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期，戏剧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也席卷了北部非洲。我那时只有十岁。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和弟弟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①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客厅里，一些装甜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上用银质细链拴着小搪瓷牌，上面写着品名：伊扎拉、谢里、居拉索。花园前的院子中央，忍冬蔓生到石井栏旁。在客厅的一扇窗户旁，电话机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
一道铁栅栏护卫着稍稍缩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后的房屋正面。一天，人们为这道栅栏抹上铅丹，之后重又涂上油漆。这种扎根在我记忆里的橘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多尔代恩医生街看起来颇为乡土，尤其在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女修院，然后是一座人们去那里买牛奶的农场，再远一点，是城堡。沿街而行，右边的人行道上，你会路过邮局；路的左面，邮局的对面，你可以看到一道栅栏后的花匠的暖房，那位花匠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同桌。稍微再远一点，在和邮局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是梧桐树丛遮掩的贞德学校的围墙。
在这座房屋的对面，是一条呈缓坡的林荫大道。它的右侧是基督教堂和一片小树林，在这片树林的矮树丛中，我们曾经找到一个德国士兵的钢盔；在这条大道的左侧，是一座长条形的白色住宅，正面还带有三角楣，旁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棵垂柳。再往前，隔着这片花园与住宅相望的是罗班·代·布瓦旅店。
斜坡尽头，与它垂直的是条大路。往右是车站广场，这片广场始终很冷落，我们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可以到达公园。在左边的入行道上，有一座骑楼，底层依次排列着报亭、电影院和药房。前药剂师的儿子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天夜里，他的父亲在平台上拴上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人们似乎都在夏天上吊。在别的季节，他们喜欢溺死在江河里。这是镇长告诉报贩子的话。
然后，是一块空地，每逢星期五人们都到那儿赶集。有时候流动马戏团的帐篷和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也支在这块空地上。
接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是镇政府和平交道。过了平交道口，你就到了镇上的大马路，大马路通往教堂广场和死难者纪念碑。我和弟弟曾经当过这座教堂合唱队的儿童队员，参加过一次圣诞弥撒。
在我们俩住的这座房子里只有几位妇女。
小埃莱娜约莫有四十岁，棕色头发，前额宽大，长着高颧颊。她的身材非常矮小，使我们觉得她很亲近。由于一次工伤，她走路时有点瘸。她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又当过杂技演员，因此，她在我们中间很有威望。我和弟弟一天下午在梅德拉诺发现的那家马戏团是一个我们想加入的世界。她对我们说过她已经很久没操旧业了，她给我们看过一本相册，相册上贴着她身穿马戏演员和杂技演员服装的照片，还有杂耍歌舞剧场的一些节目单，上面登着她的名字：埃莱娜．托克。我经常问她借这本相册，我可以睡觉前躺在床上翻翻。
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三个人组成一个奇特的小圈子。阿妮的金黄色头发剪得很短，鼻子笔挺，面孔清秀娇嫩，双眼炯炯有神。但是她举止中的粗鲁与她的清秀面目形成对照，这或许是因为那件栗色旧皮茄克——一件男式茄克——她白天把它套在身上，下身穿着黑色的窄简裤。晚上，她经常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根宽大的黑带子，我喜欢她这样的装束。
阿妮的母亲和她长得不一样。她们真的是母女吗?阿妮叫她玛蒂尔德。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一副线条生硬的面孔。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她让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衰老了，其实她并不老：阿妮那时二十六岁，她的母亲五十岁左右。我记得她别在短上衣上的浮雕宝石。她说话有南方口音，后来我发现在尼姆长大的人也有这种口音。阿妮没有这种口音，她像我和弟弟一样带着巴黎口音。
玛蒂尔德每次对我说话时都叫我“幸运的傻瓜”。一天早晨我走出房间去吃早饭，她像平时一样对我说：
“你好，幸运的傻瓜。”
我对她说：
“你好，夫人。”
在过去许多年之后，我仿佛依然能听见她带着尼姆口音用她生硬的嗓音回答我说：
“夫人?……你可以叫我玛蒂尔德，幸运的傻瓜……”
小埃莱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大概是一位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P1-7
