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淳子的笔触，如同法国的葡萄树，干燥的土壤里，根须奋力深入底层，汲取水分，从未停止过对上海历史、上海女性的研究。为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本埠、南浔、杭州、温州、苏州、南京、徽州、合肥、天津、北京、上虞、海宁、香港、温哥华、多伦多、新加坡、巴黎、里昂，不吝钱财和体力，一路寻访追踪。这是淳子的一种读城方式，这也是被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称为“邪气”好的《点点胭脂红》。

由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作序的《点点胭脂红》，脱胎于“上海书系”中《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经过三年多时间，作者淳子对原书内容进行“脱胎换骨”的调整，一是篇目大幅度增删，二是对每篇文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润色，梳理合成了一个内容更为充实的修订本。

作者淳子是上海的一位著名电台主持人，以研究老上海文化和老上海的名女人闻名。多年来，她采访接触了许多与上海有渊源、家喻户晓的女性，包括姚莉、潘迪华等人。所以由她来编写的上海文集更直观、更感性、更具说服力。

《点点胭脂红》承袭淳子特有的叙述模式，展现老上海真实生动的人物与故事。全书设置了三个板块，为“人”、“物”、“事”；每个板块内，文章排列遵循详略得当、张弛有度，使全书结构鲜明清晰，作者读来也更觉缓急有序。在风格上，作者更是以其独特清灵的文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老上海、一批活灵活现的上海女人。注重细节、用词浪漫、善于营造氛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其中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描绘更为精致、见解也尤为独到。

序 邪气好的胭脂(宋以朗)

海上列花

她的美貌注定了她一生的跌宕

1935，阮玲玉

旗袍里的骨感

李鸿章的爱女李菊耦

女贞汤

一对酒靥梨花带雨

后来——你知道，生活

苏州河边，影星和歌星

含香记

美丽与苦难

青衣，一路碎步

在这里，刘若英

她是一支烟，享受着，毁灭着

石库门，旧梦

老房子里，总有点点胭脂红

双妹的味道

拐角风情

绿房子

在邬达克的房子里

玫瑰阳台

美人迟暮，衡山路

月份牌美女谋杀案

弄堂里的季节

一张凳子，一支雪茄

高邮路上，隐名瞒姓的女子

博物馆里的书房

一只斑斓的蝶

青灯青衣入画来

民国总理孙宝琦家的七小姐

乱世情缘

国际饭店旋转门

跋 读城的一种方式

旗袍里的骨感

一张老照片，有轨电车站。

车来了，女子上车，抬腿处，旗袍的下摆微微掀起……

这张照片的视角是男性的——肢体的摆动，女人的腰肢，若隐若现的小腿。

顺着旗袍的开衩往上看，松软的发卷，一颤一颤地绕过耳际，遮掩着面颊，比如阿拉伯女子的面纱。那脸也是瘦的，是旧小说里的那种瓜子脸，按照比例，大约是唐代贵妃杨玉环月盘脸的三分之一。

上海女人在那个时代都是瘦削的。

说到上海女人的瘦，这就又要想起张爱玲，她的那种瘦，好像不曾发育完全，是一个女生的样子。美丽园，胡兰成初次见她，竟不知道怎么办，只觉得天地都不对了。

张爱玲的母亲黄女士，瘦得楚楚可怜。那日从欧洲的船下来，姑姑忍不住道：“那样的瘦，哎……”

那腰身，仿若初春的柳条，一折，会断裂的。

见过张爱玲继母的人，第一印象也是瘦。张爱玲的继母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番，姐姐是盛宣怀家的媳妇。

