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神父约沃思·琼斯
1941年4月8日
伦敦西北8区
阿比路
兰福德法院111号
亲爱的琼斯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可能有时我表达自己的事情时太过含混，借此机会，我想回答一些你的疑问，也好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
(1)“即使大商业计划能够实施，美国想调度它的资源也还需要一年。”对此，你评论说这是因为罢工者阻碍了生产。当然，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谈谈更深层次的障碍。只有人力和资金同时到位，才能满足战时国家的需要。而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员要像军队一样训练有素，苏联和一些极权国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除非社会上每个阶层都有着同样的纪律性，这一点才是现实的，否则就会出现持续的不满和社会摩擦，表现为罢工和蓄意破坏。从长远看来，我觉得最难使之屈服的是商人。因为更换现有体系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最大，所以有时他们甚至明显地支持希特勒。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就会为了自己失去的经济自由而反抗。只要他们反抗，劳工的动乱就会持续下去。
(2)关于战争的目的。显然，我赞成宣布我们的战争目的，尽管在战后重建中，提出任何过于详细的框架都是有风险的。只要我们宣布了战争的目的，希特勒肯定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价来胁迫我们就范，尽管他从不兑现承诺。我在书中所反对的是这种观点——不展示军事力量的宣传可以达成任何目标。我曾经提到过阿克兰德的书《我们的奋斗》，它似乎假定并论证，只要我们告诉德国我们想要应得的和平，他们就会停止战斗。人民会议的那帮人(普里特公司)也在散布类似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
(3)印度亲法西斯派的叛乱。我想这次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不是印度人，而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一个想发动法西斯政变的将军一定会把印度作为跳板，就像佛朗哥在摩洛哥所做的一样。当然，这种可能性在此时的战事中并不存在，但我们都应该看得长远些。假如将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强加于英国的企图得逞的话，那么当中一定使用了有色部队。
(4)关于甘地与和平主义。也许我并不该暗示和平主义者们本身过着一种受庇护的生活，但事实上，“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们一般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成长的环境都极其优越。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些人们感受不到外国侵略和国家被征服的地方，和平主义运动才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和平主义运动总是在沿海国家发生的原因(甚至在日本都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政府不能被“纯粹”和平主义者的准则所左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武力的政府，会被任意一群愿意使用武力的人们，甚至是个人所推翻。和平主义者拒绝面对政府的问题，也不愿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他们脸上总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不负责任”。
二十多年来，甘地一直被印度政府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得力助手。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在印度警察局任职过。人们经常用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承认：其实甘地让英国人更容易统治印度。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不再认为采取行动会对现实有所改变。之所以甘地在狱中总是受到仁慈对待，而且每次在他延长绝食、生命垂危时，总会收获一些政府的让步；是因为英国的官员们害怕他死了之后，他的继任者会因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更愿意扛起炸弹。甘地这个人当然是十分诚实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如何地利用，而他正直的人格，让他显得极具利用价值。我不敢担保，从长远来看，他的方式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为了阻止暴力和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人们总能说，至少甘地的做法会让印度的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和平解决。但想靠这种方法让英国人退出印度，简直是天方夜谭，起码现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不会这样想。至于德国对英国的征服，甘地肯定会建议我们不要跟德国人抗争，让他们统治去吧——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提议的。假如希特勒征服了英国，我猜想他一定会发起一个全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以便化解顽强的反抗，从而驯服英国。最后，谢谢你的来信。
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P65-69
我过了很多年才明白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生物，而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完美。
——Jacinlha Buddicom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三封信（1911年）
在复活节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1912年2月25日）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1912年3月17日）
我当业余流浪汉时的第一次历险——致郎西曼（1920年8月）
致丹尼斯·科林斯（1931年8月16日）
致丹尼斯·科林斯（1931年8月27日）
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时寄给丹尼斯·科林斯的信（1931年9月4日）
在阿尔库维耶雷时寄给詹姆斯·汉利的信（1937年2月10日）
艾琳·布莱尔致伦纳德·穆尔（1937年2月11日）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母亲的信（1937年3月22日）
在蒙弗洛里特医院时寄给艾琳·布莱尔的信（1937年4月）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伦纳德·穆尔的信（1937年4月12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37年5月9日）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1940年4月11日）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1940年4月16日）
武装人民——致《岁月》杂志编辑（1940年6月22日）
致约翰·莱曼（1940年7月6日）
致詹姆斯·拉夫林（1940年7月16日）
致神父约沃思·琼斯（1941年4月8日）
致多萝西·普劳曼（1941年6月）
我们正与敌人同流合污致——致《泰晤士报》编辑（1942年10月12日）
致R.R.德塞（1943年3月3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3年12月6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3年12月9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1月9日）
致格列布·斯特鲁夫（1944年2月17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19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4年3月19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25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5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15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4年5月1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5月9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8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24日）
T.S.艾略特关于《动物庄园》的退稿信（1944年7月13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8月29日）
关于P.G.伍德豪斯寄给奥威尔的两封信（1945年）
致索尼娅·布朗内尔——关于朱拉岛之行（1947年4月12日）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5年10月22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8年10月22日）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关于扎米亚京的
反乌托邦小说《我们》 （1949年3月30日）
致朱利安·西蒙斯（1949年6月16日）
致大卫·阿斯特（1949年7月14日）
致鲁斯·费希尔（1949年7月15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7月24日）
致大卫·阿斯特（1949年7月18日）
致托斯科·法伊弗尔（1949年8月11日）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8月12日）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2日）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4日）
关于文学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寄给奥威尔的一封信（1949年12月29日）
著名学者止庵说，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乔治·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庄园》。
我们熟悉乔治·奥威尔，大多是因为《1984》和《动物庄园》。而这两部闻名天下的作品，也让人误会奥威尔是专职“政治讽喻小说家”和“反乌托邦者”。
但其实这并不完全对。通过本书，你可以对这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走基层”的新闻工作者、正直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解读。
“多一个人读乔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奥威尔信件集》提供了诸多不加修饰的细节，还原奥威尔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让你窥见这个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的作家的写作动机里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至少，你可以窥见这些细节：
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偶像”，生前不仅不是万人迷，甚至对友人自嘲“从来没有哪位年轻女士对我说‘你真迷人’”。
一个跌进了生活的茅坑还能爬起来写就伟大著作的作家，却是一个面对雪茄“心都要融化了”的雪茄重度痴迷者(甚至因此而患上肺病，1950年因病去世)，还是一个细腻温情的丈夫。
一个有着良知和热忱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却在讲真话的道路上屡屡碰壁，连T.S.艾略特都拒绝出版他的《动物庄园》，而这本著作最终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者本人也被称为“天才预言家”。
通过阅读这些痛快淋漓、简洁明快、真挚坦诚的书信，你可以对这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认识。乔治·奥威尔编著的《奥威尔信件集(奥威尔作品集)(精)》展现了诸多不加修饰的细节，为他的各种观点的起源、发展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注释，还原了他的感情世界、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让你窥见这位伟大的作家的写作动机里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若回顾最近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但假如我们总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行事，定会使人们慢慢忘记这些差别。而且跟敌人比冷酷无情，我们毫无胜算。
《奥威尔信件集(奥威尔作品集)(精)》是乔治·奥威尔的书信集。这些书信，有的是写给出版商和经纪人的，有的是写给报刊编辑的，有的是写给亲属的，有的是写给朋友的。从这些信中，你可以了解到奥威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到其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了解到他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