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是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第一部书稿，林达力求对产生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各种观念、现象做出自己的解析。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中国近一百年中发生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关于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故事，第三部分是美国的故事，最后的部分是几个产生在画布、图像上的事件。

《历史在你我身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中国近一百年中发生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关于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故事，第三部分是美国的故事，最后的部分是几个产生在画布、图像上的事件。虽然文章分别为书评、影评、时评，讲述的故事也因地域、时间、背景而各异，但作者林达的意图仍是清晰的，那就是力求对产生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各种观念、现象做出自己的解析，希望今天的读者从这些故事中汲取前人的智慧和教训，以理性思维和法治精神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代序：我是这样认识三联书店的

巴金和伏尔泰

一百年前的细节

“杀君马者道旁儿”

一段“佳话”

在边城历史中穿行

穿越颠倒岁月的女孩

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相遇三次的朋友

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新闻牵出的历史

我们是不是走出了盲点

菜霍夫和他的电影纪录片

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

读《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殖民者和语言考古

访印度的亚洲学学会

希望有一天，我们只谈常识

印度式拆迁

圣雄甘地和非暴力之父

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

祖母的祷告词

神秘的石阵

怎样打破“官官相护”的规律

“第一千个死刑犯”的前前后后

阿米绪人的智慧

自律与诚信

走向安全之路

从历史中驶来的橘黄色校车

辛普森说——假如我真的干了

“好贼教堂”的故事

“金色克里姆特”的归宿

值得反省的“版画事件”

那个李松松

大师作品背后的“羞涩笑容”

看到一篇关于聂绀弩先生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聂绀弩当年是由于朋友的告密才被送进监狱。被点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们本身也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后来，我又看到这些说法的来源——一位名叫寓真的作者写了一篇关于聂绀弩档案的长文。爆炸性的揭秘都是来自文中公布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显示，聂先生的罪名部分来自朋友的揭发。

关于道德的讨论冲在最前面，因为既然“告”的是“密”，告密者和被告之间应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而告密会有恶果，会带来惩罚。把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送入一个受惩罚状态，是人们按常情常理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历史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的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十四年。档案材料提到是大学生米兰·昆德拉的揭发，却没有留下他的笔迹。而米兰·昆德拉本人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此案至今还是个谜。

另外，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曾经是“政治运动过来人”的学者指出，告密根源是由于几十年严酷的政治运动摧残扭曲着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这样的揭秘会带来许多难以料想的伤害，我们应该停止“揭疮疤”。也有学者认为，告密现象今天还没有绝迹，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让大家知道，告密是坏事，做不得，做了之后，有一天可能会被揭示，会被大家所不齿。那么，到底如何是好呢？  我想，首先要问：为什么会形成社会的告密之风？大家注意到，在某种社会机制下，会出现大量类似的告密。我想，应该探究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所谓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么？我以为这里的关键不是这个社会是否缺失道德教育和警示警告，而是这个社会是否缺失健全的法制。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时常是含混的。这里所说的“告密”，并不是说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亲近的人正当举报；而是指某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却被告发而导致灾祸。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告发，而是“无罪惩罚”。换句话说，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会，哪怕被告发，也不会带来惩罚和灾祸，因为这些言论或行为本来就是“不违法的”。于是告密也就失去意义。

在一个告密流行的社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为会受到等同犯罪的处理。这样，问题突然就简单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简化复杂的告密问题。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真正的刑事犯罪，对正当举报有种种法律规定，以避免诬陷。也尽可能对人之常情予以照顾。例如，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有权不出庭提供对自己亲人不利的证词。可是，哪怕是亲人，你也不能帮助罪犯藏匿罪证、不能协助逃亡，否则就是共谋罪。比如，在美国也有亲属举报犯罪的，最出名的是一个校园炸弹手，专给人寄炸弹邮包，寄了好多个了，高额悬赏好多年也没有破案，最终是他弟弟从他的“宣言”里识破真相，告诉自己的母亲。两人商量下来，决定阻止亲人的犯罪行为，举报并谢绝了奖金。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体谅这对母子的内心煎熬，对他们还是很敬重。至于对犯罪集团布下“线民”，更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严重的刑事罪行。

