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不仅对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建设贡献巨大，而且是位人格高尚、智慧渊深、经历极具传奇性、有文学天才的高僧，传纪称他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甚具人格魅力，可敬可佩。虽为德高望重的高僧、佛教领袖，却又有血有肉有情，被迫两次破不淫戒；虽然戒行有缺，却又智慧超人，多次显现前知等神异。他的事迹，彪炳千古，流芳百世。今天我们读诵《金刚经》、《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经典时，不能不感念这位译经大师，想象他深目高鼻、智慧仁厚的慈容，他永远活在他所翻译的经典中。

龚斌的《鸠摩罗什传》，以可靠史传为据写成，忠实地描述了鸠摩罗什一生的经历，既具有学术的真实性，又具有传纪文学的可读性。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罗什的贡献不仅在传播印度佛学真髓，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佛学水平，而且在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丰富、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罗什引进的般若中观学，当时给予魏晋玄学以极大的刺激，后来又通过禅宗，施其影响于宋明儒学及宋元道教，渗透于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传统文化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龚斌的这本《鸠摩罗什传》，以可靠史传为据写成，忠实地描述了鸠摩罗什一生的经历。

《鸠摩罗什传》既具有学术的真实性，又具有传纪文学的可读性，给佛教圈内外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触摸鸠摩罗什这位文化名人、伟大高僧的方便，对弘扬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意义。

序一 论“文学的历史”

序二 学术的真实性文学的可读性

第一章 智子降于龟兹

第二章 随母出家

第三章 厨宾遇师

第四章 游学疏勒

第五章 改宗大乘

第六章 誉满西域

第七章 声被苻秦

第八章 吕光破龟兹

第九章 第一次破戒

第十章 在龟兹的最后日子

第十一章 漫漫东去路

第十二章 智者的困境

第十三章 新门徒与老相识

第十四章 罗什入长安

第十五章 逍遥园中

第十六章 高足弟子

第十七章 第二次破戒

第十八章 长安与庐山的对话

第十九章 佛驮跋陀罗事件

第二十章 弘法大师

第二十一章 形碎舌存

第二十二章 梵轮摧轴与再转

附录一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附录二

鸠摩罗什年谱简编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四章 游学疏勒

时彼聚落有一童子，名那罗陀。彼那罗陀，年渐长

大，至于八岁，其母将付阿私陀仙，令作弟子。时彼童

子，供养恭敬，尊重师事阿私陀仙，尽弟子礼，无暂休息。

——《佛本行集经》卷七耆婆带着十二岁的罗什，离开厨宾，返回龟兹。少年罗什的杰出才智和佛学造诣，已引起西域诸国的关注。沿途有几个国家想以重爵聘用罗什，罗什却一概拒绝。

厨宾之北，即为大月氏。大月氏，在古代的中亚是曾经有过长期辉煌的游牧民族，建立过强大的政权，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是一个过早消失，保存着许许多多的古代秘密，值得探究的古国。

在罗什的时代，如大月氏迦腻色迦王那样的强盛与辉煌已经不再。它的版图缩小到兴都库什山之北的地域。曾经佛光普照的大月氏，到了纪元三四世纪，昔日全民皈依佛教的历史图景，成了邈不可见的回忆。但大月氏毕竟是西域佛教最早的几个重镇之一。在罗什出生之前的三四百年间，大月氏的许多传教者，越过葱岭，不断向东，到达长安、洛阳，甚至远至长江流域。有史可稽的有：三国时期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支强梁；西晋时期的法护、支法度。

在大月氏传教者东来的同时，佛经随之传人。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说：“祐检阅三藏，访核遗源，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又牟子《理惑论》谓汉明帝遣使者十二人，至大月氏取佛经四十二章。若《理惑论》所说属实，则东土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来自大月氏。支娄迦谶等早期来华的月支高僧，同时也是译经者。尤其是法护游历西域各国，带回大量梵经，自敦煌至长安，一路传译。这些梵经，很有可能当时流行于大月氏。

耆婆、罗什借道大月氏，当也有观瞻寺院、考察佛经的意图。

我们不知道他们母子俩在大月氏停留多长时期，有过什么活动。唯一可知的是在月氏北山遇见了一个罗汉。罗汉年约五十多岁，双目深陷，注目罗什许久。罗什感觉罗汉的目光冷峻得刺人，便施礼问：“请问大德，小沙弥身上莫非有感觉兴趣之处，值得如此细看？”

