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进入德国家庭且深探他们的灵魂感知，有关碧娜鲍许与荷索，尼采或徐四金；她，识得剧场大师并为台湾策划德国狂潮系列剧展，引介卡斯登穆勒和欧斯特麦耶导演带来德国剧场创新气息；她，为莒哈丝、毛姆、卡夫卡、卡缪、佛洛依德等文学心象着迷不已；她，身为媒体驻欧特派员，与各个意见领袖遭逢，写下达赖和哈维尔等的探访故事；还有对自己的身体心灵，如何安置慕尼黑史坦柏格湖的寻思追问。

她，是谜样的陈玉慧，也是诚恳为读者找思想找典范找答案的陈玉慧；她的身影行迹遥远飘忽，然她总是将世界带到你眼前，让你真实看见，孤寂沉迷的自己。

如果你曾经读过近年某些文学大赏的散文佳作，却对於那些极端诗化、妆饰繁复的散文难以倾心，那么陈玉慧的《慕尼黑白》绝对能唤醒你对散文的信心。

　　《慕尼黑白》是台湾最权威的欧洲新闻特派员陈玉慧，三十多年来深度探访欧陆，求学、问禅、与世界文豪交游、和国际领袖对话、身心灵深度漫游之真实记录。　　《慕尼黑白》作者陈玉慧是作者、导演、演员、新闻记者、文化策展人和社会活动家，绝无仅有的真实发现，在极致纯净的优美文字中逐一呈现，明亮清晰的灵魂之光，足以照亮晦涩幽暗、复杂难解的生命荫谷。

序 在父亲的房间

1　记忆遥远

　我为何写作？

　问神

　心湖

　台北从未离我远去

　巴黎日记

　情人杜拉斯

　身识书

　巴伐利亚的蓝光

　你亲爱的姐妹

　我与明夏

2　歌德魂灵

　一个蛇人的故事

　他不需要好莱坞

　你什么时候回来，聚斯金德？

　亲爱的康斯坦丝

　在杜林诺遇见尼采

　给韩斯的一封信

　只有足球才能救德国

　我看足球

3　作家秘密

　海斯密丝的蜗牛

　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

　你够聪明，但抱歉，我更聪明

　爱写情书的卡夫卡

　西蒙娜·波伏娃的爱情

　四分之三的我是同志

　叔本华那只狗

　他简直是太神了

　鼻祖的怪朋友

　弗洛伊德的女学生

　弗洛伊德的沙发

4　真实发现

　发现热那亚

　丹·布朗的高度抄写

　你练习了吗？

　改变捷克的一张唱片

　有人痛恨萨特

　女权主义者，小心

5　剧场风云

　毕希纳，你满意吗？

　那一夜，在台北

　那一夜，在法兰克福

　二十一世纪的德国剧场

　德国狂潮来了，国王来了

　西边来的男子

　为自己点一首歌

　娜拉就在你身边

　再也不要过那漫漫无止境的长夜

　挪威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邂逅罗伯特·威尔逊

　请问，戏这样演不行吗？

　科尔不能看的戏

　鼓掌人的技艺

我为何写作？

我一直努力做别的事，尤其是与写作无关的事，但到头来，我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即便是与写作无关的一切，也是都为了写作。

我为何写作？与我的童年有很大的关系。

我一向认为，母亲当年遗弃我，对我一生的感情生活影响重大。也对我的写作生活影响重大。

五岁半那年，我的母亲因三度怀孕，无暇照顾我，决定将我送至台中外婆家，母亲事前未明说，但我似乎有某种预感，不愿前去，坐三轮车到火车站，要下车前，我死命拉着三轮车上的扶杆不愿下车，我可能在抗议父母长期对我的忽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小孩死脑筋，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母亲将我的手从铁杆上用力拉下来。

