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侯麦是国际电影大师，法国著名导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道德故事”系列、“喜剧与格言”系列、“四季故事”系列等。曾获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电影奖、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等众多奖项。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颁给他金狮终身成就奖。

《六个道德故事》是侯麦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

侯麦的电影致力于表现人物的内心思想状态和矛盾冲突，用影像来揭示他们捉摸不定的情感世界。他把镜头对准法国的年轻小资们，细致入微地刻划他们的情爱困惑与纠葛，体现了法国人浪漫的天性，也反映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和宗教束缚的抗拒。

《六个道德故事》是侯麦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六个道德故事》通过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和文学性的对白，揶揄了知识分子在夸夸其谈和理性外表之下隐秘的情欲煎熬。“道德故事”典型地反映了侯麦的创作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一。

前言

一 蒙索街的面包店女孩

二 苏姗的爱情经历

三 莫德家的一夜

四 收集男人的女人

五 克莱尔的膝盖

六 午后的爱情

译后记

我的同学施密特要我大胆些：

“可惜，她对我来说高了一点。不过你可以试试运气。”

“怎么试？我不会接近她！”

“为什么？谁说得准！……”

是的，她不是那种在马路上随便让人接近的女孩，而“这样”搭讪更不是我的风格。不过，我猜想，为了我，她会违反自己的原则，准备这样做的，就像我已经违反了我的原则一样。可我绝对不想由于某种不成熟的举动而错失良机，相反，我极其小心，有时甚至避开她的目光，让施密特去盯着她。

“她看了？”

“是的。”

“看了很久？”

“挺久的。绝对比平时看得久。”

“听着，”我说，“我想跟着她，至少想知道她住在哪。”

“大方地跟她搭讪，但不要跟着她。否则，你会受伤的。”

“搭讪！”

我发现自己对她是多么关注。现在是5月份，学期快结束了。毫无疑问，她住在这个街区。我们曾看见她手里提着篮子买东西：那是在“圆顶”的露天咖啡座前，我们吃完饭正在喝咖啡。当时是7点45分，商店还没关门。

“她在马路的角落拐弯，”我说，“也许就住在那里。”

“等等，”施密特说，“我去看一眼。”不一会儿，他回来了：

“她进了一家商店。我不知道她是从哪个方向出去的，太冒险了。”

稍后，我们看见她又回来了，“有点不自然地直视面前，”施密特评说道，“想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不管，我要跟着她！”我说着站起身来。

我很莽撞，在莱维街跟着她，几乎就跟在她后面。但我马上就得后退了，因为她在露天货摊间走来走去，我随时都有可能暴露在她的视野之内。我回到原位坐下。当晚，我们没有看见她再走回来。不过，尽管我没有一直跟到她家门口，我不是往前走了一步吗？施密特说得对：这种小小的接触战不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我决定孤注一掷，也就是说，当机会最后来临的时候，干脆在马路正中向她迎去。

十字路口的钟敲响在晚上7点钟，我们去吃晚饭。我停下来买报纸，施密特没有等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看着我低着头跑过去。我来到斑马线时，看见他使劲朝我摆手，我起初不明白，还以为他向我指着人行道，好像有什么危险。事实上，他指的是我背后右边的人行道。我扭过头，但西下的夕阳晃得我眼花，我后退一步想看得更清楚。结果，我可以说是迎面撞见了施密特所指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西尔维，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过来。我局促不安地道歉说：

“噢，对不起！”

“没事！”

“真的？”

“我们并没有碰到。”

“幸好……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刚才，我差点摔到那些东西上面。”我指着堆在人行道上的瓦砾。

她笑起来：

“我倒很想看看！”  “我是说‘差点’。”

“您说什么？”

马路上的噪音在这个时候太大了，我们很难听见对方说些什么。我几乎是在喊：

“差点，没事……噢，这些汽车！我们什么都听不见！”

显然，不可能进行任何谈话。西尔维要走，我不敢留她。

“我从那里走。”她说。

“我也从那里走。”我说。

然后又很快加了一句：

“我得给您一个补偿。您愿意一个小时后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吗？”

