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共同上演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国学殿堂》丛书除对儒家、道家及孔孟、老庄有专册论述外，编选了国学大师对于“诸子百家”中其余重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专门论述。通过这些经典诠释，可以使读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国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而鼎盛于20年代，经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探寻与反思热潮于今再次勃兴，代表了民族复兴历程中对传统和民族文化根源的正视与珍视，也是在世界多元文化潮流中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定位。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国学，正确认识诸如国学的确切涵义、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国学对现实的意义、国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国学研究的方法等基本问题，编者选编了这套《国学殿堂》丛书，本丛书收录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冯友兰、傅斯年、钱穆等数十位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国学入门、国学典籍、国学方法及国学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精辟论文数百篇，按照主题分册出版。第一批出版的书目有：《国学大师说国学》、《国学大师说儒学》、《国学大师说孔孟》、《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国学大师说诸子百家》、《国学大师说佛学》。

希望通过大师们权威的论述、深入浅出的讲解，使读者可以正确领悟国学的真谛，以本丛书为发端和阶梯，步入国学的殿堂。

代序 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上卷 诸子百家汇说

 诸子流别

 论诸家之派别

 略论诸子百家

 战国子家叙论

 先秦学派与希腊派比较

 诸子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下卷 诸子百家别论

 墨子之非命论

 论墨子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名家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

 邹衍、荀卿、韩非

 韩非和法家

 荀子

 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章太炎

讲论诸子

讲论诸子，当先分疏诸子流别。论诸子流别者，《庄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及《汉书·艺文志》是已。此四篇中，《艺文志》所述最备，而《庄子》所论多与后三家不同，今且比较而说明之。

《天下篇》论儒家，但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而不加批判。其论墨家，列宋锈、尹文，而《艺文志》以宋钎入小说家，以尹文入名家。盖宋钎以禁攻寝兵以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故近于小说。而尹文之名学，不尚坚白同异之辨，角奇偶不仵之辞，故与相里勤、五侯之徒——南方之墨异趣。其次论彭蒙、田骈、慎到，都近法家。《艺文志》则以慎到入法家，以田骈入道家，是道家、法家合流也。田骈当时号为“天口骈”，今《尹文子》又有彭蒙语，是道家、名家合流也。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以知之。《老子》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惟韩非子能解老、喻老，故成其为法家矣。其次论老聃、关尹同为道家，而矣之道术又与异趣。盖老子之言，鲜有超过人格者，而庄子则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故有别矣。惠施本与庄周相善，而庄子讥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与物何庸!”即此可知尹文、惠施同属名家，而庄子别论之故。盖尹文之“名”，不过正名之大体，循名责实，可施于为政，与荀子正名之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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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作。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称为国文，汉语称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支那之称，起于印度。支那一词的本义如何，其说不一。有人说是赞美之词，有人认为是贬义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词，改称为中国，这是一项进步。中国学术称中华国学，是十分恰当的。

西方人研究汉学，有些是把汉学当作古董来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样。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周秦以来绵延不绝，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但是爱国志士仍在努力直追。时至今日，固然经济还很落后，而在原子技术上已与先进国家接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在更新、再生的过程中。

如果中国赶上西方之后，是否会出现传统的断裂呢？我认为那也不可能。当然，时代不同了，一定要创建新传统。但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在否定旧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所继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古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

近几年来，“反传统”成为国内的时髦口号。然而鼓吹反传统的论者对于传统并无真正的研究，同时反传统者也正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一些反传统者强调“自我”与个人的主体性，有些人鼓吹金钱至上。实际上，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为我”、“贵己”的思想，而追求财利的风气更是由来已久。西晋时代鲁褒著《钱神论》，表明拜金主义久已流行了，并不是什么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旧创新)确实是今天的重要任务。秦汉以来，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维持了两干多年，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学术陷于偏估，文化发展缓慢，15世纪以后中国的遗风陋俗，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但是，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反专制的进步思想，固然没有达到西方16世纪、17世纪启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历史的价值，这就应该大力发扬了。

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辞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这些学术中，医学(包括法医学)、兵学(兵法)都有突出的贡献，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两个原则还值得注意，一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古代思想家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隽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难以通晓其中意蕴的。例如《周易大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张载所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些深湛观点，必须与西方辩证法学说对照才显出其晶莹的光辉。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春秋时晏子论和同之辨，强调“君所谓可，君献其否，以成其可”。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能发人深省。古代的谬论很多，应加纠正；对于古人的一些确有所见的睿智，还应虚心思考，深切体会。  古代历史中，有些事实有明确记载，有些事实无明确记载。两汉至明清时代，信古成为风气，对于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凭主观想象加以推演。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认为是神话，于是中国历史被大大缩短了。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历史不是被缩短了，而是大大拉长了。这就证明，轻易否定古代传统也是不足取的。有些历史事件，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不妨存疑，不宜轻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讨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真理的勉力永无止息，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本文原发表于《中华国学》1989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