到了台中外婆家，母亲一直未告诉我，她将就此离去，我一个人坐在角落，不知不觉睡着后，醒来，母亲已走，我才知道她将很久之后才会回来，我像个小疯子似的以穿脑般的尖声哭叫了一整个晚上，外婆没理我。外婆重男轻女，她不喜欢女孩，何况像我这样不讨人喜欢的女孩。

那时我还不会写字，但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

那时外婆家还没有电话，我虽有话想说，但从未说出。我的外婆并不管我，我经常坐在她的理发店里看着窗外，不然便是为她打扫头发。那年夏天，四舅高中毕业刚好没事，他曾以自行车载我出去玩，一次到一家新建的教会，多年后，我还记得教会的彩色玻璃窗，色彩非常诡异，我在许多年之后的梦里还经常梦见。

一次去打芒果，我们和一群人带着竹竿潜入别人的芒果园，把半生不熟的芒果打下来，园主出来追打，我们必须仓皇地逃命，那是我第一次做坏事，但我舅舅更多年后，偷的不只是芒果，是一家农会。

外婆把芒果放在米缸里等着变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芒果的滋味。还有一次，舅舅和同学在河边游泳，我不会游，坐在大石头上看他们游。看鱼，看石头。我外婆后来也搬到河边一栋房子，我也经常坐在河边看着流水，一坐便是好几个钟头。我大学读庄子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想到的便是童年这个时分。

那次，四舅载我回家，因他想快点跟上他的同学，速度不得不加快，他没顾及坐在后座的我，使我的脚踝不慎卷入车轮，受了重伤，有一阵子走路有一点跛。

更多时候，我躺在外婆家的和式房间，望着天花板发呆，在心里想着所有要告诉母亲的话。那些长串的话我记在心里，一直到上小学都会背，但后来忘了。我从来没对母亲说过。那两年我几乎没说过话。我和外婆雇用的几个理发小姐同睡，她们老叫我说话，要我笑，见到人就要笑。我想我没笑过。

那时我如果学过写字，我想我会写信给我的母亲。或者上帝？那时我的上帝是我从黑人牙膏盒上剪下来的黑人，我把他当神，每天向他膜拜。

在近两年的时光里，母亲并未来探视过我。我好几次计划逃回台北，我那时以为只要沿着一条路一直走，经过小土地庙，经过演戏的野戏台下，且得从那戏台下穿过去，我就会走到台北。我因为这个想法而比较放心，且一直在等着那个戏班子来搭台演出。但他们似乎一直没再来演过，倒是别的戏团到庙口去演。

回台北后，我们住在北市近郊圆通寺附近的一栋平房，我因长久离家而对父母很陌生，第一天，母亲把我送到幼儿园去，我以为从此她又不回来，站在门口，好说歹说都不进去，我没有尖叫般地哭叫，只是不停地流泪。  我非常害怕，我以为我若走进那里，从此便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母亲无可奈何把我带回家，后来，父母让我留在家里等小学开学。

那是圆通寺附近的平房，我开始面临极大的烦恼，动辄与蛇遭遇。我每看见蛇便动弹不得，神经紧绷到最高点。

开学后，父母教我上学去时要说再见，给我东西时要说谢谢，我全闭口不说。父母说，如果我不肯说“爸妈，我上学去了，再见。”这句话就不准上学。我一个星期没上学。我到今天都不喜欢客套，但我可以使用自如了。但我仍然不太说谢谢，说时其实都不挺真心。

我从来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对我的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上小学那些年，我没什么特别，被老师指定当卫生股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卫生股长要做什么，那样当了几年。中学也一样，数学物理化学开始跟不上，去补习也没用，其他科目还可以，历史国文英文常拿最高分，常常读东方出版社的各种侠义小说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我特别喜欢中国侠义小说。

