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佛寺发展确已有近两千年的辉煌，《上海百家佛寺觅影》以上海现时佛寺的传承为线索，主要介绍了上海百家佛寺的历史沿革、发展变迁、建筑风格、主要特点等，用图片的形式记载了佛寺的主要建筑及风景资源，图文并茂，是旅游的参考书。本书由善无畏、邬育伟编著。

纵观上海成形以来，尚无专题研究上海佛教寺院发展之历史，而上海的佛寺发展确已有近两千年的辉煌，无史以记，实感有愧于堂堂文明古国、江南鱼米之乡的悠久文化之传承。然中华文明向以盛世而修史，上海由于其形成具有较长的演变过程，期间疆域变化，多县分合，数度易名，所以要研究上海的佛教寺院历史，必须要以现属上海、原分属江苏浙江的各府县旧志为依据，以上海疆域形成的历史为基点，以上海现时佛寺的传承为线索，才能逐步梳理成文，得窥一斑。《上海百家佛寺觅影》就是介绍上海佛教寺院的专著之一。

《上海百家佛寺觅影》主要介绍了上海百家佛寺的历史沿革、发展变迁、建筑风格、主要特点等，用图片的形式记载了佛寺的主要建筑及风景资源，图文并茂，是旅游的参考书。本书由善无畏、邬育伟编著。

前言

沉香阁

慈修庵

法藏讲寺

静安寺

圆明讲堂

佛教居士林

玉佛禅寺

真如寺

龙华寺

宁国禅寺

福缘禅院

宝华寺

下海庙

三观堂

法善庵

太平报恩寺

庆云寺

长仁禅寺

小普陀寺

灵山庵

福泉寺

清凉庵

南山寺

永定寺

巽龙庵

法华学问寺

观音堂

潮音庵

宝莲庵

会龙寺

碧云净院

净心庵

定慧庵

唐家庵

广福庵

百拙庵

七宝教寺

长寿禅寺

龙音寺

万寿庵

大圆通寺

宝山寺

太平禅寺

萧泾古寺

永福庵

云翔寺

吴兴禅寺

万福寺

菩提禅寺

曹王禅寺

万佛讲寺

华藏禅寺

宝庆寺

青龙古寺

报国寺

圆津禅院

天光寺

庄严寺

颐浩禅寺

澄照禅院

法会庵

蟠龙庵

西林禅寺

东禅古寺

福田净寺

延寿寺

九峰禅寺

大方庵

资庆寺

普善庵

兴圣教寺

圆智教寺

普照教寺

二严寺

洪福寺

万佛阁

保境禅寺

报恩寺

旃檀庵

天福庵

东海观音寺

小普陀观音禅院

万寿寺

东林寺

五龙禅寺

松隐禅寺

性觉寺

寿安寺

寒山寺

净律庵

广福寺

无为寺

慎修庵

云林寺

观音庵

弥陀院

广良寺

清净庵

安乐院

静修寺

后记

附录：

上海百寺行政区划目录

上海十八佛塔百纳文目录

拼音检索

参考资料

上海佛教居士林，曾名“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其前身来源于“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佛教信众会”。民国时期，在觉园曾成立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

清宣统三年(1911)，杨仁山与佛教界同仁商议共同创立了中国佛教研究会，受此影响许多在家居士自发组织了佛教居士会。民国六年(1917)由沈惺叔、王与楫、陈宪、王一亭等居士和太虚大师、普陀山的了余法师共同商讨组织居士的学佛道场，之后于民国七年(1918)三月在上海海宁路锡金公所成立了全国居士团体之首创上海佛教居士林，由王与楫居士担任首任林长。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分成两部分：(1)由王与楫、朱石僧、李经纬等居士组织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地址设在上海海宁路锡金公所，周舜卿居士担任林长；(2)由沈辉、关同之等居士组织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地址设在上海常德路418号，即现址，施省之居士担任社长。

1956年，“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合并，改名为“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1964年，“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与“上海佛教信众会”合并，沿用“上海佛教居士林”一称。

上海佛教居士林所处常德路现址原名“觉园”，由民族工商业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民国五年(1916)前后营建，占地约一百亩，东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至赫德路(今常德路)，南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北迄新闸路，是简氏私家花园，取简照南之“南”字初名为“南园”。当时简氏兄弟将南园东南大部分土地分块出售，并优先售给佛教居士建筑住宅。民国八年(1919)，高鹤年陪同印光法师为印佛教经书事由普陀山至上海，简氏兄弟即皈依印光，遂将南园改为觉园(一说是取佛陀为觉者之义，一说是取义于《法华玄赞》“毕离苦津，终等觉岸”)。同年，简氏兄弟邀请高鹤年商议，发心将原为其母亲念佛修行的精合改造为佛殿，原建湖池作为放生池，并设想将该园捐作为佛教事业之用。改造后，觉园正门朝东，向西在常德路上开门，佛殿共三进，第一进天王殿，第二进大雄宝殿，第三进为两层楼的功德堂(楼下曾供奉简氏历代祖先牌位)，即现在的金刚道场三大殿。民国十年(1921)，简照南曾在觉园内发起讲经法会，请谛闲法师开讲《大乘止观》。民国十一年(1922)，简氏兄弟应邀担任“上海佛教净业社”社董。民国十二年(1923)十月，简照南在沪逝世，简玉阶遵兄遗嘱，将觉园西北部分占地十三亩四分的园林、殿堂和湖池等捐献给上海佛教净业社，并曾立碑以记之，此碑毁于“文革”。

