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米歇尔只好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梅希奥起初看来也大有前途。他从小对音乐就有天赋。他学习起来毫不费力，很早就成了拉小提琴的高手，长期以来他成了王府音乐会上的红人，几乎成了偶像。他演奏钢琴和其他乐器也很讨人喜欢。老约翰·米歇尔对儿子的成就津津乐道；看见他的演艺高超，不禁大喜若狂。梅希奥想到什么，就能表达什么，没有一点困难，真是得心应手。不幸的是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且满不在乎。他在灵魂深处只是一个平凡的喜剧演员，关心的是自己声调的抑扬高低，而不是声音表达的内容，他出于虚荣，急于知道他的声音对观众产生了什么效果。
他荒唐地结婚之后(开头是大家认为荒唐，结果他自己也就承认)，越来越沉醉于酒中。他放松了演奏，自恃艺高无恐，不久老本就吃光了。后来居上的好手立刻取而代之，又在乐坛走俏。这使他很痛苦；但是失败并没有使他重新振作精神，反使他更加灰心丧气。他要报仇雪恨，但是只同小酒店里不三不四的伙伴，把对手骂个狗血淋头。靠了老克拉夫特的面子，他在乐队里才保证了小提琴手的位置；但渐渐地城里人都不请他做音乐教师了。如果说这个打击沉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那对他的经济状况，影响就更沉重。几年以来，由于时转运背，他的家庭收人已经大大减少。过了宽裕的日子之后，却要过拮据的生活，而且一天不如一天，梅希奥只是视而不见；穿着打扮，吃喝玩乐，一个钱也不少花。
正是在家庭情况最困难的时候，小约翰·克里斯托夫才开始懂得周围发生的事情。
他已经不再是独生子了。梅希奥每年要妻子生一个孩子，却不管将来怎么办。两个孩子夭折了。剩下两个只有三四岁。梅希奥从来不管他们的事。路易莎不得不出去的时候，就把他们交给克里斯托夫，他现在已经六岁了。
这要他做出牺牲：为了照顾弟弟，他不得不放弃下午到野外去玩的大好时光。两个弟弟老要人抱，一抱就放不下来；克里斯托夫实在抱不动，他们就哭个没完没了。恩斯特会无理取闹，顿足跺脚，气得打滚；他是个神经质的孩子，路易莎叮嘱过克里斯托夫，不要和他对着干。至于罗多夫，他却像猴子一般淘气，只要克里斯托夫怀里抱着恩斯特，他就乘机在背后调皮捣乱，砸烂玩具，倒翻水杯，弄脏衣服，搞乱碗橱，打破碟子。
等到路易莎回来，虽然没有责怪克里斯托夫，但也没有夸奖他，只是愁眉苦脸地瞧着这乱七八糟的烂摊子说：
“可怜的孩子，你不太能干。”
克里斯托夫受了委屈，心里很难过。
家里有时日子过得很紧。这种日子越来越多。大家只好节吃省用。克里斯托夫看在眼里。父亲却是视而不见。 唉！克里斯托夫多么恨他的父亲，恨他从来不为他们着想，恨他想也不想就吃掉了他们那一份！他越饿越恨，恨不得要对他说出来；但反过来一想：他还没有挣钱，没有权利这样说。父亲多吃的面包是他自己挣的。他还不能自立，是家庭的负担，还没有发言权。将来再说吧——只要能活到那一天。唉！可别先饿死了！……(P12-13)
诗歌、音乐、科学的三位一体与法、德、意文化三位一体的交融，在罗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茨威格
《约翰·克里斯托夫》就要进入他的30年代了。自从问世以来，他已经取得了进展。记得有一个作家，亲切友好，一般说来眼光敏锐，曾经俯身看着这贫寒的摇篮，预言这本书走不出十几个熟人的圈子。今天，他已经横冲直撞，走遍了全世界，几乎会说各国的语言。在他穿着奇装异服、周游世界回来的时候，他的生父30年来也在人生崎岖的小道上践踏了多少野草闲花，几乎认不出他的孩子了。因此，请允许我回忆一下，他小时候在我怀里是个什么样子，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到世界上的。
《约翰·克里斯托夫》的构思费了我20多年的时间。第一次打主意是1890年春天在罗马的时候。最后的文字是1912年6月落笔的。其实，这本书超越了这个期限。因为我还找到了1888年的草稿。那时，我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前10年（1890—1900）是漫长的酝酿期，是我张开眼睛沉思幻想的一个梦，那时我还在写其他作品：头4部革命剧（《七月十四》《丹东》《群狼》《理性的胜利》），“信仰的悲剧”（《圣路易》《亚尔特》），大众剧等。
早在我开始决定写这本书之前，大量的情节和主要人物的轮廓已经呈现：克里斯托夫自1890年起，葛拉齐亚自1897年起，《燃荆》中的安娜在1902年画出了整个形象，奥利维和安东妮蒂是在1901—1902年，克里斯托夫之死是在1903年（比我开始写《黎明》第一行还早一个月）。到了下笔的时候，只要挑选、压缩、联结起来，就像捆绑麦束一样：
今天，1 903年3月20日，我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托夫》。
大家可以看出：有些见识短浅的批评家硬要想象我写《约翰·克里斯托夫》是随兴所至，毫无计划的，那是多么荒谬。我早在法国受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时候，就觉得我天生既需要又喜欢严谨的结构。我属于勃艮第建筑师的古老家族。无论做什么事，我都要先做准备，做好规划。在白纸写上黑字之前，我在思想上对《约翰·克里斯托夫》已经心中有数。就在1903年3月20日这一天，我在草稿本上已经把这首史诗分为10篇，就是现在的10卷，定下了大致的轮廓、主体、规模，和今天出版的书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这10卷的写作花了10年时间。开始的日期是1903年7月7日，地点在瑞士的朱拉山中，奥登河上的富罗布——就是《燃荆》中克里斯托夫受伤后的藏身之所，离冷杉和山毛榉树林不远的地方。全书是1912年6月2日写完的，地点在玛约湖畔的巴文。大部分的写作地点是在巴黎一所摇摇晃晃的小房子里——蒙帕拉斯大街162号——一边是城市日夜不停的喧嚣声和车马经过的隆隆声，另一边却沉浸在修道院古老花园的寂静阳光中，园里有两百年的老树，有叽叽喳喳的麻雀，枝头还有咕咕声和小鸟的悦耳歌声。那时我过着孤独而拮据的生活，没有朋友，没有欢乐，只有自己创造的乐趣，却肩负着沉重的工作：教书，写稿，研究历史。除赚面包之外，每天只能抽出一小时来见《克里斯托夫》，往往还不到一小时。但10年来，没有一天我不和他见面。他甚至用不着开口，我就知道他在哪里。