印象中，有一次我母亲到学校来找老师谈事情，她谈的事以及她穿的旗袍的颜色我都不喜欢，有同学问我，那是你妈妈吗？我冷静地看着她说，不是。

我幻想自己是孤儿，而他们不是我的父母。

那些年，我开始大量集邮，每天看着各国的邮票，想象那些国家和那些国外的人的异乡生活。

另外一个异乡经验是父亲把我送去教会，我在教会背《圣经》唱圣歌，背对了，外国牧师便会送我一张外国圣诞卡，那些圣诞卡都是旧的，上面写了英文的祝福字和短笺，我也这样如此想象寄卡片者的人生。圣诞节时，外国牧师会用小卡车载着小朋友去各处教会唱圣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巡回演出。

小学三或四年级，父亲订了《国语日报》，有一天，我读到报纸上有征文比赛，题目是肥皂洗手。我没告诉任何人，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寄去参加，结果我得了第一名，后来得奖通知寄来时，我父亲吓了一跳，以为寄错了，但没寄错，他从此对会写肥皂洗手的我有点刮目相看。

我上中学时，以会说黑色笑话闻名，常常逗同学哈哈大笑。有个国文女老师在教到陈之藩的《失根的兰花》时；中断上课，哭了十几分钟后还停不住眼泪，宣布提早下课。她有个十岁的孙子，那年由美返台，有时便到课堂来和我们上课，我记得他在课堂上画了很多裸体的人。

从小，我喜欢发明游戏，定规则请小孩来玩，初中一年级起我便对导戏有兴趣，曾导了一个戏叫“冷暖人间”，我让同学戴高顶帽及穿写着“资本派走狗”的衣服，让他们在地上爬行并且哀嚎着要求自由，那就是我所谓的人间恐怖。那时我十三四岁吧，同学都已经在交男朋友，并且都已经有月经，我好像跟她们不太一样。

P3-7

在父亲的房间

明夏（Michael Cornelius）

他的眼睛看得很远

因为童年时他去过天堂

所以他的字句才能在蓝天白云里流动

——Else Lasker Schaler

我曾经好几次谈论过陈玉慧的写作风格，我开始觉得，我想很多人应该也注意到了，陈玉慧的文学世界愈来愈成熟完美了。

那文学世界的神奇之处一直在于她独特的文字叙述能力，她经常是文字的魔幻师，只有她才有那种节奏和旋律，只有她才能把内在活动如电影画面般呈现出来，像心的跳动那么自然。

那些句子从深沉的灵魂里灵光乍现，那光线明亮清晰，足以明亮幽暗的荫谷。

我是有偏见的，因为我是她丈夫。而且我的中文完全不行，我只能期待她的翻译，我可以说的是，我了解她的文字是因为我那天生高度古怪的直觉，我天生能明白她在说什么。

不管她以什么形式写作，不管她以英文或德文翻译给我，或者有时我也忍不住将她的文字输入翻译机，我自始至今都觉得，她叙述文字的语调是绝无仅有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指认出来。

我同时发现，中文如此适合她，中文是以单字组成，而那些单字有时像图象，中文可以像一连串的蒙太奇影像连接，不像德文有那么严格的造句文法，读者并不是从白纸黑字里去了解中文，而是从那些字与字之间的留白去了解，陈玉慧的文字因此无法翻译，但她是幸运的，她知道如何巧妙地使用中文，她竟然可以如此写作，怎么不令人羡慕？

对我，陈玉慧的句子经常像诗。她的一篇一篇的散文逐渐成为我的灵魂。读她的文章就像坐在美丽的河岸，然后逐渐进入冥想。在我的精神之眼，中文一直流过，我完全了解，她的文字如此美，如此深奥，她的文字具有音乐性。我为什么能完全明了？即便我不懂中文？因为我是她的灵魂伴侣，因为我便是她文字的化身。

做为作家，你得爱上文字。那些文字人人都在使用，但只有少数人才能独特地使用他们，如果你为他们找到节奏，找到旋律，甚至找到画面，他们便成为你的缪斯。写作是神奇的，充满神性，那些美好的句子拥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写小说时，突然之间，你写的故事或人物活了起来，那么，那小说便不再是草稿，故事从此拥有身躯，他会流汗也会流泪，他会忍耐，也会发笑。我热爱这样的时刻，即便你所创造的是恶魔。