因为我觉得她不会这么快就接受吃饭的邀请。

“我今晚有事，下次吧！我们经常遇到。再见，先生。”

“再见，小姐！”

我甚至没有看她走远。就自豪地跑着回来找施密特。

在我们谈话的那短短几分钟内，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留住她，随便说些什么，不管我会给她造成什么印象，这种印象肯定不会太好。但毫无疑问，我胜利了。应该说，我在慌乱中作出了一点努力，她好像并不反感，反而急忙抓住抛过去的球。她的拒绝一点都没有使我不高兴，因为她答应下次遇到时可以跟她说话，而我们很快就可以相遇。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然而，发生了一件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我意想不到的好运后面跟着同样意想不到的厄运。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再遇到她。施密特为了更好地准备他的论文，回父母家里住去了。我虽已坠人情网，但一点也没想过要占用学习时间去寻找西尔维。我惟一的空闲时间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不吃晚饭了。

吃晚饭要花半个小时，来回三趟，遇到西尔维的机会就会增加十次。但我觉得在马路上不是最好的观察点。事实上，她完全可以走其他路，甚至——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可以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而且，她不可能不再买东西。所以，我决定在莱维街扩大调查范围。

还有，应该老实地承认，傍晚的这个时候，天很热，在马路上监视，既乏味又累人。市场上的食物琳琅满目，新鲜诱人。胃折磨着我，它已厌倦了饭堂，预感到假期即将来临，它很明确地要求好好地吃一顿，这在樱桃时节是完全应该的。复习了那么长时间的“达洛兹”和“讲义”之后，马路上的饭菜香及嘈杂声无疑是诱人的，堪与家里的喧闹声及做饭的味道相比。p1-5

一个故事，如果能写出来，为什么还要拍成电影？如果要拍成电影，为什么又要去写它？这个双重问题看似无聊，其实不然，它正摆在我的面前。我产生写这个“故事”的念头时，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如果说我拍了一些电影，那是因为我无法把它们写出来。如果说，我真的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写了出来——如同你们将要读到的那个样子——那只是为了能把它们拍成电影。

所以说，这些文字不是从我的电影中“抽”出来的，它们在时间上先于电影，可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有意不把它们写成“电影剧本”——因此，没有拍摄电影所需的提示，它们一开始就完全是文学的面貌。这些文字本身及其所承载的东西——人物、场景和语言——必须早于电影的拍摄，尽管只有电影才能完整地把它们展现出一来，因为人们从来不会根据空气来拍电影，拍电影总要拍一些东西，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越是虚幻，虚构的东西就越应该基础扎实。然而，尽管受“纪实电影”这种方式的诱惑，我还是要坦诚地说，情节剧或私人日记等形式不适合我的口味。这本书中的“故事”，正如这个词所指明的那样，应该依靠自己虚构的力量来站稳脚跟，虽然它有时也会从现实那儿借鉴甚至盗窃某些因素。

现代电影人的野心，这也曾是我的野心，是完全成为自己的作品的作者，承担起传统赋予电影编剧的任务，但这种巨大的权利不是一种优势和动力，有时会让人觉得是一种障碍。成为自己创作的主题的绝对主人，能够根据灵感和当时的需要进行删除和添加，而不必向任何人汇报，这会让你高兴，但也会使你瘫痪。这种便利是一个陷阱。自己的文字应该是一种禁忌，否则你会陷入困境，然后让演员们步你的后尘。或者，如果即兴编写对话和情景，在“蒙太奇”时，应该产生新的距离，让所拍摄的东西来统治所写的东西：也许，根据故事来组织形象比根据随意拍摄的形象来创造故事更加容易。

