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珊珍主编的《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突破一般教材的编写体例,主要是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细致描述,围绕历史史实的先后顺序,节节相扣,勾画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如书中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生平和早期的革命经历,袁世凯的政治背景和发迹过程中的种种机遇。对其他教科书关注不多的一般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匡互生、施存统、邓中夏等,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也成为本书落墨较多的地方。武昌首义中的细节、火烧赵家楼的经过、苏俄密使的到来、中共一大召开的秘密等,都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让读者在颇有趣味的阅读中,在感慨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偶然性的同时,进一步体会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品味历史的真实和丰富。
抚今思昔,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出发,重新追溯党史上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是“党史第一课”的含义所在。
张珊珍主编的《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紧紧围绕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激荡变幻的历史,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心,描绘了中国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以及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到成立并扬帆起航的一系列过程。
《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分十讲,分别从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两条线索交错叙述,史实准确.读来又跌宕起伏,趣味盎然。每一讲后面都设置了思考题和延伸阅读,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
一夜间成就的胜利
1911年,孤立无援的清王朝仿佛坐在了火药桶上,只需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成了这颗火星。
在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几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他们主要是地方绅商和一些改良派代表人物,为求自身的发展,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的铁路和矿山,设法通过集股成立商办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在各有关省份展开了收回利权的运动。但是,腐败且卖国的清政府不愿意看到在它控制以外的“商办”铁路,其实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地方势力的增长而威胁到它的绝对统治。这一点上,帝国主义者则愿意通过清政府来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于是,两者一拍即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如当时《民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修铁路、开矿,“民间要求自办,政府则有驳无准,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开办而先定限制,既开办而多方留难,深恐民间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则写条约、盖御印,直顷刻间事耳,一切厉害,皆不甚顾。”
1910年,皇族内阁成立不久,清政府就立即宣布把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派他南下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筑路的合同,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的这种借国有名义对商办铁路公司进行的“劫收”,无疑是违背天下人之心的倒行逆施,这使它和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于是,全国范围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湖南绅商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清政府的反动行径,湖北派出代表赴京向清政府请愿施压,广东召开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此外,长沙学生罢课,汉口商民罢市,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留日学生干脆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8月,成都首先罢市、罢课,各州县闻风响应。9月,运动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且武装暴动不断。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政府的命令,派军警镇压群众,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负责人,群众数十人被杀,由此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政府命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就在四川各路军民与清军激战之际,驻扎重兵而清政府又一时无法顾及的湖北,响起了武昌起义的枪声。1911年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这一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络的枢纽。因此,新力量和旧势力、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洋务运动以来张之洞在武汉的苦心经营,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驻扎武汉的新军,与过去人们观念中的当兵人不一样。早在张之洞开办新军之初,就在军中兴办随军学校,鼓励士兵边训练边学知识。以后,新军大多直接招收读书郎,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这些有文化的士兵特别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这使得武汉的革命党人在运动新兵时得心应手。武昌起义以前,湖北新军士兵参加革命团体的达五六千人,占总数的1/3以上,即便是没有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也有许多是同情革命的。
在武汉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文学社与共进会。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蒋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两所学校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到湖北,与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团体群治学社建立联系,并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1910年,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蒋成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但当振武学社因组织起义失败,原来的领导者被迫离开后,蒋翊武便接过这个组织,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开展活动。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
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是1908年在武汉建立的同盟会秘密机关。开始主要联络会党而忽视在新军中发展组织,进展很不顺利。从1910年下半年开始,共进会除了吸收学界人物和联系会党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并注意联络日知会、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等团体一起行动。
四川排山倒海的群众保路运动预示着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还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10月6日,因准备不及,延期到10月11日,但起事的风声已经泄露,官方加强了戒备,从而增加了发动起义的难度。再则,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部认为武汉一地单独发动起义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举事。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起义才能取得成功的建议,这更使武汉的起义领导者犹豫不决。
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内的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将带有火星的烟灰掉到炸弹上,引燃了炸药,发生爆炸事故。俄国巡捕闻声赶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人员均逃走,但机关内的文件被巡捕搜去。俄租界捕房发现事态严重,立即将搜到的旗帜、文册、公告等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军事领导人闻悉,感觉事态严重,如不赶紧动手,将坐以待毙,于是,急忙下令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革命同志,以当天夜里12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为起义信号,各部同时举事。但是,由于行动过于仓促,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居然没有传到。半夜12时炮声未响,起义自然没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闻讯而来的军警袭击了蒋翊武所在的机关,蒋虽逃脱,但参与指挥起义的多人被捕并惨遭杀害。最后,官方从变节者口中得知这次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激宣布戒严,按查获的名册,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情势十分危急,就连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10月10日夜,武昌城内外群龙无首的革命士兵不得不作最后的挣扎,决定孤注一掷,自己发动起义。