罗汉不言语，再上上下下打量了罗什一番，然后对耆婆说：“姊妹，常当守护此小沙弥。若三十五岁不破戒，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止可才明俊诣法师而已。”

罗什听罢，一笑了之。耆婆则听得很仔细，不断点头，“大德，我会记住您的话。”这不是客套话，耆婆确实认真对待月氏罗汉的预言，几乎从未忘记。她是乐于禅法的比丘尼，深知受戒或破戒对于僧尼修行的重要意义。然而，如何守护罗什，使他守戒不懈呢？至于此时的罗什，月氏罗汉的告诫等于耳边风。等他记起罗汉的预言，已是许多年之后的事了。

回国的路同样漫长和艰辛。一个多月后，耆婆、罗什进入疏勒国。疏勒是中原通往葱岭的北道的要冲。葱岭以东诸国中，疏勒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传人佛教较早。罗什在疏勒做的第一件事是顶戴佛钵。那只钵形体不小，罗什双手捧着，举过头顶，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轻呢？刚这样想，钵的重量顿时增加，双手再也坚持不住。“好重！”罗什不觉失声，急忙把钵放下来。耆婆在旁边问何以如此？罗什答：“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意思说，心里想着钵轻，钵就轻；心里想着钵重，钵就重。换句话说，钵之轻重，实际上是心念所致。罗什的顶戴佛钵，实质是证悟佛理。

罗什在疏勒见到的能轻能重的佛钵，稍后于罗什的雍州沙门智猛，在□宾也碰到过。智猛见到的佛钵通体紫中带青，青中带红。他以华香供养，又双手举钵，轻松地举过头顶，发愿说：“若钵有感应，能轻能重。”发愿刚毕，佛钵立刻变重，双手捧着的钵重不可支。连忙放到桌上，而这时又觉得钵并不重。（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五）

世上是否存在能轻能重的佛钵？当不难判断。殊可注意的是罗什的感悟，所谓“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佛法以为一切法中，心为先导。心若调伏，一切法悉得调伏。又以为一切诸法，分色心二法，有质碍为色法，无质碍而有缘虑之用，或为缘起诸法之根本者为心法。实质是精神意志先于重于物质实体。罗什顶戴能轻能重的佛钵，从而悟出“心有分别，钵有轻重”的道理，说明他已意识到世间一切法乃心法。物之大小、轻重、形状，皆是心之反映。这已经和大乘佛教的般若（智慧）有点接近了。或许是能轻能重的佛钵证实了佛理，开悟了罗什的智慧，他决定在疏勒停留一年。

这年冬天，罗什诵读《阿毗昙心论》。三藏中的毗昙部，谓一切有部，属于小乘经论，以为世间诸法皆实有。罗什七岁出家，一开始就学小乘毗昙部经典。

《阿毗昙心论》是毗昙部中的重要著作，为尊者法胜造。这部经典有十品：界品一、行品二、业品三、使品四、贤圣品五、智品六、定品七、契品八、杂品九、论品十。界品有偈云：“若知诸法相，正觉开慧眼。”意思说，理解世间一切法相，须正觉和慧眼。智品有偈云：“智慧性能了，明观一切有。”意思是心智才能观察、理解世间诸法常有。总之，《阿毗昙心论》的十品，归根结蒂是“显法相以明本”，即一切法实有与心为本二者之间的关系——诸法实有诸法心造。

……

P47－49

学术的真实性文学的可读性

近十几年来，国学热在神州大地兴起，民族文化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就最重要的社会教化体系而言，自汉魏以降，华夏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所谓国学、传统文化，其主要内容，可以说即是儒释道三家之学。三家之中，儒、道二家，乃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释（佛）家，则是外来的印度文化。儒释道三家多元共轭的结构，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封闭单一，自古以来便有接纳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

自后汉以来，佛教应请来到东土，经过约三百年的缓慢传播，至东晋，达到兴盛。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五胡乱华”，战乱频仍，民生涂炭，社会苦难极其深重，人们强烈的宗教需求及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佛教弘传的大好时机。于是有佛图澄、鸠摩罗什、觉贤等西域、印度高僧先后来华传教，法显等汉僧远赴西天求法，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推向高潮。