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佛教净业社”迁入觉园，在原有佛殿楼房基础上，又建造二层楼房一幢，楼上为念佛堂，奉祀西方三圣；楼下名“香光堂”，为讲经集会场所，印光法师还为香光堂撰书楹联。赵朴初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当选为净业社总务部主任。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因觉园社宇宽敞，又是园林胜地，因此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曾在此举行。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于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在觉园召开成立大会，并将总办事处设于此地，圆瑛当选为会长，以后历届代表大会均在觉园召开，后此会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宣告结束。

民国十三年(1924)，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来上海即在觉园功德堂楼上传法，这也是近代藏传佛教传人上海的开始。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班禅在上海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并成立蒙藏学院。次年十一月，菩提学会在觉园召开成立会议，由班禅的经师荣增堪布主持。民国二十四年(1935)，锡兰纳罗达法师在觉园以数月传播南传佛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意大利比丘罗根那大访沪，在佛教净业社讲经说法。民国三十六年(1947)，能海上师在觉园传授密法，即命其弟子清定在此筹备金刚道场，并于1949年正式在觉园内成立。

觉园在民国时期曾设有“佛音电台”，借广播来传播佛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月，由社会贤达叶恭绰捐银三万元在觉园南部建成三层西式楼房两幢，名“法宝馆”。在该馆出版佛教报刊，并设法物部、图书部，收藏各种版本的佛经和宋、元名画及佛像，明代南北两藏及古代法器等。苏州弘化社曾在法宝馆内设弘化社，创办《弘化月刊》，刊印了大量佛教书籍。解放后，叶恭绰将该馆全部文物移交给上海文化部门。

觉园西楼“智造堂”是由施省之集资建造的，原系中国传统庙宇建筑，红色木门窗，雕饰精美，楼下为佛堂，楼上为讲堂，具有中国传统特色。2005年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单。西楼建筑为砖木结构，由洋松木柱支撑，洋松木搁栅，木柱放在石鼓墩上。底层原为佛堂，故为大空间，无隔墙。该建筑主要有东西两个入口，西立面为主入口，有前廊，东入口处有一个中国式的门头，入口门立面为落地长窗，周围均为玻璃木窗，木窗窗花为菱形，在窗上木梁处有环绕建筑一周的木花雕刻。二层外围护为玻璃木窗和杉木裙板，中部主楼也是木窗。在西楼的西南侧有二层辅楼。“智造堂”一部分为僧众寮房和自修场所，一部分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当时的寓所，兼作慈善事业和儿童教养院办公处。

在觉园内，除香光堂及智照堂等系在家佛教徒集资修建，金刚道场的前、中、后三殿为简氏独资所建。解放前，因管理不力，房屋失修有倾坍之虞。民国三十七年(1948)舂，由赵朴初、黄涵之等居士敦请能海上师来觉园安居，讲经说法，并发起修缮三大殿。民国三十八年(1949)，各地僧众来者日众，能海上师命其徒清定上师为住持，成立金刚道场。道场一切安排悉遵能海法师(格鲁派传承)近慈寺传统，同时成立金刚道场护法会，作为居士的外护团体，负责联系居士学法及筹措道场经费等，解放后公推赵朴初为主任。

在上海佛教居士林密宗道场——金刚道场人口处有一口古钟，在道场中央有宗喀巴大师内供台，侧面有清定上师内供台。2006年起，密宗格鲁派金刚道场因暂时没有上师护持，所以平日就不再对外开放。

“文化大革命”初始，上海佛教居士林所属的上海佛学书局遭受洗劫，书局中的藏书、经文资料遭到毁灭，上海佛教居士林停止活动，居士林内居住的僧人被批斗，居住在居士林的格鲁派僧人清定上师受到迫害。觉园由房管部门接管，并由上海无线电二十一厂承租使用，园林全部被毁，并在上面盖起了四层厂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佛教居士林于1987年初恢复活动。1989年6月，聘请赵朴初居士为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名誉林长。

2008年对上海佛教居士林进行全面改造，部分建筑拆除重建或翻修，主体建筑则利用原四层厂房作了全面翻修。居士林内设净土道场，在原工厂厂房场地内可放置四百余个拜凳，内有一座金身释迦牟尼像，在道场内有一间暗房，那里是内供间，只有在年度法会期间对外开放。