我在这里想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思想促使我着手写这长篇的散文诗，并且一直进行到底的，虽然巴黎的环境对我保持沉默，漠不关心，甚至带有挖苦的意味，我却毫不考虑物质上的阻力，毫不动摇地打破了法国文艺界公认的惯例。成败对我都无所谓。问题并不是要取得成功，而是要服从我内心的命令。
这部长篇巨制进行到一半时，1908年12月，我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笔记本上写了下面这句话：
我不是在写一本文学作品。我是在写我的信仰。
有了信仰，就有行动，而不在乎后果。成功或者失败，那有什么关系？“该做就做！……”我认为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该做的事，是在法国精神和社会瓦解的时代，唤醒在灰烬下沉睡的心灵之火。而为了取火，首先要扫除陈年累月的灰烬和垃圾。要反抗垄断阳光和空气的“市场”，就要有一支勇敢无畏、准备牺牲、毫不妥协的精锐部队。我想号召这支小部队团结在一个英雄周围，这个英雄就是他们的领袖。为了要有这个领袖，我就不得不把他创造出来。
我在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托夫》的同时，还写了一本《贝多芬传》。在传记的序言中我给“英雄”下了定义。我拒绝把“英雄”的称号赋予“那些靠思想或力量来取得胜利的人物。我称为英雄的只是那些心灵伟大的人”。把这个词的范围扩大吧！“心灵”并不只局限于情感，而是包括内心生活的辽阔王国。能够支配内心世界、依靠基本力量的英雄，才有本领对付一个敌人的世界。
在我开始想到英雄的时候，贝多芬的形象自然出现在我面前。在现代的世界上，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贝多芬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艺术家，他不仅具有创造的天才，是浩瀚的内心帝国的主人，而且还具有泛爱人类的心胸。但是不要以为约翰·克里斯托夫是贝多芬的写照！克里斯托夫并不是贝多芬。他只是一个新式的贝多芬，一个贝多芬式的英雄，但他是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上，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他和这位波恩出生的音乐家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仅仅局限于本书第一卷《黎明》中所描写的家庭情况。我在本书开始时把他们写得相似，是要说明我的英雄属于贝多芬的家族，深深扎根于西欧莱茵河畔的历史中；我使他的童年时代笼罩在古老的德国——古老的欧洲氛围之下。但是一旦树从土地上长了出来，周围的环境就都是“现代”；而他自己也彻头彻尾成了我们中的一个——成了我们这一代英雄的代表，经历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直到1914年的欧洲大战。
如果说他成长的世界已经粉碎，已经破坏，后来发生的强有力的事件使我有理由相信：克里斯托夫这棵大树并没有倒下。狂风暴雨可以折断几根枝丫，但树干是不会动摇的。我的证据就是：每天都有飞鸟从世界各国来到大树底下寻找荫蔽之处。最激动人心而又远远超过了我写作时所期望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托夫》。从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从各个不同的民族，从中国、日本、印度、美洲、欧洲各国，都有人来对我说：“约翰．克里斯托夫是我们的。他属于我，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这证明了我信仰的是真理，我已经达到了我努力寻求的目的。因为在1893年10月开始创作时，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永远显示人同此心，无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这应该是艺术的，也应该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目标。
我应该说明为《约翰·克里斯托夫》选择艺术形式和文体风格时的考虑。因为形式和风格都和作品的构思、目标的设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想在我的美学构思概论中再作详细的探讨，因为我的构想和大多数法国同代人不一样。
在这里，我只想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风格（有人习惯于根据这种风格来错误地判断我的全部作品）是受到主题思想支配的，而这个思想启发了我和我的战友佩吉在开始编印《半月期刊》时做出的努力。这思想是粗犷雄浑的，然而又是清教徒般严格的，因为我们要反对冻结状态的时代和环境，非得极端严格不可。我们的思想是：
说话要直截了当！不要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说话要人理解，不是要那一小撮挑三拣四的人，而是要成千上万最单纯、最普通的人懂得！不要怕太容易理解了！说话不要影影绰绰、遮遮掩掩，而要清楚明白，毫不动摇，甚至不惜显得笨重累赘！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人的脚跟站得更稳！如果要使你的思想深入扎根，重复同样的话也是有用的，那就重复吧，深入吧，用不着我别的话了！但是一句话也不要浪费！让你的话变成行动！
这是我今天还要求做到的反对当代美学的原则；我今天还把这些原则应用于某些需要行动、承担行动的作品。然而不是全部作品。凡是读书人都看得出《约翰·克里斯托夫》和《心醉神迷》之间在内容、艺术、音调等方面的主要差别，更不用说《黎柳利》或《哥拉·布勒尼翁》了，后两本书的内容要求完全不同的处理手法，连节奏、音色、谐和音也是完全不同的组合。
何况即使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一书中，各卷也并不都能符合开始写作时的严格要求。最初战斗时清教徒一般的严格性，到了最后三卷也就松下来了（最后三卷总名《旅途的终点》，包括《女友》《燃荆》《新生》在内）。我的英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情趋于平静，于是作品的音乐性显得更复杂，色调变化也更细腻了。但是老一套的舆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对整个一部作品，对整个人的一生，都满足于老一套——非白即黑——的评论。