姐妹两个拍了一张合照。一样的颧骨，一样的嘴唇，一样的腰际，一个巴掌就可以卡住。

中学期间，张爱玲最自卑的，是穿继母的旧袍子。李鸿章家族的后代，怎么就穿起继母的旧衣服来了呢？因为都有盈盈的细腰。

继母过门前，知道张爱玲也是一把骨感的女子，便收拾起自己穿过的旗袍，装了一大箱子，随嫁妆，带了过来。算是示好于张爱玲。

张爱玲委屈。在梦里，因为穿旧衣服，居然哭醒。

那天，站在阳台上看风景，风吹过，父亲一回头，正好看见张爱玲与继母的侧面，道：“你们真像。”说完了，心虚，尴尬地一笑。

张爱玲偏过脸来看，也觉得像，觉得对母亲是一种背叛，赶紧笑笑，走开了。

盛宣怀家的几位小姐也都是瘦，比如一支铅笔，瘦里面有一点子尖刻，一点子哀怜，一折，就碎在那边，再也拼贴不起来了。

法国女人吃不胖，上海女人如斯。晚秋，在张爱玲公寓里的L'Bookcafe做名媛旗袍展。马文是沙龙女主持。每次沙龙活动，她总是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要求女士们务必穿旗袍。

她是黛玉般的身材，宝钗般的圆融，一件薄料子的旗袍穿在那里，曲线分明，是毕加索的炭笔风格。因为她的坚持，她身边的女人都去做了旗袍。她痴迷长跑。国外度假，也当是运动会，天天跑得大汗淋漓。这样，她就一直如高中女生，有抽芽的细嫩、笔直在里面。

那次旗袍展，严仁美女士奉献了宋美龄的居家旗袍。

严仁美是上海总商会会长、通商银行第一任行长严筱舫的女儿，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探望宋美龄，宋美龄送她礼物，旗袍是其中之一。

送旧衣服，算是一个念想。这件旗袍，紫色，暗扣，清清爽爽，不带一点装饰。

宋美龄，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餐，一根西芹，盐水里蘸蘸。一百岁，还口红柳眉旗袍高跟鞋，其身材可以给美国牛仔裤做广告。

席家双胞胎姐妹，父亲席德柄是苏州席家后代，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夫人黄玉珠，天生的美人身段，一件素色旗袍，一张饱满的六角脸，不见一点首饰，却是无敌于天下。

生了七个女儿，也是老天开眼，各个精致美妙。

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更是出水芙蓉，门前追求者无数。

1941年，父母决定送双胞胎姐妹去美国留学。  船未靠岸，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中断，上海的钱，无法到达。姐妹两个去大使馆求救。

大使馆见姐妹两个英语流利，当下给了她们一个工作：教美国大兵华语。

她们伶俐、美丽、娴雅，深得美国军人宠爱。

上海的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联系，以为她们遇难。惶恐担忧中，罹患伤寒症，不治身亡。

战争使席家美女成熟，她们成了坚强乐观的职业女性。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取材自她们。

席与明的旗袍，是她做了少妇时的衣裳，英国料子，极其薄的呢子，黑底，斑斓的花，硕大，灿烂，开满全身。那蜂腰的尺寸，令在场的年轻女模特惊叹不已。

50年代，中国与苏联谈恋爱，上海女子流行列宁装。中性色彩，隆起的垫肩，窄袖，将手臂修饰得更加修长，从胸部开始收腰，到了“S”部位，果断地一刀下去，比如把那里挖去一块，女性的曲线立即乍现。上海女人最会得于无声处露峥嵘，一条丝巾，或者一截蕾丝花边，在领口演绎出一点妩媚。

“文革”中，上海郭家的小姐到北京访问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四合院的厅堂里，康阿姨见郭家小姐太瘦，有心给她补充营养。问：“想吃什么，说，我给你做。”

郭家小姐道：“想吃西餐。”康阿姨听了一惊，道：“这个可不好办。”

康阿姨还是差遣女儿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食材。

约了几个京城里的上海女子。晚宴那天，客人来到康家门前，大冬天的，卸下厚实的大衣，一个个，婀娜的旗袍，玲珑地跨进客厅，笑吟吟一声：“我来啦！”