在居士林大楼内除设立有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佛教实业社外，还有专供佛教居士阅读的图书馆，藏书内容颇多。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有青年学佛组、老年学佛组等机构，定期请各大高僧前来讲经、开示或举办念诵法会。每月法务组还在佛诞期举办法会，僧俗皆可参与。P16-18

纵观上海成形以来，尚无专题研究上海佛教寺院发展之历史，而上海的佛寺发展确已有近两千年的辉煌，无史以记，实感有愧于堂堂文明古国、江南鱼米之乡的悠久文化之传承。然中华文明向以盛世而修史，上海由于其形成具有较长的演变过程，期间疆域变化，多县分合，数度易名，所以要研究上海的佛教寺院历史，必须要以现属上海、原分属江苏浙江的各府县旧志为依据，以上海疆域形成的历史为基点，以上海现时佛寺的传承为线索，才能逐步梳理成文，得窥一斑。

古上海以崧泽、良渚文化为起点，属扬州。在周朝为吴国土地。战国时期，公元前473年吴亡后入越国，公元前333年越亡后入楚国。公元前262年楚人黄歇被楚考烈王封为“舂申君”，并赐给淮北12县封地。但春申君独看好太湖流域的蛮荒之地，将封地换到今上海、苏州、常州一带，并大兴水利，将太湖连接淀山湖的小河疏浚成为与东海的长江出海口相连，使现上海市区的一片沼泽变成了良田，这条河也因此改称为黄歇浦，后演化成黄浦江、春申江，简称申江，从此开始了上海简称为“申”之历史。公元前220年秦并天下，分36郡，始属会稽郡，下辖缪县、由拳县和海盐县。汉代仍沿袭秦制，东汉永建四年(129)，分浙江东为会稽郡，西为吴郡，华亭属于吴郡。在汉末三国时期，上海因东吴孙权封华亭侯陆逊及其孙子“云间二陆”陆机、陆云而闻名于世。

在三国时期，佛教亦首次踏足于云间海上。上海地区最早建寺于三国时期，至今仍有迹可寻的有沪渎重玄寺、龙华寺、金山万寿寺和安亭菩提寺，此间因缘均与康僧会以及吴王孙权有关。

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载：“佛法人中国，虽始于汉，而吴地未有寺也。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邺，日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岂沪渎寺相继创建耶？”这是确切记载上海佛寺之始的志书版本。该寺名为沪渎重玄寺，即为静安寺前身。“西晋建兴元年(313)，有两石像浮于江浦，吴县人朱膺迎置于重玄寺，视其背则有铭，盖七佛中之二，日维卫、日迦叶。”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有一篇(《浮海石像铭》记载了此事。此“石佛浮江”的故事后在唐代被绘于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画上。

相传三国吴赤乌年间，康僧会路经龙华荡，在此建立茅蓬，设像行道，始有上海龙华寺。据清康熙年间僧道渊撰《龙华志》引北宋叶清臣记：“后汉赤乌五年(242)，有神僧自康居国(今越南北部)来，卓锡于此。吴王权命致佛牙合利，为建塔寺，赐额‘龙华寺’以居，谓之龙华会，震旦国中佛塔之权舆也。”这是上海最早建立佛塔的记录。在多处旧志中均提到了赤乌年间康僧会云游到建业(今南京市)，向吴王孙权宣扬佛法，传说通过烧香祈祷，得到佛合利13颗，吴王大喜，下令营造13座宝塔，龙华塔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一说龙华塔是吴王孙权为其母祈福长寿所建，故又名“报恩塔”。在吴王孙权的支持下，康僧会在江南一带广传佛教，使吴地的佛教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龙华塔为上海佛塔之始。

另据地方史料记载，孙权之母吴龙珍在幼年时携弟妹投奔康城(今金山城)的姑母，得到姑母一家的宠爱，因此得以学习诗书礼仪。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吴龙珍被尊为皇太后，嘱子遣人赴康城接姑母夫妇，不料早已寡居的姑母念佛度生，不愿离乡北上。吴嘉禾元年(232)，孙权令地方官将其旧宅翻建成佛院，孙权诰封外祖姑母为“万寿护国夫人”，并御笔金书“万寿院”三字，从此成为佛教信徒进香圣地，现金山万寿寺的前身，这也是现在可寻的上海佛寺之始的民间版本。

而位于安亭的菩提禅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由东吴大帝孙权之母吴国太敕建，运浙皖之名材，卜汉亭之旧址，营建多年而成，据说当时正门门楣上有“敕建菩提寺”匾额。

