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与之相对,伦理学则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因此他有了“政治学奠基者”的美誉。
从源头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传统,将给我们的政治学思考以深刻的启迪。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它无可争议地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了解当时古希腊社会的状况,古希腊人的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思想等,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基本结合首先形成了家庭,对此赫西俄德在诗中有过正确的描述:
“房屋、妻子、耕牛是最先的。”(见希习沃图的《作业和时令》第405行。)
因为耕牛像奴隶般伺候穷人。家庭是第一个为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所以家庭成员被加隆达斯称做“食厨伴侣”,而克里特人厄庇米尼德称它为“食槽伴侣”。其次形成的是村落,它是多个家庭为获得多于日常必须品的东西而结合形成的共同体。最自然形式的村落看似由一个家庭繁衍而来,所以有人称其成员为“同乳所哺”或“同根所生”,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希腊城邦会像现在一些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实行君主统治的原因。家庭由年长者绝对地统治着。 [也就是说,这种统治权最早形成于家庭和村落,而]村落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来源于家庭,其成员也都存在着亲属关系。这种早期的状况正如荷马[通过独眼巨人之口]所描述的:
“人各统率着他的儿女和妻子。”(见荷马的《奥德赛》。远古时期的“独眼巨人’或“圆眼巨人’族人散居在世界各地,或栖息在岩谷之上,或居住在山冈,他们不制定法律,每人各自管理、领导其妻子儿女,老死不相往来。)
这段话使我们了解了古时候人们分散居住时的情景:人们都受君主统治。而现在有些地方仍然如此。因此,人们说神也由君主统治,认为神的外形和生活方式跟人的一模一样。
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时,就会结成一个最终和最完美的共同体形式——城邦,这种形式就已经能够达到很高水平的自足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城邦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缘故[而在这一意义上,它还不能使人们达到自足],而[当它一旦完全形成]它的存在则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这时候就完全能够自足了]。
每一个城邦的存在都是自然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的共同体的结合而已。这种自然性同早期的、城邦由之而形成的共同体的本性是相同的,它是共同体发展的目的或结果,而事物的本性就在其目的或结果之中。而每一个事物是什么,只有当其完全生成时,我们才能说出它们每一的本性,比如人的、马的,以及家庭的本性。还有,[城邦的存在是自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事物的终极因和目的因是至善。现在自足[创造这种自足是城邦的目标]便是目的和至善;[以此,既然城邦的自然本性就在于带来至善,城邦的存在自然就能够实现至善。]
由此可见,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由于自己的本性而非偶然因素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位可怜的人,要么是一位超人。这种人,就像荷马所指责的一样:
“他无族、无法又失坛火(无家无邦)。”(见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各个家庭的“炉火”或“坛火”放在屋内。就广义来说,希腊人称炉火为家庭。由氏族信仰扩充到部族和城邦,坛火又成为了城邦生命的象征。因此,那些流离失所,不能参加家族祭祀的人都引以为重大的悲哀;如果被驱逐,不得不离开家乡,放弃其坛火的,就是因为犯了重大罪行,仅次于死刑。)这种人是卑鄙的,具有这种本性[也就是不能够加入到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人乃是好战分子,这种人就像棋盘中的孤子。
我们说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当与蜜蜂以及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而言,人的政治性会更强,这种说法成立的证据就更加明显。自然,根据人类自己的逻辑,人不会做徒劳无益的事;人是唯一具有语言功能的动物。只有声音才能表达苦乐,发声的功能是动物们普遍具有的,因为它们的本性使它们能够感觉到苦乐,并把它们的感受彼此告知。而语言则能表达利和弊,进而把公正和不公正表达出来。和世界其他动物相比,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唯一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感觉的动物;[在通常意义上]家庭和城邦乃是这类生物的结合体。P4-5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 “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旱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根本倾向和内容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政治学也是他系统研究和整理的学科之一。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政治学体系的人,而其《政治学》一书更是一部具有首创意义的学术著作。在这部书之中,他系统地探讨了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原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许多政治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仍然发挥着作用。
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出版与翻译此书的版本可谓汗牛充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大量翻阅相关资料、借鉴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字斟句酌,细细品味,以求既忠实于原文,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的思想,又通俗易懂,以便广大注者和爱好者能够理解吸收。经过异常艰苦的劳作,书稿终于完成了,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请教于方家,也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高书文
200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