桌上，味美思葡萄酒，银餐具，水晶杯，蜡烛台。文雅地吃着。

其中一位女子忽然伤感起来。她道：“前些天，在莫斯科餐厅走廊看见张伯驹，手里托了一片面包、一块黄油。很小的一块黄油。大约带回去给潘素。”

P36-41

邪气好的胭脂

宋以朗

淳子很喜欢张爱玲的文字，研究她也有十数载了，所以在这本关于上海女人的书中，到处也可发现祖师奶奶的芳踪。除了专文写她祖母李菊耦、继母孙用番，以及她跟胡兰成的情史外，穿插全书的张爱玲名句和轶事也令人目不暇给，例如写李香兰，就自然提及张爱玲在一九四三年游园会中与她的经典合影；写刘若英，也忍不住批评她在电视剧《她从海上来》里头的演绎；而在《旗袍里的骨感》中，淳子征引的明明是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但末了依然是这样说：“白先勇写出了上海某类女子的样子，还写出了上海女子的个性，除了嗲，最要紧的是分寸。”最后一句，不禁又令人想起张爱玲的名言：“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

这些联想都很顺理成章。但令我惊奇的是，淳子不但可以由香港机场快线的“青衣站”站名巧妙地引出张国荣，再由二零零三年“哥哥”的一跃而逝，意识流地追溯至一九九五年张爱玲悄然过世的房子；她更可以通过上海国际饭店的一扇旋转门，既转出英茵、平祖仁的一段“风声”传奇，同时又轻盈地联系起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的最后约会。可见淳子对那群上海女子的描绘，不是死板的历史纪录，也不是浅薄的八卦杂烩，而是笔端带着感情、现实交错幻想的艺术造像。贯穿一书的张爱玲，似乎没为淳子带来西方文评家所谓的“影响焦虑”，反而更像位缪斯女神，私密地向作者吁一口灵气。

淳子写上海女人，为什么要邀我作序呢？大概不会因为我是上海出生的男人吧。我虽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却可惜没继承到她的文学天分，所以写这个序不免捉襟见肘，只能举几个实例显示一下“张爱玲”出现的频密程度，聊以塞责——当然，这也是我老本行统计学的职业病。顺带一提，淳子写李丽华，还可补充一件轶事：张爱玲在美国也见过李丽华，当时情况记录于她给我父母的来信：“那次见李丽华的事我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后来在纽约见面，还看见她午睡半裸来开门。”

关于上海或上海女人，我只能承认自己所知有限。我，一九四九年四月生于上海，三星期后，举家便迁居香港，此后我便几乎没再涉足那里。平生认识的几个上海女人，大多是亲属或我家的朋友。我去年编的《张爱玲私语录》，主题围绕张爱玲和我父母间的友谊；淳子读后，本打算把我母亲邝文美也写进书中，一动笔却发觉毫无头绪。她找我写序，也许是希望我能说说自己的母亲。但以如此有限的篇幅，恐怕也无法概括出她的故事——这也是《张爱玲私语录》中我很少附加编者按语的原因，我情愿让张爱玲和我父母亲口讲他们自己的事。

若要勉强说上几句，大致是这样的。家母出生上海，祖籍台山，成长于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接受中西式教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上海)。这成长背景培养出她处处为人着想的性格，因此终其一生，所有心力都奉献给双亲、丈夫、儿女和亲友。之前有很多年，她在张爱玲心中的重要地位都不为人知。后来我回港读了她们的旧信，深受家母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打动，所以才出版《张爱玲私语录》，藉以向双亲致敬。夏志清和庄信正都跟我说过，那部书揭示的真正秘密，其实就是我的母亲。

我不清楚家母能否代表上海女人，且重点也似乎不是要描绘什么典型上海女人，因为世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典型。真正存在的，就只有令人啧啧称奇的一系列上海女子，每一个都如此坚强、动人、独特。淳子的书，正是要把她们间的故事娓娓道来。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我很感兴趣的上海话。小时候鹦鹉学舌讲什么“邪气好”，一直不明白怎样写，后来翻看吴语字典才恍然大悟。但我始终搞不清，何以像家母或张爱玲那么顾体面的女人也满口“邪气”？这岂非很“邪”，很“不正经”吗？直到几年前我读到夏志清教授的访问，他当时不断提醒记者：“你又说‘老好’了，你们这样说不对。我们都说，邪气好！‘邪气’这样的词多形象！”我终于才放下心头大石。