东晋建武元年(317)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建康(今南京)建东晋，手下虞潭在青龙(今青浦青龙镇)修筑“沪渎垒”，这就是上海行政简称“沪”的由来，青龙港也是上海最早的外贸海港。由于经贸发达，青龙镇上曾建有七塔十三寺之盛，唐宋时期最为繁华。

此后，直至南北朝的宋、齐时代，均未改易。梁太清三年(549)，将原吴郡改为吴州，次年又恢复为吴郡。由于南朝梁帝萧氏好佛，故在吴郡的佛教活动渐兴，始建的佛寺有南翔寺、吴兴寺等。陈永定二年(558)，将吴郡下辖的盐官、海盐、前京三县单独划出设置海宁郡，后不久又复归人吴郡。始建于晋代的华亭县城内普照寺，是南朝480寺之一，也是原陆机的别院。

隋灭陈，唐代隋，唐平定江南后改吴郡为苏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置江南东道，治所设在苏州。天宝元年(742)，苏州改为吴郡，下辖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唐天宝十年(751)，吴郡人口增至近八万户，吴郡太守赵居贞上奏朝廷，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分别划出一部分，设置“华亭县”，县衙在今松江城。华亭县的设立是上海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地区形成的标志。

唐朝，上海地区的佛寺建设达到了一次高潮。唐咸通十年(869)，有船子和尚放浪江湖，道传夹山，覆舟而逝于朱泾，在其覆舟处建法忍教寺的记载。真如寺、九峰禅寺、澄照禅院、圆智教寺等一批佛寺始建。唐天宝年间(742一755)青龙镇上建隆福教寺，“初名报德，有青龙古塔长庆间(821一824)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帝玄烨南巡时敕赐御题寺名为“吉云禅寺”，现青龙古塔仍存。  唐末大乱，唐乾宁四年(897)镇海节度使钱锡攻取华亭县，建都杭州，建立了吴越国，华亭县属江南13州的秀州。五代时期，华亭县青龙、大盈、盘龙、亭林、朱泾、南桥、北桥等地均有寺院建起，天光寺、七宝寺、兴圣教寺等佛寺始建。现在松江城内方塔原属的兴圣教寺为“五代汉乾祜二年(949)，邑人张司空子仁合宅建。”据称在兴圣寺内“有龟闻经声则缘砌而上”，故有水陆池名为“白龟听法处”。

至北宋，华亭因吴淞江这条西通苏州，中连太湖，东人大海的经济动脉，经济十分发达。吴淞江南岸有两条支流，一条名叫上海浦，一条名叫下海浦，北宋在华亭设置了多处酒务，在上海浦所设的税务机关叫“上海务”，自此，“上海”出现在历史典籍里。在下海浦，有始建于隋代，供船民渔夫出海前祈求平安的佛寺下海庙留传至今。

北宋时期，上海有普照教寺、太平报恩寺、长仁禅寺等佛寺始建。“宋太平兴国间，僧及操云游，夜泊范家浜，因芦苇间有钟鼓音，又见白光烛天，发地得铁佛一，因以建寺’，即现杨浦太平报恩寺。“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聪道人在佘山传道，有二虎随侍，道人死，虎亦死，葬之塔傍，逾年生银杏树二，僧建虎树亭”，现在佘山仍留有秀道者塔和虎树亭等普照教寺的遗迹。

华亭县是以吴淞江(现苏州河)为界的，华亭县所在的松南地区经济发达，而松北地区荒旷。由于赵宋政权南渡至江南，北方人口大量移居苏州、秀州二地，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松北地区才逐渐繁荣起来。南宋嘉定十年(1217)，在松北昆山县东的练祁以嘉定年号为名建县，成立嘉定县。12至13世纪，长江主流南移，引起北岸外涨，南岸内坍，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的上海浦成为了海船进出的理想港湾，海上贸易港转移至上海务。南宋末年正式设置上海镇，与60多个国家地区通航。宋末元初，上海镇已成为东南沿海享誉世界的商贸重镇。南宋时期，由于政治偏安，经济发达，上海的佛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南宋绍熙四年(1193)，华亭知县杨潜组织编纂了上海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云间志》，该志“卷中”以“仙梵”“寺观”开卷，“寺观”篇载“浙右喜奉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云间志》也是现在可寻记录上海佛寺的最早文本，记录了当时华亭县的佛庵共计46家，其中至今仍有留传的有静安寺、龙华寺、七宝寺、圆智教寺、兴圣教寺、普照教寺，如今重建的有永定寺、宁国寺，共计8家。