第一次读《缓刑》我还二十不到。那次阅读经历恰巧——差不多吧——和我与莫迪亚诺的作品结缘的时间重合。我不知道先读了哪本。可能是《蜜月》、《消失了的街区》、《废墟中的鲜花》，抑或《环城大道》。我不知道。但记得是其中一本。我记得，某个早晨在于维西①火车站的桦榭书店里，我哥随手买了一本口袋书，他当时在巴黎攻读法律，他本想在去学校的路上读的那本书落在了家里。我记得，他闯入我的卧室，卧室淡黄色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此刻旧事重提，倒觉得这张海报“出人意料”地颇似莫迪亚诺的风格：神秘的外墙，树莓纵横，常春藤蔓延，这是一栋人们想象当中的巴黎别墅，亮着灯的窗户、高高的栅栏门、影影绰绰的花园、模糊的剪影、痕迹、令人浮想联翩的生活片段，这个画面活脱脱就是从《缓刑》里面出来的，不过别墅的位置不太像是独属于作者的那个隐秘的巴黎，倒更像是远郊，“那时候那里还没成为远郊”，是一个个宁静富庶的小镇，消失在田野间，我看到过这样的风景，在一次去埃松省参加钢琴考试的路上。我记得，他把书给我，对我说：“喏，你应该读一读这个，你会喜欢的。”我听了他的话，就此沉溺其中，永永远远，那种奇妙和眩晕随之而来。当然，一切已然在那里：街名、电话簿、重叠的时空、模糊的倩影、销声匿迹、不可告人的过往、和纳粹合作的污点、洛里斯通街的暗影、四处游荡的调查、可疑的访客、孤独、遗弃、行迹存疑打零工的父亲、在巡回演出之间奔波的当演员的母亲、没有户口簿、腼腆和优雅、压抑的恐惧和痛苦、模糊地带和黑洞，最后是这整个神话故事，珍贵独特，用谜样的句子写就，用忧伤轻盈、无与伦比的嗓音念出，但这个故事极为简单，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惊世骇俗、没有绚丽的外在印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跑去图书馆囫囵吞枣读完了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之后，我去圣米歇尔区的折扣书店淘书，连着几个月省下饭钱，我渐渐补全了他的旧作，开始追他的新作：我翘首期盼着，几乎每年一部，此后从未爽约，他的新书没有让我失望过，恰恰相反，每每读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胜一筹，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那层薄纱，我们总以为会在下本书中做到这点，最后却发现还笼罩着另外的层层薄纱，人们急于亲自揭开，却无从知晓这最终是水落石出还是疑云渐浓……阅读莫迪亚诺的那段时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惊奇连连、欢欣雀跃的日子。那时我初到巴黎，上课的地方离布洛涅……诺的书就像一个迷人的露天作业。每本都有双层含义。你尽可以认为，在一部完结的作品的最大续航能力范围中，它已经完结，同时又把它当成一块全新的拼板，属于一幅还没完工的大拼图，一些部分仍然“空着”，另一些部分已初具轮廓，越发精确。精确的部分当然和莫迪亚诺的父亲有关，他是这位作家作品中的大事件，我们在《缓刑》中又捕捉到了他稍纵即逝的存在，透过“洛里斯通街”的往事，听见了泄漏秘密的回音。鲁迪，莫迪亚诺的弟弟，却在整本书中是一个缺失的中心，一个振聋发聩的沉默。在《家谱》第44页上，我们能够读到在他之后的书中再也不会提及的内容：“1957年2月，我没了弟弟。[……]除了我的弟弟鲁迪还有他的死，我想我在此处将要说出的一切和我没有多深的关联。”在《缓刑》中，读到这一行行文字，让人心痛、让人揪心的正是这份回忆，转瞬即逝又无处不在，腼腆、恰当的含糊其词，不甚精确也无评论，小心翼翼，但这份回忆难能可贵，以至于帕托施的弟弟成了最突兀的存在。因此，《缓刑》才更加震撼人心，对比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它并非是一部偏离主题的小品，有一个隐蔽的发动机在驱动它：镌刻在纸页上的，是兄弟间相处的朝朝暮暮，是一段回忆，在提起时还能说上一句：我和弟弟。
《缓刑(精)》由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讲述了：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在花园的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
年少的”我”和弟弟寄居在这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周遭的成人世界充满了谜题：房子为什么没有男主人？阿妮为什么整夜哭泣？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在干什么买卖?科萨德侯爵是否会在半夜回到城堡？”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及至人去楼空，再无踪影？
但”我”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因为警察来了。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的《缓刑(精)》以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描写他所处的环境，以无数细微的迹象来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经历，暗示他的父亲以及他周围的大人的命运。帕托施的母亲是一个杂技演员，常年在外巡回表演，父亲行踪不定。因此，他和弟弟被寄养在了母亲的一个朋友家。这个家庭很奇怪：50来岁的马蒂尔德、马蒂尔德的女儿阿妮，以及阿妮的朋友小埃莱娜。帕托施和弟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梦想着去废弃的城堡探险，在自己的院子里开碰碰车。帕托施用儿童的眼光观察着大人的一举一动，他觉察到那些来家里的客人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阿妮总是开车出去干什么呢？在无尽的猜疑和回忆中，时间流逝。突然有一天，警察封锁了他们家的房子，帕托施才知道原来这伙人一直干着违法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