淳子此书，自然也是“邪气”好！

读城的一种方式

最怕写上海，更怕写上海女性，千枝万朵，桃花、梨花、梅花、樱花和牡丹，年年岁岁，花开不败，不知如何是好。

法政大学女生郑苹如，清雅婉丽，被《良友》画报星探看重，做了封面女郎。为了刺杀汉奸丁默村，郑苹如甘愿做诱饵。1939年圣诞前夕，暗杀地点选在南京西路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进得店堂，郑苹如拿起一件高级皮草在镜子前做戏。丁默村透过镜子，发现窗外有可疑的人影，没有片刻迟疑，扔下一叠钱道：“你自己挑吧！”便子弹一般冲出门外，坐上专车，绝尘而去。郑苹如暴露，被押往沪西的刑场。那天，郑苹如穿一件红色羊绒大衣。

天很冷，刽子手带着皮手套。郑苹如的双颊冻出了两块红晕。她用上海话对刽子手说：“帮帮忙，打得准一点，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1942年1月20日，早报上，社会新闻头条特大号标题：“影剧双栖红星英茵，服毒自杀”赫然在目。英茵在国际饭店吞服了高梁酒加生鸦片，由老闸捕房转送宝隆医院急救，指甲变成紫黑色。

不久，英茵终于如她遗书所愿，“总休息”了。

但“因为”什么，如此决绝地杀了年轻美丽的自己呢？

她的朋友、影迷都要去探索这个谜。

于是英茵为抗日经济特派员平祖仁殉情、而平祖仁殉国的故事，便在潮水般涌向万国殡仪馆的人群中传播开来。

英茵独自一人成功导演了这一幕悲壮的生命正剧。

2月24日，英茵下葬日。

新华电影公司拍摄了纪录片。

28日，遗作《肉》在大上海电影院播映，日夜三场，并加映治丧新闻纪录片。

一直冒着危险在上海收集、保护文物的郑振铎先生以这样一段话作为《记平祖仁与英茵》的结尾：

“这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我却只是这样潦草的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渲染和描写的工作是有待于将来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的。故事太真实了，时间太接近了，人物太熟悉了，有时反不易有想象的描绘。”

如此上海，它成全了许多女人。且撇下阮玲玉、胡蝶、周璇、李香兰、陈云裳，且按下丁玲、萧红、陆小曼、庐隐不表，单单就是一位张爱玲便足以绚烂。黄昏的弄堂，黯淡的老宅，奢华的公寓，没有底线的人性，华洋杂处，新旧并存，张爱玲找到自己的席位，编织出一则又一则华丽而荒凉的都会传奇。当她的遗作在宋以朗先生的主持下出版后，更是一颗炸弹，击中文坛。

2007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朱志凌先生的策划、推动下，出版了《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书名很长，表达出的是意犹未尽。题旨是，海派文化语境里，都会女子的命运。旅欧女画家海上鹭鸶的油画，为该书点石成金，一版再版。虽是蜻蜒点水，亦有小小涟漪。

这些年来，笔者的笔触，如同法国的葡萄树，干燥的土壤里，根须奋力深人底层，汲取水分，从未停止过对上海历史、上海女性的研究。为了真实可靠的信息，本埠、南浔、杭州、温州、苏州、南京、徽州、合肥、天津、北京、上虞、海宁、香港、温哥华、多伦多、新加坡、巴黎、里昂，不吝钱财和体力，一路寻访追踪。