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者，当数鸠摩罗什大师。他本是印度人和西域人混血所生的天才，其先祖为印度婆罗门种姓，世袭国相，父鸠摩罗炎虔信佛教，将嗣相位时辞避出家为比丘，他不畏艰险翻越葱岭，来到西域，被当时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佛教国家龟兹（今新疆南疆库车一带）礼聘为国师，国王强迫嫁以王妹，乃生罗什，聪颖异常，七岁随母出家，开始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九岁至十二岁随母赴□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留学，从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学法，得以通达五明诸论和各种方术，阴阳历算，莫不穷究。又从莎车名僧须利耶苏摩参学，从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博通大小乘三藏的大法师，十几岁即升座讲经说法，辩才无碍，声名大著，远及长安。罗什奉母亲嘱托，志在赴中原弘法，中原僧俗也渴望这位西域高僧降临，奏请秦主苻坚迎请鸠摩罗什。苻坚乃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远征龟兹，嘱他攻破龟兹后速将鸠摩罗什送往长安。但吕光破龟兹后，苻坚伐东晋兵败身亡，吕光乃据凉州（今甘肃武威）自立为王，胁迫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后秦主姚兴派兵灭凉，才将期盼已久的鸠摩罗什迎请至长安。

在长安的十二年中，在虔信佛教、颇通佛法的国主姚兴护持下，鸠摩罗什终于实现了他弘法东土的大愿，译经讲学，培育僧才，功绩卓著。他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经典。这是罗什在华主要从事的工作。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逍遥园西明阁组建起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译场，在罗什主持下，翻译出大量佛典，总数达三十五部，近三百卷，重要者有《摩诃般若经》（“大品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十诵律》等。罗什的翻译，极其严谨，再三锤炼，一改以往朴拙的直译及以华语“格义”因而多少失真的作法，力求既不失原意而又保存梵文原本的语趣，所谓“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信、达、雅兼备，读起来有华语与外来语文调和之美，如本书中所评价：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鸠摩罗什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

志着佛经翻译的完全成熟，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境界，后人难以为

继。罗什的译作通俗、简洁、流畅，具有吟唱韵味和文学美感，达到

了翻译文学的顶峰。

罗什所译佛经，多为后世传诵，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汉传佛教界日常念诵的《金刚经》、《阿弥陀经》二经，及《维摩经》、《法华经》等，皆为罗什译本。前二经后来虽然被唐玄奘法师重译，但读诵者很少。罗什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地位，对中国散文影响巨大。

第二，培养僧才。罗什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天下归仰，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他译经时常随即敷讲，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也便成了他的弟子，杰出者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其中、竺道生、僧肇、道融、慧观、慧严、僧睿、昙影、道恒等，皆称人室，慧解超群，声名昭著，为自佛教人华以来佛学水平最高的义学高僧。僧肇的《肇论》四篇，辞意俱美，被公认为华僧论著中之“无上精品”，在中国佛学史和哲学史上有极高地位。竺道生则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千古佳话，在经典未到之前便有了符合经典的悟解。

第三，系统、准确地传输了大乘般若、中观学。在罗什以前，佛教在中土虽然传播了三百年，但由于传译失真、典籍未备及思维方法之不同等原因，中土佛教界对佛教义理特别是般若、中观学“空”义的把握，并不是完全准确，往往用本土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去理解佛学。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对般若原义的理解多数未及要害，“偏而不即”。罗什东来，通过重译《大品》、《金刚》、《小品》等般若经，新译龙树、提婆诸论，并通过讲解答问，将印度般若、中观学的本义准确全面地传人中土，使中土佛教义学水平大大提高，进人一个新阶段，以后三论宗、天台宗的成立，可以说由罗什奠定了基础，是罗什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罗什的贡献不仅在传播印度佛学真髓，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佛学水平，而且在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丰富、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罗什引进的般若中观学，当时即予魏晋玄学以极大的刺激，后来又通过禅宗，施其影响于宋明儒学及宋元道教，渗透于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传统文化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鸠摩罗什不仅对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建设贡献巨大，而且是位人格高尚、智慧渊深、经历极具传奇性、有文学天才的高僧，传纪称他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甚具人格魅力，可敬可佩。虽为德高望重的高僧、佛教领袖，却又有血有肉有情，被迫两次破不淫戒；虽然戒行有缺，却又智慧超人，多次显现前知等神异。他的事迹，彪炳千古，流芳百世。今天我们读诵《金刚经》、《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经典时，不能不感念这位译经大师，想象他深目高鼻、智慧仁厚的慈容，他永远活在他所翻译的经典中。