奇怪的是，最初吸引我的是后一种办法。在这些文字占优势的电影中，我以为，事先编写好文字，在拍摄时就会失去创造的快乐，不管这些文字是我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都不愿意成为它们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献身于一项陌生的事业，而不愿意献身于自己的事业。不过，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对这样一种方式所需的偶然之信任，与我所做的事情经过深思熟虑、极其严格的一面不相对称，需要出现一种奇迹(请原谅我并不相信会有这种奇迹)才能让所有的组成部分完全合乎要求，而我微薄的经济能力也使我无法作任何探索。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第四和第五个故事中——演员们参加了对话的编写，他们在心里记住了已经确定的文字，好像那是散文之类的东西，而几乎忘了那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纯粹即兴的段落是很少见的，它们不过是故事的电影形式。严格来说，它们不属于文本范围，而属于拍摄，所以，它们在这里没有地位。比如说，纯粹为了自然而让演员说的话——“你好！”“再见！”“你怎么样？”——除非这些“你好！”“再见！”像在《蒙索街的面包店女孩》中一样，属于故事形式而不是电影形式的组成部分；那些信息型的句子在纸上的表达方式同样是间接的，而在银幕上则是直接的；甚至那些确切地说是即兴的东西，如果离开了其电影背景，它们的美妙之处会显得很不协调。如《莫德家的一夜》中工程师们在饭桌上说的话以及《克莱尔的膝盖》中樊尚的悄悄话。-

除了这些省略以外，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指出写出来的对话和演员们实际所说的对话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我严格行使自己的权利，只改正了偶然所犯的错误、笔误和记错的地方。我希望人们尊重文本，这是原则上的要求而不是事实上的要求。千万不要因为演技而伤害事实，如果已经紧紧戴上了枷锁的演员们犯了一些小错误，但能自由呼吸，我会感到非常满意。

还有一个原因迫使我让《道德故事》一开始就具有文学的形态。这里的文学——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更多是属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我的意图并不是拍摄一些原生态的东西，而是某人根据它们写出来的故事。故事、对事实的选择及其组织和欣赏它们的方式属于主题本身，而不是我用来反映它们的方法。这些“故事”之所以自称为“道德故事”，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说没有身体动作：一切都发生在叙述者的头脑里a故事由另一个人来讲述可能会不一样，或完全不一样。我的主人公们有点像唐．吉诃德，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许并没有小说。第一人称的解说，不是想揭示内在的思想，展现图像和对话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而是毫不含糊地明确主人公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当作是作为作者和电影人的我所瞄准的目标。

事实上，我的初稿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没有对话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曾想在电影中从头到尾求助于连续不断的解说。慢慢地，本来想当作画外音的东西来到了人物的嘴中。在《克莱尔的膝盖》中，画外音甚至完全消失了：其作用由不同的故事来承担了，对话很多。事情没有在发生过程中伴以解说，而是事后由名义上的叙述者热罗姆向实际上的叙述者奥罗拉讲述出来的。在电影《莫德家的一夜》中，内心独白被压缩成两句话，但为了阅读方便，在这里又恢复了原样，跟电影剧本中一样。除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人物，它并没有随意展现其他东西．而是加入了图像不再需要、但在页面上似乎还是需要的那种亲和力。

最后，请允许我扩大一点讨论的范围。我的六个人物在寻找故事中所产生的忧虑，暗示着作者的忧虑，他发现自己缺乏创造力。在这里使用的可以说是很机械的创作办法——根据题材而变化——欲盖弥彰。它也许也暗示着整个电影业的忧虑，在这些年当中，电影被认为是一个贪婪的吞噬者，吞噬着题材，盗窃着戏剧、小说和专栏文章的保留节目，而丝毫不予回报。在这些众多的战利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它本身的东西很少，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方面来说都是这样。稍一挖掘，就可发现并不存在原始的电影剧本：自称是原始剧本的东西多多少少是剽窃某些剧本或小说，十分明显地借鉴了其背景或题材。电影不像戏剧那样，有自己的文学，能给人以启发，可以有无数次不同的演出，让演出为它服务。电影没有任何与作品、与“剧本”相像的东西，这种与作品、，“剧本”相似的东西，在电影中，隶属关系刚好颠倒了过来：导演为王，文本为奴，电影剧本本身一钱不值。我的剧本也不例外，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或者说，是怀旧。它自鸣得意，把自己当作是叙述修辞的典范，这种叙述古老得已经超过百年，好像在文学方面，它更喜欢幻想而不喜欢实践。这种故事形式只有在银幕上才能圆满，那只是因为它更加丰富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电影的角度，它与叙述者的角度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缺少一种前景，而这种前景写作无疑是可以提供的——通过多彩或不多彩、形象鲜明或不鲜明的描写，抒情或不抒情的人物以及动作和背景。这种工作，我不愿意做，更确切地说，我做不了。如果我能做且达到了目的，我会坚持这种完美的形式，而不会产生用电影拍我的这些“故事”的念头。因为，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如果能当小说家，为什么还要当电影导演呢？