这也是一种读城的方式。

吴嫣，花名玲花老九，先是青楼，后从良，与孟小冬、潘素结为金兰，热衷余派，在张伯驹的关系下，得到过真传。临近解放，在上海地下党潘汉年的感召下，成为策反上层人物的外交官，原周佛海秘书、复兴银行行长孙曜东，就是在她的耳边被策反的。那天，在家族史专家宋路霞女士的帮助下，拿到了吴嫣的戏装照片和余派录音带。在袁世凯孙媳妇家得到了孟小冬的照片。那是天津，袁世凯家的院子里，一棵老树下，碎碎的阳光，孟小冬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干干净净，不施一点粉黛……

实业巨子盛宣怀侄女家，访问到了张爱玲继母、民国总理孙宝琦七小姐的第一手资料和照片。

香港铜锣湾牛排店，银嗓子姚莉轻抹红唇，哼唱起《苏州河边》，眉梢里，还是十六七岁，在电台初遇周璇和严华的样子。

春日惴惴的一个午间，终于等到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应允，得以进入张爱玲曾经的卧房。人事变迁，卧室已经改成洗手问。张爱玲住在这里写剧本，自然是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介绍，真心希望张爱玲多赚稿费，生活的好一点。那时候，宋以朗是一个刚刚进入叛逆期的孩子，在父母的要求下，让出卧室，给一个陌生的阿姨，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心里很是不情愿。不过懂道理，还是顺从了。父母过世，他承袭了父母做了四十多年的一项事业——为张爱玲阿姨打理著作事宜。  厨房很大，天花板在漏雨。宋以朗先生性格与张爱玲相像，不晓得如何与人交道，只拿一个水桶接着，听之任之。

坐在宋以朗先生的客厅里，两面墙的书柜，按部就班，系统清晰，张爱玲的书信、手稿、资料被一一归档。宋以朗先生是一架内存超大的电脑，并且具有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每一个有关张爱玲的问题，他都能给出翔实的回答，或者准确的资料。他是家里的骄傲，读书总是第一名，1970年高考，打破澳大利亚的历史记录，登上报纸头版。父亲宋淇一高兴，十二年的宿疾豁然而愈。

一直坐到黄昏，话题和话题之间，倾听山鸟的歌唱。1955年12月18日，张爱玲从美国给邝文美的写信道：“这里常常有鸽子撞到窗子上来，我想起你那里啄窗的鸟。”

宋以朗送给了一套张爱玲的全集，笔者趁势开口，求到了《小团圆》手稿的复印全本，还有邝文美的签名照。抱着14公斤的书下得山来，落红点撒车道，心中自是：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的岁月悲情。

回望宋家的阳台，念念向善，念念向生。

又一日，图书馆，借出张佩纶的日记《涧于集》。

拂去面子上细细的灰尘，一页一页读去。

几次读到，在张佩纶娶了李菊耦后，岳父李鸿章多次送家乡土产干货，多次赏赐只有功臣才配使用的紫色马缰绳。做女婿的被岳父宠爱，也是沾沾自喜，收到礼物，吩咐下人备了酒菜，与夫人李菊耦就着烛光，就着月色，就着清风，在酒杯里寻找诗句。

日记中也有李菊耦的唱和。据说，是经人润色了的。

她是孤独的，她的身边，除了仆人，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儿了，哪里比得上《红楼梦》里那一群姐妹。她在上海老公馆里，直把“过日子”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些处在新旧交互中的都会女子，在波涛汹涌的变故中，红唇不变，发丝不乱，勇敢地把控自己的命运，成为上海旗袍上的一道滚边，为都市生态历史留下了一抹生动的颜色。

二十多年来，我不停歇地书写着她们，因为和她们亲。

编辑朱志凌知道笔者是一个粗心的人，便随时将其散落在各处的文字集拢来，敦促笔者把素材变成文章。这样，三年五载的，又积攒下了十多万文字，与前次的《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梳理合成了一个内容更为充实的修订本——《点点胭脂红》。  王安忆在长篇小说《长恨歌》中道：“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来就叫人心痛。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

如此上海，如此上海女性，才放下，又想起，总也完不了。

淳子

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