兴奋而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惦记着你,刚才还谈到你能否把信送给徐总指挥呢。沿途发生过什么问题吗?”
我回答:“有个小问题,随我去的通信员小罗因为拉肚子,把马步枪放在路旁,被他们给拿走了,小罗都急哭了,我劝他不要哭鼻子了,下次打仗给你弄一支更好的。”
陈师长、肖政委一听,哈哈大笑,满意地说:“通信主任亲自执行,火速送毛主席的亲笔信,圆满地完成任务,使毛主席放心了!”
我掏出了徐总指挥签字的收条交给陈师长。
陈师长迅速派人把收条送交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