巴黎，维里埃十字路口。东边，是巴蒂尼奥尔大道，路的尽头是蒙马尔特的圣心大教堂高地。北面，是莱维街及其市场，“圆顶”咖啡店与维里埃大道形成了一个直角，而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是开在_座钟楼下面的维里埃地铁口，顶上有树，种树的土台如今已被弄平了。

西边，是库塞尔大道，通往蒙索公园。路边是过去的城市俱乐部，如今已改为大学生之家，这地方原先是拿破仑三世的公馆，1960年拆掉了。我准备考法学院时，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吃饭，因为我住在附近的罗马街。在蒙索街某画廊工作的西尔维在同一时刻穿过公园回家。

我还不认识她，只是面熟。我们有时在十字路口和学生公寓之间的那条300米长的大街上相遇，匆匆地对视一眼，仅此而已。

翻译和出版侯麦的这本《六个道德故事》，本身也有一个故事。我最初接触侯麦，并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的电影。此前虽然知道法国的这个大导演，但一直没有看过他拍的电影。直到有一天在碟友沈强家中发现了一盒六碟精装的《六个道德故事》，便夺人所爱，“借”回家中。看完第一个“故事”，也就是《蒙索街的面包店女孩》，我就喜欢上了他的东西，心想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部不到半小时的黑白短片，虽然年代已久，画面简单，演员也不怎么漂豪，更没有今天的高科技助威，但构思之巧妙，结构之精致，戈共是戏剧性的结尾，让人拍案叫绝。它给我的艺术享受，远远超过当今的许多好莱坞大片。于是，这六张碟，也就是六部电影，成了我的挚爱，不时都会拿出来“复习”一遍，喜欢的，是它可以咀嚼的味道，也就是作者所谓的“文学性”。虽然它所谈论的话题和表述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时和老套，但就文艺片而言。它永远是经典。

后来有一天，到巴黎出差，去L’Heme出版社谈项目。这是一家出版高档学术著作的“小”出版社，我曾购买过他们长达七十万字的《解读杜拉斯》的中文版权，和他们的老板塔古女士很熟。谈完项目，塔古女士指着书‘架上的书，说喜欢什么书随便拿，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本《六个道德故事》，原先以为是同名的其他小说。谁知竟然就是侯麦的那六部小说的原始版本。我说你们怎么也出小说？塔古女士笑笑说，我碰上运气了。我当即决定买下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并在回国后马上就动手翻译，边译边看碟，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译完五个故事，对方合同却还未到，我有点担心，使停下亍下来。这一停就近一年，等我拿到了合同，也腾出了时间，准备完成全书的翻译时，电脑却突然坏了，两个硬盘同时出了问题，行家都说这种情况很少见。我找了全城最出名的“电脑大王”，甚至联系了高校和安全系统的专家，希望能把文件抢救出来，但最后谁也无能为力。人脑有时敌不过自己发明出来的电脑。

……

“道德故事”系列是侯麦的起步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但很难说是他的代表作。除了这一系列之外，他在八十年代拍摄的“喜剧与格言”系列，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季故事”系列，可以说部部都是精品，尤其是《绿光》等影片，可谓有口皆碑。他导演的作品已超过四十部，2001年，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曾把金狮终身成就奖颁给了这位老导演，以表彰他为电影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传统而浪漫、智慧而创新、轻松与严肃、感情与道德，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侯麦类型’。他的作品将超越他的生命，长久地流传下去。”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