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对罪行依法处置，鼓励正当举报。而对非罪的言论行为则依法保护。

设想如果处在法治社会中，假如有人去报告说，聂绀弩写了什么文章，警察会说，对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错门了。假如有人报告领导说，聂绀弩批评了某项政府措施，领导会说，大家都在忙着挣钱，难得聂先生还关心国家，批评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话我们给发点奖金。这样，自然就杜绝了我们在讨论的、充满贬义的所谓“告密”。

在我们曾经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中，有层出不穷的“聂绀弩事件”发生，说明社会在那个阶段，“罪与非罪”严重不分。这种不分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无罪公民受到严酷惩罚，一方面是社会假借法律名义伤害无辜者。告密者只是病态制度运作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环。P44-47

代序：我是这样认识三联书店的

林达

1995年年底，我带着“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回国，其实当时连书名都还没有。

书稿内容基于我作为平民在美国的体验，讲述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概念，更强调美国民众为此在不同时代怎样支付不同代价。我还记得，作为一个普通新移民，写作有很放松的一面，同时，在国内的经历又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背景，致使写作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用轻松笔调让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会有如此心情。今天回头去看，这不是“个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我们成长的年代，适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一度完全挤压了个人空间，这类话题也就长期成为禁区。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对自由开放的急切要求还不同步，形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虽然这本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呼唤，而是在介绍个人权利理念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些命题中蕴含的社会两难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社会和民众也被迫在“安全”与“自由”的冲突中不断权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难题。这一点，在今天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期之后，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国社会还在一个门槛上，这样的话题虽不再是绝对禁区，却仍然敏感。对于作者来说，历史甚至现实的负担也都还在。所以，当时的写作心情，其实也在无形中预示寻求出版的困难。

那年回到上海，先把稿子寄给了在北京的朋友郭大平，他把稿子转给他的朋友郑也夫，还记得他说，“也夫的眼睛比较毒”。接下来，郑也夫热心表示愿意帮助推荐出版。于是，1996年年初我带着书稿来到北京。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郑也夫帮助推荐了路数不同的各家出版社，也包括私营书商的先驱者。几乎所有出版社对书稿本身的反应都是正面的，却也都明确表示，因书的主题敏感，不能出。记得有一个总编刚开始看，就立即否定了出版的可能，却不肯马上归还书稿，说是自己喜欢，一定要看完了再还。出现的最大可能，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已经接下稿子，提出出版条件，一是要删改，二是给样书不给稿费。我们都答应了。接下来，编辑小心翼翼做了大量工作，删去他估计可能触电的字句，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内容。返回来的稿子五花六花，看得出编辑的全部苦心和好意。可是，删节稿还是被总编无奈地否决了。期间，周孝正说，我替你向也夫求个序吧。记得是一起吃着小饭铺，孝正开了口，也夫只是回了一句：“我觉着这本书要出事儿。”结果，临出版前应出版社要求，我自己匆匆忙忙补了个序，也因为这句话，当时帮过忙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敢在书中表示感谢。那是后话了。

郭大平、郎可华夫妇，周孝正，郑也夫，梁平，史铁生、陈希米夫妇，都帮了很多忙。当时没有找三联书店，也夫的意见是，这样敏感的稿子怕“显眼”，找个“不惹眼”的出版社，还可能“塞出去”。结果，铜墙铁壁，怎么也塞不出去。我不能无休止地在北京待下去，临走，留下一份稿子给周孝正，托他有机会再给别家试试。然后我就回了上海。临行，郑也夫给了一个朱学勤的地址和电话。说这是他的朋友，可以试试请他帮忙。

说实话我不知道谁是朱学勤。我先打电话约了时间，把郑也夫的名字推在前面。朱学勤家当时还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一个简陋的宿舍楼。为有事相求而敲开一个陌生人的门，本身就是件尴尬事情，好在朱学勤受朋友之托很是热情，不问三七二十一抓起电话就打给上海的一家文学出版社。我急着拦住他，请他先了解一下书稿内容再说。事后他说，当时他估计一定又是一本“闯荡曼哈顿”的故事。我简单介绍之后，朱学勤的脸色才从客气的热情转到真正的兴趣：他看重“形而中”，而这本书稿正是介绍制度层面的东西。书稿在讲些浅显好听的故事，也就面对大众。这种方式其实是跟美国人学来的。这次，朱学勤认真了，要先留下书稿读一读。

