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想的制度？宋鲁郑在这本《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中，将中国崛起的原因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这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国按照其模式演变，采取一边倒的积极支持立场。冷战结束，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一样从西方进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创新。为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之声不绝于耳，并且百般阻挠。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加速崛起，成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恰在此时，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西方面临着两方面压力：中国模式的产生及对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当性下降。东西方关系再次处于微妙的波动甚至紧张之中。这从西方媒体对中国日益突出的负面描绘中可见一斑。

宋鲁郑在这本《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中，将中国崛起，归功于对内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也不否认，中国是当今世界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这是不可小视的挑战。制度优劣因不同的环境而异。西方走在了现代文明的前列，有制度因素；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也在创造新的辉煌，我们应当对中国当下的制度模式充满信心。

自序

第一篇 中国为什么能赢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中国模式终结西方民主一元化时代

 民主困境与中国模式开创第三条道路

 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一枝独秀

 中国何以不会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

 转型期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稳定

 中国崛起何以如此不同凡响

 印度凭什么赶上中国

 明治维新误读与中国曲折复兴

 中国何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在法国体味中国崛起

 中国模式创造人类史上最大奇迹

第二篇 西方民主的真相

 西方对华出牌何以总是适得其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西方民主的失败

 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中国为什么要反对西方的新闻自由

 西方还是原来的民主吗

 英国“窃听门”挑战普世价值

 美国的“民主”保卫战

 柏林墙倒塌与西方民主困境

 德国大选背后的西方民主政治

 西方民主何以是鸦片

 美国为什么反对中东民主化

 从西方宗教看西方民主

 法国民主为何保护不了华人

 《新闻周刊》收购战：美国为何不卖给中国

第三篇 西方民主的陷阱

 西式民主能够化解中国的困局吗

 发展中国家能跳出“民主陷阱”吗

 利比亚为什么避不开“民主魔咒”

 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从比利时危机看中国民主化的挑战

 为什么不要用西方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

 中国能渡过转型高危期吗

 西方民主何以走向不归路

 巴西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的启示

 何以越民主，越腐败

第四篇 中西方对比与差异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东西方模式谁主沉浮

 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西方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制度危机

 什么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是美国的救星还是灾星

 从“神舟九号”透视当今世界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数位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力求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并给他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

至于法国，类似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宪法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全民公投“拒绝”。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从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方式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

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时，仍然于事无补。

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当前的劳保法规定，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因此老板大多不愿也不敢轻易雇人。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赋予雇主一些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发起了长期的大规模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作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可选民只会看自己，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美国宁可通用公司破产，鱼死网破，也不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渡难关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知上。但这套制度在遏制执政者的“人性恶”的时候，却忽视了民众的“人性恶”，表现在当下就是大众贪欲。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为了胜选只能迎合民众。所以虽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全球人均的8倍，美国百姓习惯于借钱超前消费，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这也是西方福利制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沉重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高福利必然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费与低效率，这反过来又危及民主的存续。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民主选举，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只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

之前倒闭的美能源巨擘安然公司，是小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位参议员和187位众议员曾收受过安然公司的政治资助，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得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这也是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马多夫为什么能够在美国行骗多年、撑起一个500亿美元的骗局。甚至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力便可以迅速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妄图掩盖真相，但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被彻底粉碎。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清朝、民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可以说制度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复兴”(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P6-8

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演变，便采取了一边倒的积极支持立场。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从西方进行制度移植，而是继续走向制度创新。

为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之声不绝于耳，并在行动上百般阻挠。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成功地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同时抓住西方反恐的历史机遇，加速崛起，成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成为世界显学。

恰在此时，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西方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中国模式的产生及其对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和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当性下降。东西方关系再次处于微妙的波动甚至紧张之中。这从西方媒体对中国日益突出的负面描绘中可见一斑。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才能够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并同时抓住了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改革和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不堪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世界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地运转，不仅要具有灵活性，还要具有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虽然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必然走向僵化。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不过，当西方创造的鼓励物质享受的现代化模式，无法解决其带来的众多严重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威胁和传统文明消失等)时，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等理念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解决方案。所以，面对中国再度崛起，我们自豪，但是更要清醒。

制度的优劣因不同的社会环境而相异。西方走在了现代文明的前列，有其制度因素。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现在我们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制度充满信心。

对于中国崛起，海外华人的感受最为直接和强烈，对西方的不公正评价更是如鲠在喉，于是不平则鸣就成了他们的选择。由于他们对东西方均十分了解，从比较和发展的角度落笔，犹如庖丁解牛，切中要害。我在法国生活多年，投笔于此，也算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东西方对比，在不同的国情和环境下，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很多方面占有优势，请走进此书，一窥究竟吧！

宋鲁郑

2012年9月于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