驻在中和门内的新军工程第八营营房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的士兵最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起义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首先夺取营房的弹药,然后一鼓作气,占领了离兵营1000余米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存枪炮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由于大多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打开大门,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见势逃走,军械库轻而易举地落人革命士兵之手。有了武器弹药,兵士们喜出望外,信心倍增。此时,起义者已达300多人,八营营代表熊秉坤已经掌握不了局面。兵士们推举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原是湖北革命组织日知会的会员,在军营中素被士兵们拥戴。局势紧急,吴兆麟慷慨承担起这份责任。他部署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联系城内外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在城外的各标兵士包括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在得到起义的消息后,纷纷倒戈前来楚望台响应。特别是炮兵营的兵士们拖来三门大炮进城,大大加强了起义军的力量,使军心大振。
P22-25
《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的目的在于叙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因此,要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就得放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中来考察。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恰好是10年时间,对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仅仅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但是,就在这10年中,各种决定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纷至沓来:武昌起义、民国诞生、王朝崩溃、帝制复辟、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世界大战、民族抗争、启蒙运动、十月革命等,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等英雄辈出;各种左右中国社会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如潮而至,波翻浪涌。近代中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动荡不安而又绚丽多姿的历史景观。
《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中有两条叙述脉络是清晰可见的。
一是政治革命。从这条线索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民众悲惨境遇。辛亥革命的成果最后被封建军阀代表袁世凯所攫取,随之而来的独裁统治、帝制复辟以及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使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混乱、黑暗的时期。就在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求索救国救民新出路之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受到启迪,看到了革命的方向和前途。紧接而来的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第一次感受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到民间去!”“到俄国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时瓜熟蒂落。
二是思想文化的变革。辛亥革命同时又开启了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帝制的破除极大地打击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民主共和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后,封建复古、尊孔读经都只能是昙花一现。在民主共和思想的浓荫之下,陈独秀、李大钊等最先发起新文化运动,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全面清扫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狂飙巨澜,裹挟着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起,此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炫丽景象。然而,大浪淘沙,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如潮升潮落中泛起的泡沫,短暂的喧闹之后了无痕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从此扎根于中国社会,指导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建党活动。当各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如星火一般在暗夜中闪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水到渠成。
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变革这两条线索,从辛亥革命始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终,时而相交、时而并行,贯穿全书,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清楚地了解这10年头绪繁多、迂回曲折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此外,为了增强可读性,《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突破一般教材的编写体例,主要是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细致描述,围绕历史史实的先后顺序,节节相扣,勾画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如书中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生平和早期的革命经历,袁世凯的政治背景和发迹过程中的种种机遇。对其他教科书关注不多的一般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匡互生、施存统、邓中夏等,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也成为本书落墨较多的地方。武昌首义中的细节、火烧赵家楼的经过、苏俄密使的到来、中共一大召开的秘密等,都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让读者在颇有趣味的阅读中,在感慨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偶然性的同时,进一步体会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品味历史的真实和丰富。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1921年7月那个辉煌时刻,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90多年来,从幼小到壮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终于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年,中国共产党又迎来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抚今思昔,满怀激情又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为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要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的编写目的就是希望能为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服务。相信此书能给读者带来裨益。
谢春涛
2012年3月
《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一书,旨在以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向前推进的一种必然。全书以中国先进分子探求真理、挽救民族危亡的艰难历程为主要线索,穿插介绍了不少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从而增加了本书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本书写作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二讲,张珊珍;第三讲,李红;第四讲,赵淑杰;第五讲,杨芳;第六讲,张春菊;第七讲,王毅;第八讲,张珊珍、高中华;第九、十讲,杜敏。全书由张珊珍通改、定稿。
在成书过程中,参考了当前众多党史学界同行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对原著者们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