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又不寻常
陈桥兵变，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将后周柴氏的天下变成了大宋赵氏的政权。从历史的长时段发展来看，陈桥兵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但是，在当时看来，陈桥兵变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军事政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代。
第一，一个君臣义绝的时代。
《宋史》说：五代所建立的国家，传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换姓氏，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受雇佣一样，旧皇帝下台，就侍奉新皇帝，大家习以为常。因此，后唐刚刚灭亡就向后晋称臣，后汉刚刚宣布禅让就当后周之臣。君主信赖的臣子、国家依赖的将领，一旦国灭，不能以名节定生死，伦理道德被废弃殆尽(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世主之所宠任，社稷之所倚赖，而更事异姓，不能以名节生死，伦义废矣。《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大臣、将领把自己定位为给皇帝打工的，维系一个政权稳固的忠义理念就不重要了，给谁打工不是打，因此换个领导也无所谓，当臣子的不觉得耻辱。所以，这个时代的文臣武将历经几个朝代依然春风得意的比比皆是。面对赵匡胤的兵变，宰相王溥率先降阶下拜，范质虽然犹豫了一下，但也随即下拜。禅让仪式正准备进行，忽然发现尚未准备禅位诏书，翰林学士陶谷立刻“出诸袖中”。风向一变，则顺风而偃。君纲不振，忠义不立，君臣义绝，国家颠覆自在意料之中。这是赵匡胤能轻易夺得后周政权而人心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
李唐晚期，藩镇割据，嚣张跋扈，天下瓦解。五代十国是唐末混乱局面的延续。这是一个崇尚军事力量、完全以武力定胜负的时代。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占据了主动，一旦兵控京师，就可以成为新朝的皇帝。当时有句话很流行，能够反映当时的局势和武将的心声。这句话是后晋安重荣从军卒升到成德节度使后说的——“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荣传》)
天子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谁掌管了枪，谁就可以做天子。有没有皇室血统，完全不用考虑。
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兵强马壮者能当上天子，而军事力量在不同的军阀将领之间又此消彼长，有机会的人自然不止一个，所以皇帝的更换频率很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天。
而且，五代时期，依靠军士拥立取得政权似乎成为惯例。在赵匡胤之前，至少已有三个成功的样板。第一个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第二个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第三个是后周太祖郭威。在这三个样板中，郭威的榜样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因为赵匡胤亲自参与了这次事件，他对依靠兵变黄袍加身的流程已经谙熟于心了。在五代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赵匡胤是第四个依靠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皇帝。因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对赵匡胤，对后周文臣武将，对后周的百姓，一点也不觉得突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
君臣义绝，兴亡以兵，所以五代时期的文臣没有坚定的立场，如墙头草随风倒；武将则凭借兵强马壮，嚣张跋扈，恣意妄为。从后梁到后周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天下更换了五个朝代，文武大臣早上还一起上朝朝拜皇帝，晚上则有人可能荣升为皇帝，接受同僚的朝拜，忠义之风荡然无存(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田况《儒林公议》)。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兵变不断，看得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周的殿前禁军最高统帅赵匡胤抓住后周“主少国疑”的最佳时机，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次改朝换代了。
陈桥兵变是寻常的，然而又是不寻常的，因为这次兵变具有与以往历次兵变迥异的特色。
一句话，陈桥兵变是一次依靠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平演变。
第一，兵不血刃。
陈桥兵变没有宫门喋血，不见遍野伏尸；没有四起的烽烟，不见连绵的兵祸。开封城的一砖一瓦都不曾受到毁坏，在和平演变中后浪推前浪，大宋把后周拍在了沙滩上。“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宋太祖赵匡胤》)这就是陈桥兵变寻常中的不寻常。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率领大军严整有序地进城，没有发生战争。
史书中有一个细节，赵匡胤带兵出城时走的是外城东北侧的爱景门，回城时走的是东侧的仁和门。一些笔记中(如《玉照新志》、《随隐漫录》)说当时北侧的城门守卫者拒绝接纳赵匡胤人城，为了避免流血，才转走东城门，没有发生像郭威进城时“矢射如雨”的抵抗。赵匡胤也提前安排好了家人的安全，对后周的小皇帝也采取了优待的政策。
没有战争，没有流血，一切井然有序，妥善处理后周皇室，这就与郭威兵变有了本质的区别。
当然，也不是说陈桥兵变中没人死亡，在京巡检韩通就是在准备组织反抗时被杀的，这当然是个例外。史书上还说“并其妻子”，一些笔记中又演绎成杀其全家。事实并非尽然。据陈保衡于建隆元年(960)二月二日，也就是韩通死后的第二个月，撰写的《韩通墓志》记载，王彦升并未全部诛杀韩通家人，韩通的二女、三女、四女以及幼子均得幸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十七册)。这次诛杀或者真的是一次突发事件，也很可能是赵氏集团有意识、有选择地清除政敌的一次行动，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显然不同于纵容士兵的肆意屠杀。
第二，市不易肆。
郭威兵发开封之时，曾让手下人宣布：攻克京城，允许抢劫十天(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资治通鉴》卷二八九)。等到大军进城后，“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起”，手下人告诫郭威，“再不制止抢掠，今晚就只剩下一座空城了(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资治通鉴》卷二八九)”。史书中记载了两则实例。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