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未出席)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派项英到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随即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到苏区指导工作。“三人团”一到苏区便指责项英犯了错误，撤销了项英的职务，改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随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增。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随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时，毛泽东的职务是越来越高，但他的心情并不舒畅。在全苏一大前夕，“三人团”按照王明的指令，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毛泽东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不同意“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于是，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三人团”还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名义及其组织，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当选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当选为副主席。
赣南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又病倒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到瑞金东面的东华山休养。毛泽东此时虽心中不快，但并未消沉，他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书、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原来，在毛泽东上山之前，即193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命令红军攻占南昌、杭州、吉安，然后“威胁武汉”。当时刚刚进人苏区的周恩来(取代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遂复电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中央当即复电，仍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周恩来毕竟是苏区最高首长，他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由于毛泽东处于少数，他的意见在中央局会议上被否定了。
红军攻打赣州一月有余，久攻不克，损兵折将，不得不于1932年3月7日撤围。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一见项英请他下山，便猜出是为打赣州的事。他听项英介绍完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便把自己受打击的事忘到脑后，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毛泽东收拾好文件，当天便要冒雨下山。贺子珍劝他晚走一天，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跋涉，赶到红军集结地江口。在江口，毛泽东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认可了毛泽东不再攻打赣州的提议，但却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江口会议”之后，红军被编为三个军团，毛泽东被分配到林彪指挥的一军团“随军行动”。由于一军团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他实际上成了总指挥。以政府主席的他随红一军团出发后，便说服林彪、聂荣臻，改北进为东征；并经周恩来、朱德同意，向闽西、闽南进军。当时闽西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这是一支杂牌军，被人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拣弱的打。果然，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在闽西接连获大胜，从而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 正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时候，上海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电告苏区中央局，“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来电还指示苏区中央局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仍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后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苏区中央局才于8月初同意任命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样，毛泽东才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