在我的卡片中找得到大量的资料，可以解释《约翰·克里斯托夫》的底细。尤其是解释《市场》和《楼中》两卷中提到的当代社会。不过现在要谈还为时过早。
但有趣的也许是指出没有实现的计划。我原来打算在《女友》和《燃荆》之间插上一卷，主题定为《革命》，但是没写出来。
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结尾，我写下了“爱与恨融合而成的庄严和谐”，我更喜欢这前进行动中强有力的平衡。因为《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结尾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约翰·克里斯托夫》是不会结束的。甚至他的死亡也不过是节奏中的一个片刻，永恒的生命气息中的一个休止符而已……
总有一天，为了新的战斗，我会复活的……
因此，《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他死了一百次还会复活，他永远战斗，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曼·罗兰
于莱蒙湖畔新城
1931年复活节
六十年前，我读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欣喜若狂；六十年后，我读许渊冲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喜出望外。克利斯朵夫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是我的新朋友。温故知新，心心相印。傅雷生于1908年，比我大十岁；许渊冲生于1921年，比我小三岁。我和许渊冲是西南联大同学，他在外文系，我在数学系。当年我们发黑如漆，风华正茂；如今我们白发苍苍，饱经沧桑。我们都到了所谓耄耋之年。可喜的是我们都有一颗年轻不老的赤子之心。我读过他译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诗书人生》，译得很精彩，我很喜欢。
傅雷的全译本出版于1946年。傅雷时年三十八岁。我至今还保存着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1948年的版本。许渊冲的译本出版于2000年。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为什么《约翰·克里斯托夫》有这么大的魅力，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在此书的后记中说：“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唯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唯一光明’。”“《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约翰·克里斯托夫》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大冈在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1980年版的译本序言中指出：“《约翰·克里斯朵夫》最根本的、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约翰·克里斯朵夫》无可怀疑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在于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灵魂。”
为什么许渊冲要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呢？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21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著的原因。”
我喜欢许渊冲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是一部形神兼备、青出于蓝的好译本。
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傅雷的译本译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直译之风甚盛，而许渊冲的译本译于90年代，从傅译到许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汉语在发展，文学翻译也在发展。因此，在语言文字、翻译技巧方面，许渊冲占了优势。更何况许渊冲还有一套继承前人、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和六十年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
所以有人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渊冲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
许光锐
《约翰·克里斯托夫》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名叫约翰·克里斯托夫的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与社会斗争的一生。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反映了现实社会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宣扬了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最杰出的作品。
国际翻译界文学翻译领域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得主许渊冲先生的权威译本。
开创了“音乐小说”的先河，被誉为“20世纪最高贵的小说作品”。
《约翰·克里斯托夫》是一个音乐天才的历险记，一部伟大的心灵史诗，一部关于理想、关于奋斗的英雄乐章。是一部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