这本《鸠摩罗什传》，以可靠史传为据写成，忠实地描述了鸠摩罗什一生的经历，既具有学术的真实性，又具有传纪文学的可读性，给佛教圈内外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触摸鸠摩罗什这位文化名人、伟大高僧的方便，对弘扬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意义，故乐为之序。

陈兵

2013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写完《鸠摩罗什传》，搁笔沉思：我为什么对高僧如此感兴趣？十年前，写庐山高僧慧远；十年后，又倾心于西域来华的鸠摩罗什？

不仅止于此，我还钟情于名士和美人。比如陶潜，自唐宋之后，被视为魏晋时期超级名士；近代以来，更被誉为魏晋风度最杰出的代表。我至今仍在读陶诗，并深深仰慕渊明之为人，趣味不曾少减。又喜读“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目转神移江左名士的言行举止，风度神韵，以至杜门十年校释这部书。高僧名士之外，又遐想历史上的名妓，如何与名士情绵绵、意切切，在漫天风月中咏诗、作画、唱曲，催生出无数文学艺术之花。

我的兴趣，很能证明我不合时宜。不去谈论文艺明星、社会名流、政界新星、仕途秘诀、股票期货、香车豪宅，一概“觑得如无物”，反而钟情那些“冢中枯骨”：复活其形象，体验其情感，触摸其心灵。这究竟为什么？固然，学者有言：“距离产生美。”然而，假若远处是虚空，无有美之人与物，则终究恍兮惚兮，不见并无法复原出美。近看当今之世，何处有名士如嵇康、陶渊明？有高僧如慧远、鸠摩罗什？有美人如马湘兰、柳如是？既然当世难觅，何不尚友千载！我常想像自己早生四百年，或许也会如明人高启所唱：“岂惟名士集，亦有名僧俱。”如曹学俭所吟：“座中只少如花妓，剩有名僧过虎溪。”经筵之旁，悟空有玄义；簾儿底下，听浅斟低唱；田间溪边，吟新苗野花……当然，我已作过声明，我不是名士，不过是对名士的趣味与审美有兴趣。我喜名士、高僧、美人，实在是喜欢诗歌、艺术、学问、哲思、情韵、雅趣和美。

我喜欢鸠摩罗什，出于更为正大甚至崇高的原因。此人是高僧中的高僧，千年不遇；是天才的思想者，妙悟难及；是坚定的弘法者，舍己利他；是伟大的忍辱者，度一切苦厄。为了实现心中的崇高目标，即便身当刀锯炉镬之苦也无怨无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磨难，不能击倒他，似海涛轰击岸边的礁石，礁石依然挺立一样。我是感佩鸠摩罗什不顾自身，勇敢担当文化重担的精神，并以为这种精神，实在有助于遏制当世中国知识者全面退化的趋势，希望重振“士志于道”的精神品格，所以才念念不忘这位中古时期的高僧，决定写他的传记。

去年三四月问，传记的初稿已成。这时，看到了北方有家出版社计划创作百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消息，发现他们所列历史文化名人中竟无鸠摩罗什，亦无玄奘、慧能等历史上一流的高僧，颇感意外。鸠摩罗什、玄奘等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对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贡献与影响，无与伦比。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色彩瑰丽的传奇，空前而绝后。何以不入文化名人之列？此家出版社开出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单，据说是经“学者专家”审定的。不列鸠摩罗什、玄奘等高僧，或许出于学术之外别的考虑。汲深非短绠所测，非我等浅识所知。

然而，鄙人亦忝冒“学者专家”，却认为：鸠摩罗什是古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结晶，是两种异质文化共同塑造了旷世高僧。论佛经翻译、佛学造诣所产生的巨大深远的影响，鸠摩罗什是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文化巨匠，具有世界意义。而且，他的历经磨难的传奇人生，如璀璨的珍宝，从各个角度观察、欣赏，都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迷人。换言之，鸠摩罗什既有研究价值，亦具欣赏价值。