传说宋高宗赵构南渡时曾驻跸于金泽颐浩禅寺，易庵为寺，并御书赐额“永安寺”。“颐浩”两字是取自南宋宰相吕颐浩之名，相传南宋景定元年(1260)，以宋宰相吕颐浩故宅为寺，得名“颐浩寺”，后吕颐浩故宅归旧族费辅之所有，改建经堂，命僧道崇住持。“其徒如信开拓，遂成大刹，虽杭之灵隐、苏之承天莫匹其伟。”宋元丰二年(1079)天马山上建塔，南宋绍兴年间招抚使周立达在塔内珍藏宋高宗所赐合利珠，该塔历时近千年未倒，现向东南倾斜六度三十一分，倾角超过了比萨斜塔，为斜塔之最。南宋建寺至盛，现存寿安寺、永定寺、长寿寺、西林寺、宝华寺等12家均始建于斯时。

临海文化也是上海建佛寺的一个重要渊源。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宋元间吴淞江地区流传项羽化为吴淞江神，掀起滔天“霸王潮”危害百姓，人们出于“一物降一物”的心理，在吴淞江两岸陆续建起了几乎所有汉将形象的土地庙，如萧何、曹参、彭越、英布、灌婴、纪信等，意图镇压“霸王潮”。“相传项羽为吴淞江神，屡有风波之警，唐时沿江立汉功臣七十二庙以镇之。”留传至今的曹王寺、萧泾寺、纪王寺即肇始于此。

元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降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华亭府，任命沙全为华亭府首任达鲁花赤(即地方长官)，次年改为松江府，直接归江淮行省管辖，沙全被委以松江总管府达鲁花赤，赐虎符。据《元史》记载：“战事已息，沙全遂与慧悟、兴教等寺僧相为倡率，重修普照寺，创钟楼、库堂、西庑，寺遂渐复旧观矣。”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把华亭东北五乡划为上海县，直隶省府。至此，松江府辖华亭、上海两县，后元朝在华亭北部设嘉定、崇明二州。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在上海佛寺留下了许多墨宝珍迹，在颐浩禅寺画有“不断云”，在圆津禅院等多处佛寺书题匾额。现存的圆津禅院、碧云净院、东林寺、松隐禅寺等十家佛寺均创建于元代。

元末，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松江府。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占松江。明洪武三十年(1397)加筑松江城，促进商贸活动，松江府在明朝逐渐达到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松江第一本府志成于明正德七年(1512)。《松江府志》中称：“观‘楼台半佛官’之诗，云间塔庙之盛久矣。稽之近志，殆有甚焉。黄冠少衰，栋宇亦且相望。”，该府志首次对松江府的所有佛寺进行了统计，当时共计有寺庵256家：其中华亭丛林125寺，未经归并38寺，8尼庵；上海丛林85寺。明代始建现有留存的佛寺有18家之多，其时小普陀寺、会龙寺、庆云寺、潮音庵等一大批浦东地区的佛寺始建，证明了上海地理区域正逐渐地东移人海。

明嘉靖年间，倭寇大举进犯江浙沿海。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上海吏民在松江知府方廉带领下，在吴淞江与黄浦交接处修筑起一座周长九里，高二丈四尺的上海城，这就是上海城市的原型。明代关于佛寺的神异故事也很多，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龙盘李塔汇浮图上，云雾四合，但见其尾，食顷乃去，塔顶回栏具有龙爪迹。”。明代，松江文风鼎盛，所出进士数量已居全国第一，还出现了四位状元。明代进士董其昌崇佛，又是华亭县人，故流连于三泖九峰之间，在松江府内如圆津禅院、观音堂等各家佛寺均留有碑题字迹。

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在嘉定、松江遇到殊死抵抗，故在松江屠城。顺治朝至康熙朝二十三年(1684)期间，由于禁海令，使上海航海贸易受到打击。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皇帝南巡苏州府，来到松江，为超果寺、昆山泗洲塔院等处题写匾额。清雍正七年(1729)进一步开放海禁后，上海以港兴商，以商兴市，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后于清道光年间，成为中英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清代“康乾盛世”，上海佛寺林立。据清康熙二年(1663)编撰的《松江府志》统计，此时松江府佛寺总数达到了有史志记载以来的最多时期，合计为344家：其中华亭县44家佛寺，6家尼庵；娄县55家佛寺，2家尼庵；上海县56家佛寺；青浦县49家佛寺，1家尼庵；另有未经归并佛寺131家。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编撰的《松江府志》记载：华亭县28家佛寺，3尼庵；奉贤县32家佛寺，1尼庵；娄县53家佛寺，6尼庵；金山县23家佛寺，1尼庵；上海县48家佛寺；南汇县15家佛寺；青浦县64家佛寺，1尼庵；川沙抚民厅9家佛寺；共计272佛寺，12尼庵，合284家佛寺庵堂。

