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中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内容介绍:王映霞(1907——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毕业后,即在温州十中(今之温州中学)附设幼稚园(幼儿园)工作,任幼稚园主任。第一学期结束,因福建军阀声称将攻打浙南,温州大乱,居民四处逃散。王映霞与时任温州十中教师的孙百刚先生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船至上海;于孙家遇郁达夫。在郁达夫的诚挚苦恋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而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儿的人;其妻居浙江富阳郁氏老家,名孙荃。本书是研究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新的珍贵文献。
本书由于研究的需要,《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为编著者黄世中与王映霞书信及来往近20年,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本人书简165封,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和照片等。这是解读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又一把钥匙。还有《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所附鲁迅致郁达夫的3封手札,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新的珍贵文献。该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14封
1982.5.16寄自上海复兴中路世中同志:
久不得来书,深怕稿子和信在中途遗失。总算还好,此刻收到了你13日的信,知道稿子已寄出。虽然尚未到达,但使我放心不少,明后天总会送到的。
上次我寄你的函件,寄出后,很后悔。因为我想我不该告诉关心我的人我目前的经济收入的。后来原想追上一信,再说明情况,可以使你安心。但当时因我正在写一篇稿子,没时间了,就此作罢。
今得来书后,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你在替我担心我微薄的收入了。让我告诉你:
我的老伴四十年来,都在关心我的经济条件的。他知道我有钱时会花、没钱时也会省的习惯。所以在他去世前,他是给我留下一些钱的。有的在台湾的轮船公司的股票,现在无法争取;倒还是美钞,我托了朋友。在国内,他给我留了些现钱,我是足够可以用到我死为止。请你千万勿以我的经济收入为念。。’
至于现在儿女的收入,真是微薄得可怜。我是一个钱都不去用他们,而他们也没有余钱来让我用(下略78字)。
至于香港的翻版书籍,已习以为常,版税是绝对讨不到的。别说宏业书局,如目前在出《达夫文集》的三联书店、广州的花城出版社,这样大规模地出书,而且我手头持有郁达夫亲笔的《版权赠与书》(就是郁的版权已全部赠送与我,有当年的律师盖章,有北新书局盖章,有赠与人郁达夫盖章,有我的图章,有印花)。我在两个月前,两面都写了挂号信去,都还没有回信来。在香港,我已托《广角镜》的总经理前去说项,也不成功。因为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的版权法所以一无办法。承关心,很感谢。
你的文章寄到后,我当看情况而定,原因是由于该杂志立场有问题,所以稿件不能直接寄,得想其他方法。
至于若在国内发表,是有办法的。要稿件的地方很多,这应该是后一步。
昨天晚上,来了个西北兰州人,他是编刊物的,来上海组稿,经人介绍而来我家。硬要把我的前几天才脱稿的《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战争年代里》一文拿走,我未答应。我说,我要寄到国外去的。对方说,寄到国外的他们也要。今早又来,我答应他们等对方刊出后再交给他们,他们才悻悻然而回(此处略去17个字)。
《半生自述》我是64年(1964年)所写,“文革”时抄家拿走了,去年才还给我,我还想修改后再发表。谁知一个朋友在某出版社的编辑面前露了消息,他们来了人拿走了,全部未经改、未经抄的原稿,全部拿走,说他们会改、会抄。到如今我连稿子也没有(千万保密)。看了这些情况,你该知道是稿荒。不,不是,实在是趁热打铁,大家在哄一哄。
我写这一篇(大约一万多字)东西,是给对方十几封航信,以及我的几封发表的“信”催出来的。只此一遭,下不为例(不求名,不求利,我以后不想再写什么)。
年纪一大,就缺少热情,写不好东西,对于这些回忆文章,还马马虎虎,别的东西是不行的。
孙百刚写的一本《郁达夫外传》,至今还未问世。国内的出书,这真是个大问题,《书信集》也不知道能否在七月间出。
稿件寄到后还得复印,用复印件分批寄往,讲起来实在并不容易。不过,我已和对方的人讲过了。
你的设想很好,我支持你。
我因为既直爽又老实,所以才把解放后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你,累得你替我担忧,这是我极后悔的。
我的胃口小,东西也吃不多。只中午一餐,总算正餐,还吃一碗饭,但菜是吃得少而精,怎么也吃不多。温州是我旧游之地,那边的出产我是知道的,爱吃的。但就是由于胃口有限,请再勿操心为我寄东西来,我纸上心领谢了。
手头在抄稿件,匆匆写此,恕不一一。
此问全家好
这个月底,如果事情能告一段落,我要去杭州玩一次。如去,届时会通知你的。
王映霞5.16夜P49-51
王映霞(1908--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即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附小教书,并任幼稚园主任。1926年12月18日,北伐军在福建战场全面胜利,进驻福州。福建军阀周荫人败逃闽北,声称将占领浙南。温州民心惶惶,居民四处逃散。王映霞与时任浙江十中教师的孙百刚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船逃往上海。王映霞与孙百刚夫妇原是杭州同乡,因与之共住上海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此时郁达夫也正在上海,到尚贤坊拜访孙百刚,而与王映霞邂逅。在郁达夫诚挚苦恋的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其妻居浙江富阳郁氏老家,名孙荃。