当代关于鸠摩罗什的传记已有数种，有的叙述简略，有的类似小说。前者失落了历史的许多细节，不用心刻画传主人生经历的波澜起伏，心路历程的复杂迷人，置生死于度外的弘法精神，结果成了粗浅的平面画像。后者忽略人物生存的深广的历史人文背景，热衷于虚构人物和情节，近于“戏说”。两者都不能深刻揭示佛教征服中国的无比艰难的进程，以及鸠摩罗什独特的人生魅力和深刻的文化意义。

有鉴于此，我考虑所写的这部传记应该有另外一种形态，即历史的文学化、文学的历史化。具体说来，一是不离历史真实，人物、地点、重大事件，皆有根有据；二是以文学语言叙述历史，描写人物，在忠实历史的原则下，展开合理的虚构与想像；三是再现中古时期佛教东传的艰难而辉煌的壮阔画面；四是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诸如龟兹、厨宾、凉州、长安等地的历史风貌；五是不用网路语言，不阿世从俗。以上所言，其实是我关于历史人物传记创作的理念，《鸠摩罗什传》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我不敢说这部传记已完美达到以上境界，能够自信的是，书中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背后，绝大多数有历史材料作支撑。

写作过程中，得到年轻朋友哈磊的帮助。哈磊君是哲学博士，熟悉佛典。我向他请教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有关佛理的难解之处，身在四川的他特地写邮件，为我详细解释。至于这部传记得以出版，则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我非常明白，在现今许多出版社陷于经济效益的困境，以至不问书稿好歹，先问有无资金补贴出版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接受一部书稿的。

完成了《鸠摩罗什传》，我还有个愿望：在有生之年走完曾走过但未走完的丝绸之路。翻越峻极于天的葱岭恐怕不可能了，但可以感受玉门关外的苍茫，俯看废墟之下的交河，听着大漠中传来的驼铃，寻找龟兹雀离大寺的遗址，触摸千年前延城的颓圯城墙，在于阗河里捡一块石头，然后在疏勒河边遐想当年西去东来的大德高僧衣襟上的尘土、坚毅的目光……西域，多么神奇的土地啊！沙漠之下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戈壁滩上、胡杨林中，又有多少灵感等待我去拾取？

写作《鸠摩罗什传》的过程，既是涉猎佛学，也是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我总是把读写古贤当作人生的修炼。鸠摩罗什忍辱负重，在苦境中始终不忘道义的担当，为钟爱的事业贡献全部智慧的精神品格，我相信会激励我的余生。我觉得历史上的一流人物，都是一片特别诱人的风景。应该走近风景，触摸风景，融人其中，你就必然有感动有收获。

这本书的写作比较顺利和愉快。只是在涉及《中论》、《十二门论》、《金刚经》等罗什的一些著名的译作时，面对极其抽象的佛理，印度人繁复、冗长的论证方式，读得确实有点头痛。但一旦理解龙树中观学说的主要观点后，就有一种愉悦感。我的一位朋友说，读一部佛经须读八年，而且会越读越有兴味。我相信他的话。比如我读《金刚经》，就颇有趣味。不过，《金刚经》篇幅短，若《大智度论》、《十诵律》等规模宏大的佛典，要读通读懂，或许真的要耗时八年呢。

可惜，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用来读佛经。以前写慧远，现在写鸠摩罗什，我总是实用主义，理解佛理的大旨即止，舍不得花时间深入理窟，探寻幽渺。对佛理有研究的读者，或者是细心的读者，是会发现我在这方面的粗疏和浅尝辄止。

长期做学术研究工作，严谨甚至刻板。写作《鸠摩罗什传》，则体验到别一种思维和文字的乐趣。这种乐趣在我早年学习写诗写小说时常有，以后消失了许多许多年。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总难以忘怀。这次“技痒”，失而复得。这令我感到愉快。但自知“技疏”，是否真正做到了“历史的文学化”，殊无自信。我真诚期待读者对这部传记提出批评。

虽然来日苦短，但我还会读一点佛经。因为前人的阅读经验说，晚年宜读佛经。不过我读佛经，多半是为了写作，而不是穷理，更不是祈福得果报。至于上面所说的愿望是否能实现，那要靠机缘。机缘等不来，它是不期而遇的。将未来付之于机缘，不急不躁，我想那是最好的状态。

龚斌

二0一三年四月改定于沪上守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