清咸丰三年(1853)起，太平天国运动中苏州及上海成为主要战区，苏杭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转运贸易与周边百姓大量避入上海租界，使上海人口遽增，经济迅速繁荣，但由此上海的大量佛教寺院也遭到了毁坏。据清光绪十年(1884)编撰的《松江府续志》统计，松江府下属华亭县有佛寺33家，奉贤县21家，娄县52家，金山县36家，上海县41家，南汇县25家，青浦县32家，川沙抚民厅12家，共计252家佛寺庵堂。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松江府志》统计的寺庵均仅指松江府地界内，尚不包括现已属上海的原松北地区，即嘉定县、宝山县和原属太仓州的海岛崇明县的佛寺。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嘉定县志》记载当时的嘉定县有佛寺85家；据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崇明县志》记载崇明一岛当时有54家佛教寺庵；宝山县在清光绪八年(1882)时有佛寺39家。所以若将这三县总数与松江府于清康熙二年(1663)统计的344家佛寺相加，相信上海佛寺在清康乾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即有志书记载名称的寺庵就应有500家左右。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上海县城摆脱清朝统治，宣布独立，时周边宝山、青浦、松江、嘉定、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和崇明相继独立。民国元年(1912)一月，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废除上海道，裁松江府，改隶江苏省。民国三年(1914)恢复“道”制，设“沪海道”。民国十六年(1927)成立上海特别市。民国时期，由于上海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佛寺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著名高僧云集于沪，上海成为近代佛教文化的中兴聚集之地。始建于民国至今仍存的上海佛寺有圆明讲堂、法藏寺、佛教居士林(觉园)等12家。民国元年(1912)四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在静安寺。民国七年(1918)三月，中国首个居士团体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于锡金公所内。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在上海的觉园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总办事处设在觉园，期间上海佛教界为抗战募资、救济难民，发挥了慈悲为怀的济世作用，抗战胜利后迁至玉佛寺。在民国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一度被日寇所侵占，不少佛寺因战争被毁，僧人逃离。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大方庵、太平禅寺、天福庵等佛寺一度成为了陈云等共产党员秘密活动、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据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亲临玉佛寺进行视察并拨款修缮。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成为三个直辖市之一。在解放初期，上海的佛寺规模仍保持在200家以上，玉佛寺等名寺成为周恩来接待各国外宾的参观场所。此后由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上海佛寺遭到了彻底破坏，许多佛寺被拆毁，或改作工厂、学校，所有的佛事活动均告停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借助于外事工作需要，上海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开始了佛寺的重建复兴工作。1983年4月，龙华寺、玉佛寺、静安寺、圆明讲堂和沉香阁等五家寺院被列入全国汉族地区142家重点寺院。此后，上海佛寺进入了全面复兴期，许多佛寺得以恢复，流散僧尼回到寺院。菩提寺、宁国寺、永定寺等一批古寺得以重建，万福寺、法华学问寺、东海观音寺、万佛讲寺等一批新兴佛寺得以新建。至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为世博参观的需要，上海再次对全市佛寺进行了整修梳理。至2012年，经上海市民宗委正式登记为固定场所的上海佛寺达到了102家。

纵观上海的佛教寺院发展，与北京的佛寺相比，更与全国各地的佛寺相比，有其鲜明的历史轨迹和海派特色。综合而言，有以下三点犹为突出：

一、佛寺建设与水系交通网络紧密结合。上海来源于海，也闻名于海。从滩塗到城市的演变，是历代水利工程开挖水道，疏浚河流的功劳。因此，一千多年来在上海大量人员、物资流动的需求上，陆路交通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而一直以四通八达的河港交通水系相联结的上海，各条河流汊港作为交通的动脉，成为全市重要的流通渠道。故在水系之旁，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镇边，许多的集贸乡镇孕育而生，随之而来的大量佛寺也建在了水系之旁，且多数开有面向河流的山门，接引从水路而来的各地香客信众。至今现存且仍保留有这种临水而建特征的佛寺有：宝山寺、五龙禅寺、碧云净院、广福寺、法会庵、定慧庵等。

二、佛寺建设资金雄厚且多数来源于民间。与中国历朝大都市或者州府县治的名城不同，上海的形成是从海边小村逐步凭其长江、太湖人海口的地理优势自然形成的新兴城市，所以他并不具有北京、南京这些历朝古都帝王官宦人家居多的特点，而是聚集着一大批通过商贸活动赢利而成的商贾巨富。通过与海外和国内经贸活动的运作，上海作为沿海商业贸易城市，聚合着大量的财富和人才。因此，上海的佛寺多为商人或者民间资金捐资兴建，除了吴王孙权在三国时始建的几家外，几乎没有官办或者是敕建的寺院。同时由于物质方面的富足，江南地区在精神需求方面更受百姓重视，为祈求出海商贸安全、或者早日财源广进，许多民间资本均积极投入到建寺院积功德中来，所以上海的佛寺资金来源雄厚，庙塔殿堂辉煌。