从此,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与一位奇女子的长达十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开始了。郁、王结婚十二年后的1938年12月,因胡文虎的邀请,有郁达夫偕王映霞南下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王映霞也拟在《星中日报》副刊部主编妇女版。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七言律绝十九首,词一阕,并加注释体“记事”),称王映霞在浙江时,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三十七万港币而“失身”。王映霞在新加坡看到《大风》旬刊上的不实之词,立即展开反击,先后在《大风》上刊登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对郁达夫进行抗辩,夫妻遂至离异。在夫妻争吵、协议离婚期间,郁达夫在新加坡相继有阿娇小姐、联军电台播音员李小英两场恋爱。移居印尼后,为了潜伏抗日,他开了家酒厂,化名赵廉,与当地华裔小姐何丽有结婚。王映霞回到重庆,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正廷牵线,与招商局钟贤道结婚。郁、王的恋爱、结婚及至离异,在当时轰动了海内外。时至今日,有人仍据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有人则认为郁达夫《毁家诗纪》所言皆为向壁虚构。
笔者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古今诗人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列有《郁、王之恋与婚变研究》一题,对于《毁家诗纪》中所言王映霞拿了许绍棣三十七万港币和所谓“失身”之事,深感疑惑,以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材料收集与整理,头绪逐渐清楚:王映霞与许绍棣只是一种友情。这个课题后来只完成古代部分——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柳枝,韩偓与李氏(疑为商隐女),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嫂婢姚氏,龚自珍与西林太清春七个专题,成论文十余篇,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中。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郭沫若与徐亦定(《瓶》组诗的抒情对象),苏曼殊与弹筝女,胡适与陈衡哲(莎菲),徐志摩与陆小曼几个专题,因笔者编纂《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一书费时甚长,一直未能动手。然于郁达夫、王映霞之相恋、婚变,其情感心态之研究却从未停止。
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与王映霞书信及电话往来近二十年(1982一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本人书简一百六十五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访谈和照片等。20世纪90年代初,双方家中都安装了电话,1991年以后遂多以电话联络、交谈;书面通信即止于1994年。1995年以后,王映霞因年迈,长住深圳、杭州儿女家,电话也因此逐渐减少。2009年11月,余之《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完成并出版以后,想起这笔“文债”亟须还清。
王映霞老人2000年2月6日(庚辰年正月初二)在杭州女儿钟嘉利家逝世,距今已经十二年有余,笔者亦进入古稀之龄。再不动笔,此“债”将归还无期。
笔者于2008年移居美国,闲居无事。2009年3月,撰《郁达夫(毁家诗纪)考辨》约8万言。同时,对王映霞写给本人的信件进行笺注,定名为《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交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前年在网上认识了定居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吴怀家先生,他为笔者提供了尚未发表的郁达夫致王映霞信一封、王映霞致郁达夫信四封,计十二页手稿。吴先生的收藏,丰富了本书的内涵。吴怀家的父亲,乃原民国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先生的秘书。1938年12月,郁达夫南下新加坡之前,曾将一部分往来书信交由秘书处蒋受谦暂时保管,后由蒋转托吴怀家的父亲保存。1970年,吴怀家先生在台北台湾大学读书期间,时遇正在台大进修学习汉语的西德汉学家马汉茂。吴先生与马汉茂相识以后成为朋友,遂悄悄将父亲保存的部分信件借给马汉茂阅看,马遂将信件拍照留存,然后才归还吴怀家。1974年吴怀家赴美国留学,马汉茂于1977年在台北以私人名义出版了这一批信件;1982年又以《给郁达夫的信》为题,编成二十三号,刊于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12期。
吴怀家先生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父亲是在福建帮陈仪主席当书记秘书的。他保存这些信件多年,多次有人要求发表,都被他拒绝。他认为这些私人生活,无需让人妄语。马汉茂出版的郁达夫信件是我偷出来借给他的,当初他说是给郁达夫专家拿去研究用的。痛心的是,多年后,我父亲在杂志上看到,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把信件具名卖给了杂志。可悲的是,我父亲还告诉我那些发表的信件,不全是跟郁达夫有关的,里面还有其他私人信件。一直到今天,我上了网,才恍然大悟,当时年轻、无知的我,愚蠢一时,做了伤人一世的事!我的大逆不道,帮助一批假学者助虐,让王映霞以及她的家人受尽折磨,我非常抱歉!
吴怀家
王映霞于1982年2月19日看到《广角镜》发表马汉茂辑录《给郁达夫的信》,立即给《广角镜》编者写了封《声明》。全文如下:
《广角镜》编辑先生:读了贵刊第112期(1982年1月16日),感到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第50-61页西德马汉茂所辑《给郁达夫的信》中,(一)、(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是真实的。其他依我的口气写的或署我的名字的“信”,都不是真实的。(按:其中(一)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协议书》,非信件)从第5l页和53页上用“亚洲酒店”信笺写的信的影印件可以明显看出,那根本不是我的笔迹(只要和第53页上的笔迹一对比,即可看出)。望贵刊及时登出我的这个声明。此请
撰安!
王映霞
一九八二、二、十九
112期务能寄一本给我,声明登出以后,也请寄一本来。
《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对于研究郁达夫的生平、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某些信件披露了现代作家一些不为人知的创作背景和逸闻趣事,对于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也很有参考价值。敬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河南文艺出版社接受本书的出版,副总编辑王国钦先生、特约编审闵虹女士,对本书的编辑、校正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表示深切感谢1
2012年8月24日于美国特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