玉慧曾经告诉我，写作是她活下去的方式。我很晚才开始写小说，我也只有在开始写小说后才了解她在说什么。我面对我内在的恶魔，只有在写小说时，我才可能远离那些黑暗。玉慧也说，只有写作才能使她的生命完整合一，无论如何孤独和苦痛，写作便是救赎。

亲爱的读者，你可以在陈玉慧的作品中察觉这些，这本散本集更不会例外。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这本散文集里的《给韩斯的一封信》，因为此文最能代表陈玉慧散文风格，优美及具有诗意，成功地为一位逝去的人立传，同时传达了大时代的讯息和对战争的省思。

韩斯是我父亲，他死前留给了我一本书。那本书他只印了三份，那并非日记或自传，那是一本记录，他把他一生做过的一百件成品印成一本目录。书内附有一百张照片，那些成品都是为我们而做的，桌子，椅子，柜子，木偶，画作或者木刻，他在照片之下作了说明，把过程和历史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父亲在他很年轻时便退休了，从此便沉浸在自己的木匠嗜好里。他在地下室有一工作室，他喜欢并且会做各式木制品，包括巴伐利亚式的家具。他的习惯便是在完成作品之后，在作品背后写下自己的心得，那些心得还包括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现在这些心得便是他留给我的全部文字。

而我对他有如此多的记忆。多少次我到地下室去找他，我闻到木头或蜡味，他向我解释如何使用刨木或其他工具，他老是用同一只铅笔记录这些制作过程，现在这些沙发或柜子背面都找得到他的痕迹。

今天我翻开那本记录书。他写着那一年如何雕刻那只如今仍放在我们家门口的皮诺丘（Pinocchio），他在皮诺丘木偶背后写着，当他用斧头砍在树上时，那棵树轻声地告诉他，轻一点，别伤到你的木偶。他又写着：这是一位试着雕刻木偶的人的故事，每当他要砍树时，树木便会与他说话。

如今，我父亲的家具也与我对话。他们仿佛便是我父亲灵魂的再生。

那本书的最后一页，我父亲问：生命有任何意义吗？我的父亲说，有的，那些木制品和他说话。还有，他说，不要只说不做，只有去实践生命，生命才有意义。

我的妻子便是如此理解他，并为他写了一篇纪念文。韩斯一定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是伟大的人，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发愿要让我们过他没能过的生活。他给我们留下永恒的东西。

我的父亲死于茵梦湖边的一家医院。那一年他九十岁，心脏病发。他是我这一生唯一触摸过的尸体。我进入那间房间时，他的眼睛尚微微张开，他的身体像白蜡一般，就像毛泽东或列宁死后那样，我想对他说什么，但是我突然崩溃了，我俯在他胸前，他的身体硬得像块木头，我对他说许多愚蠢的话，我的父亲沉默着，他躺在那里，他永远对我有那么多耐心。过了一会，我站了起来，我开始照相，我以为镜头可以为我见证，并且为我记下所有我那时无法忍受的悲伤，或者，也只有这样的动作可以取代那时我的无助。就在那样东按一下西按一下时，我看到我父亲正在微笑。我之前并没有看到这微笑。

那时，我确知我的父亲便在那间房间。我确知。我确知他站在窗前，他在微笑。

我为他取下他手上的结婚戒指和桌里的电动刮胡刀，我将之放人那只他用了多年的旅行包，我为他合上他微开的眼睛，然后离开那间父亲的房间。

　　她经常是文字的魔幻师，只有她才有那种节奏和旋律，只有她才能把内在活动如电影画面般呈现出来，像心的跳动那么自然……那些句子从深沉的灵魂里灵光乍现，那光线明亮清晰，足以照亮幽暗的荫谷。　　——明夏（Michael Cornel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