三、佛寺中引领文化、开创先河的特征明显。江南地区多文少武，从华亭的“云间二陆”起，上海即以盛产状元进士、文人墨客而闻名。作为儒家文化与佛家文化的结合，大量的文人雅士进入佛寺修行或者乐于结交方外，使上海的佛寺在文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佛寺中的僧人能文擅画者“比比皆是”，胸怀天下者“藏龙卧虎”。龙华寺、玉佛寺、静安寺、圆津禅院等均以经常聚集能诗会画者而出名，更是收藏有历代大量的书画名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起上海成为了全国佛教界的中心。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元代起在首都所建的僧录司管理全国佛寺的格局被打破。民国时期，上海高僧云集、资金富足、文化底蕴雄厚，所以上海成为了全国佛教界的中心，亦开创了许多文化先河。民国元年(1912)十月，国内首创的《佛学丛报》在上海发刊，此后上海的佛教杂志大量涌现。民国三年(1914)九月，中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此后，中华佛教总会，首个居士团体上海佛教居士林，首个全国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先后在上海成立，且这些组织均在上海常驻办公。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上海很可能会延续此盛况，成为全国的佛教文化之都。

尽管上海的佛教寺院发展有其如此辉煌的历史和诸多精彩的故事，但上海尚没有将这些历史系统地加以记录和整理汇集。为此，作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本地人，因缘际会，有感于上海的佛寺文化之璀璨，在继2012年完成《北京百家佛寺寻踪》一书的出版之后，发愿为家乡的百家佛寺作文为记。五年来通过亲历走访，保存了那些即将逝去的回忆；通过浏览史志，核证了那些尘埃封存的历史，最终辑录成这本《上海百家佛寺觅影》呈现给大家，希望能为上海的文化建设增添一丝细痕。

《上海百家佛寺觅影》收录了截止于2012年5月，位于上海现16个区、1个崇明县，共17个区县的一百家佛寺。这一百家佛寺均以历史的发展为切人点，集中了有关其传承的各府县旧志的记载文字和相关传说予以辨析，结合现存佛寺的状况加以记录，这百家佛寺均有建筑和史迹可寻，此书也是对2l世纪初期上海现存佛寺的一次全面档案式记载。书内共收存了历时五年，亲临实地拍摄的2008年至2012年间一百家佛寺的真实影像照片共计600多张。在百家佛寺中特别保留了因塔存而名存的兴圣教寺、普照教寺和澄照禅院，以及有百年银杏的长寿禅寺、观音堂等诸寺。此外，将药师殿并入吴兴寺；万寿塔院并入宝庆寺；惜福别院并入曹王禅寺而为之记，还在弥陀院、五龙禅寺、颐浩禅寺篇内归并收录了已登记的觉莲净苑、三佛讲堂、胥浦庙、杨震庙、总管庙等五家佛寺基本资料，所以本书共可查寻到上海现存的108家佛寺资料，涵盖了上海现在所存的有历史记录和有迹可寻的全部佛寺。

无独有偶，与本书姊妹篇《北京百家佛寺寻踪》相同，本书收录的上海百家佛寺在9个市区(含浦东新区)内的36家，其中黄浦区、静安区各3家，普陀区、徐汇区、虹口区、杨浦区各2家，长宁区、闸北区各1家，浦东新区20家。在八个郊区(县)的佛寺64家，其中闵行区5家，宝山区4家，嘉定区7家，青浦区10家，松江区11家，奉贤区9家，金山区5家，崇明县13家。市郊两部分合计恰为百家。从百家佛寺的名称来看，共计有62寺、24庵、3堂、7院，寺庵堂院合计为96家，另外4家分别为沉香阁、万佛阁、下海庙和佛教居士林。此外，这百家佛寺主体中属于僧寺的66家，属尼庵的33家。

为不影响各家佛寺章节的完整性，本书有百纳文补白，加人了屹立在上海的18座佛塔，以“十八浮屠佑海上”为题逐一介绍。经过对上海各塔的亲历考察，存照为证，论证出上海现实际拥有纯佛塔18座(古塔10座，新塔8座)，这18座佛塔是按单体高度在13米以上，具有塔基，呈独立形制的宝塔型佛教专门建筑来计算的，其中古塔(即民国以前建造的)10座：按建成年代排序是龙华寺塔、松江延寿寺李塔、青浦吉云禅寺青龙塔、青浦澄照禅院泖塔、松江佘山秀道者塔、松江天马山护珠塔、松江兴圣教寺方塔、松江西林禅寺圆应塔、金山松隐禅寺华严塔、崇明寿安寺镇海塔；新塔(建国以后建造的)8座：按建成年代排序是金山性觉寺九品莲花塔、浦东潮音庵报恩塔、奉贤保境禅寺万佛塔、真如寺塔、闵行七宝教寺塔、嘉定菩提禅寺永安塔、静安寺金刚宝座塔和东海观音寺观音塔。这18座佛塔犹如18位罗汉护卫在上海的全境，同时亦见证了上海佛寺变迁的辉煌始末。