几天后，收到朱学勤电话，说是他把稿子推荐给了三联书店。绕了这么一大圈，才提到主题，是想说，三联书店确有它和别家不同、十分特别的地方。朱学勤是认真的，他先给编辑吴彬打了电话，又把稿子直接寄了过去，吴彬对书稿持肯定意见，又转给了总经理董秀玉。总经理还是拍板的关键，为最后落实，朱学勤又直接打电话给董秀玉，催问对书稿究竟如何定夺。朱学勤告诉我说，总经理董秀玉在电话中问他，你对书的判断怎么样？听完朱学勤的介绍和推荐，她马上回答，三联愿意出这本书。我听了想，这种行事风格，好像有点“旧社会”。

我回美后不久，适逢朱学勤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家玩。那是1996年5月，问他三联那里怎么样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我老住宅破破的小房间里，立即给三联编辑吴彬打了个电话。回答是：通过了。朱学勤这才松口气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原来在打电话前，他其实并没有把握，原因是不久前，三联又来了一位新领导，谁也不了解他，谁也不敢保证能通过。现在编辑说：他签字了。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不要宣传。朱学勤加了一句，也是好人啊。

出书前还有一个周折：这本书的第一个书名是《自由与代价》，希望能够一目了然地点出书的内容。

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文学性的，充满了浪漫抒情甚至热血膨胀的激情表达，自由仅仅呈现它感性的一面，如裴多菲笔下生命、爱情的理想续篇。这也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时，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及社会大众诠释自由的基本层面。若要再往前回顾，这条线索可以一直牵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处。而我在这本书里，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可以现实规范的。个人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是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而得以维护的，这些代价同样是具体的。因此，美国的自由是由无数案例作为支撑的，是对个人行为、政府行为的司法界定。而所谓案例，又是触及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鲜活故事。同样的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可能引出对司法规范新的挑战和突破。每当遭遇新的历史条件，而社会可能一时无力支付新的代价时，某些个人权利就难以得到历史上同样程度的维护，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痛苦挣扎的困境。美国正是由于对历史标杆性案例的判定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才使得社会从困境中逐步成熟。没有“代价”的同时引入，仅仅引入浪漫概念的自由是极为脆弱和不完整的。

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书名出现“自由”二字是出版社需要再三斟酌的事情。考虑再三，编辑还是决定不采用《自由与代价》的书名，结果书名就改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后来不少读者反映说书名有点不知所云，这不是有意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书名的“自由”不存，“代价”也只好随之而去。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7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介绍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儿童画作的书，此刻编辑吴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为书起名为《像自由一样美丽》——中国的社会进步真是非常具体。只是，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自由呼吁仍然非常容易流于感性表层，而能够对“自由和代价”作透彻的社会思考、扎扎实实在司法层面落实，还是相当欠缺的一块。前路漫漫，需要努力的道路依然漫长。  通过审批后又等了一年。1997年5月，这本书悄悄地出版。编辑吴彬保持了稿子的原貌，基本没有什么删改。我们后来长久合作，吴彬习惯并不多说什么，然而专业、自有定力，假如提出意见，总在点子上。

大家都看到了，那本书出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个坎儿迈过，大家松了一口气。下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出得非常轻松。出版界在这一言论层次上的困扰也在无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联书店。

这书“要出事儿”，几乎是1996年初所有退回书稿的出版社总编的判断，话说得更悬的都有。这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环境。回头想想，这种紧张形成的心理压力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有话憋着不让说，就憋得血压高，憋出一口高压锅来。到一定程度，就算想开盖也不敢开了。其实，让一个原本紧张的社会逐渐松弛下来，是可能做到的。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共同的智慧和勇气。现在的新一代无法想象我讲述的当年故事，其实也就是刚过了十来年。

迄今为止，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好多本书了，现在这些书放到哪里也都可以出，不会有问题。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在1996年的那个门槛上，三联书店显得如此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