上海百家佛寺中最早的从三国时代吴赤乌年间(238—250)起始建，最迟的建于公元2012年，上下一千八百年历史见证了上海从无到有，从沼泽荒旷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演变过程，中间也夹杂着多少朝代更替的沧桑，多少江南儿女的喜怒哀乐，多少岁月轮回的变迁洗礼。这些传奇故事证明了上海作为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除了有高楼林立外，还有其悠久而又丰富的文化底蕴，相信上海佛教寺院的发展史还将随着上海日新月异的建设继续繁荣向前，但作为2012年记载上海佛寺的一个断代研究，这本《上海百家佛寺觅影》将永久地将这百家佛寺和18座佛塔此刻的踪影记录定格在这本书中，留待后人研究与细细品味。

愿上海的佛寺历史文化万古长青，中华文化的璀璨万古流芳！

更愿上海的城市发展欣欣向荣，愿祖国开创出中华盛世之未来！

善无畏于上海宝兰轩

二○一二年五月十三日

继2012年初出版了《北京百家佛寺寻踪》之后，第二本记录中华文化悠久历史、佛寺发展璀璨文明的拙作终于收笔了。如果说六年前从一开始为北京的佛寺作记为传的目的，是因自己旅游和摄影的爱好，为整理一本有纪念价值的书籍的话，那么今天历经走访艰辛、查史艰难、毅志考验等诸多挑战，遍访二百家佛寺现址与遗迹后，再来看写这本书的意义，已经随着自己在岁月的磨练、人生的风浪中，有所感叹和觉悟，而最终回归到思考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以何屹立于世？我们常为中华的五千年文明而骄傲，无论在汉族统治时期，还是在少数民族的政权下，中华文明均以其包容天下、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特质教化国人，因此她历经千年存在并强大着。而现今社会，科技虽发达，但不少人追求浮华、放弃根本而克隆西方，特别是以现世主义用金钱堆积和仿效他国文明与物质繁华，却恰恰丢失了用精神和文化维系的中华本土文明之本源。特别是当现在物质文明已上升到一定阶段，如果我们贪图这种不讲精神内核的急功近利，不仅有愧于列祖列宗，而且也会失去传承中华文明道德礼义的核心价值。文化是我们国家始终能够屹立并且称雄于世的精神内涵。

第二个问题是人生在世为何而来？个人求发展求成功是对的，但是现今社会由于道德和教育体系的礼崩乐坏，更多的人树立了人生在世只为自己求发展，不为他人谋福利的人生观，因此升官、发财成为了人生的终极目标，为达此目的可以无视良心、不顾礼义廉耻地牺牲他人，甚至无恶不作。这样的人生即使当你通过种种卑劣竞争而位居高位或家财万贯，你的良心也必将会在你离开这个世界时遭到谴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人们不会因为官大或者钱多而记住了古时上海的某朝知县或者某位富翁，但人们却始终在史籍和民谣中传颂着那些舍己为人、关爱乡里的善行高士；记载着那些记录或创造出中华不朽文明的文学或建筑家，这些人在现世来看不能算名人，但恰恰是他们让人活于世的精神得到了传承。这是否证明了一个人只有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才是不朽和永恒的，而现代人如果通过追求一己之私而达到的所谓人生“顶点”其实却是毫无历史意义的过眼云烟罢了。  百家佛寺的文化洗礼，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有许多种活法，但你究竟选择哪一种思想境界，决定了你是得到短暂的幸福还是长久的安乐，是享受物质的满足还是精神的快乐的根本原因。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选择最终的快乐还是痛苦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事。

完成《上海百家佛寺觅影》对我而言就是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精神得到满足的开心事。这本书的诞生既让我为家乡上海的历史文化传承填补了一项佛寺发展史的空白，使后人能更好地记住在这片热土上曾经奋斗过的先贤乡人，同时也使我更觉悟了中华民族以何屹立于世，人生在世为何而来的终极命题，辅助我对今后的人生作出正确的选择。

最后，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邱德宝先生、母亲陈兰英女士以及妻子爱人，感谢他们在六年来对我走访各家佛寺和创作这本书无私的支持与参与，祝愿父母长寿康乐，家人平安幸福！感谢支持和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知己、亲友、同事、同学和师长们，你们所给我的精神鼓励、人生启发和哲学引导将使我受用终生！感谢为本书细心校对的周之兴先生，感谢为本书完成出版发挥关键作用的张伟生、顾鉴明、沈家卿、贾允河老师和顾悦、刘卫东、朱建华先生，是你们的善举成就了这本让先人言行得以保留传承，促今人精神得到辩证思考的“沧海一粟”。

历史还将延续，文明终将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幸福与痛苦的选择，先人已有判断，今人还将探索。真诚希望每个人活着能够有意义，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真正地繁荣昌盛！

善无畏于上海英德堂

壬辰年六月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