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大师，一部狂人日记。冷眼写尽爱与耻，人性与罪责。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早上八九点，一个身穿睡衣的男子冲出房间，跑进巴黎高师的庭院，发狂地叫喊着：“我扼死了埃莱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旗手，被誉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作者路易·阿尔都塞)讲述了阿尔都塞的故事。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内容介绍：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早上八九点，一个身穿睡衣的男子冲出房间，跑进巴黎高师的庭院，发狂地叫喊着：“我扼死了埃莱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旗手，被誉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然而，所有的名誉与成就在这一天崩坍了——“阿尔都塞主义随着阿尔都塞一起死了”！而法院“不予起诉”的判决更引起了舆论的愤怒与声讨……

从悲剧发生到辞世的十年，阿尔都塞的晚年罕为人知。这部自传不仅深刻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更是凝结了哲学家整个人生的精粹：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试图从内部记录、反思自己的疯狂，既详析了自己的成长、学习与研究经历，亦描述了当时的巴黎高师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的作者是路易·阿尔都塞。

中文版序言

法文版序言

来日方长(1985年)

事实(1976年)

年表

考订性索引

译后记

请读者原谅我。这本小书，我首先是为我的朋友们写的，如果可能的话，也是为我自己。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理由。

在悲剧过去之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两位亲近的人(他们大概不是仅有的两位)曾经希望我不要得到不予起诉的裁决——这个裁决认可了在埃莱娜死后的那个星期里，在圣安娜进行的三项法医学鉴定——他们希望我在重罪法庭出庭。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由于病情严重(精神错乱、梦幻谵妄)，，我无法经受在公开审理程序中出庭。预审法官来访，也没能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另外，根据警察局长的命令，我被强制受到监护，不再拥有自由和公民权。我被剥夺了一切选择，实际，上是被卷人了一套我无法逃避的官方程序，对此我只有服从。

这套程序有其明显的好处：它可以保护被判定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被告。但它也隐藏着一些很可怕的弊病；而这是鲜为人知的。

的确，在经历过如此漫长的考验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理解我的那些女友啊！我说到考验的时候，指的不仅是我在被禁闭时的经历，而且是在那之后的经历。此外，如果我现在不亲自而且公开地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证词的话，那么还将包括我在有生之年被迫要经历的一切，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出于最好或最坏的感受，担着风险代我说话，或替我三缄其口！不予起诉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沉默的墓碑。

1981年2月出于对我宽待而宣布的这项不予起诉的命令，实际上可以归结到1838年版刑事诉讼法典中著名的第六十四条：尽管有过三十二次想要改革的尝试，但都不了了之，所以这一条款始终有效。四年前，在莫鲁瓦政府时期，一个委员会再次审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它触及了行政、司法和刑事的一整套权力机器，而后者又是同有关禁闭的知识、实践和精神病学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委员会没有再开会。看来它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实际上，自1838年起，刑法典就区别了两种相反的状态：一是罪犯在“疯癫”状态或“因强迫”而犯下其罪行的非责任状态，二是任何所谓“正常”人都可以被认定的、完全的责任状态。

责任状态开辟了通向常规程序的道路：在重罪法庭出庭，有对立的各方参加的公开辩论，其中包括以社会利益名义说话的检察官”、证人、公开表达意见的控辩双方律师，以及自己对事实作出个人解释的被告。具有公开性的整个这套程序的结束，是由陪审员进行秘密审议，他们公开表态赞成宣告无罪或是判处监禁，于是得到确认的罪犯便要遭受确定期限的牢狱之苦，他在那里被“认为”应该向社会偿还债务，从而“洗刷”自己的罪行。

相反，法律上合法的非责任状态中断了在重罪法庭公开对审的出庭程序。它事先就直接决定把杀人凶手禁闭在精神病院。这时罪犯同样“不能再危害”社会了，但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他被认为应该接受其“精神病”状态所必需的精神病学治疗。

如果在公开审判之后，杀人者被宣告无罪，他就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家去了(至少原则上如此：因为舆论可能见他被宣告无罪而愤愤不平，而他也可能感受到这一点。在这类丑闻中，总会有知情者的声音来取代公众的敌意)。

如果罪犯或杀人凶手被判处监禁或被禁闭在精神病院，那么他便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就监禁的情况而言，是一段依据法律确定的时间(如果减刑的话还能缩短)。就禁闭在精神病院的情况而言，则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还带有这样一种加重罪行时隋节：如果受到禁闭的杀人凶手被认为丧失了健全的判断力，因而丧失了作出决定的自由，他便可能失去法律人格，被警察局长托付给一位“监护人”(法律界人士)，由后者掌管他的签字事宜，以他的名义和身份行事。而另一个囚犯只是在“刑事”、上失去法律人格而已。

正由于杀人凶手或罪犯被认为对他自己(自杀)和对社会(重新犯罪)来说都同样是危险的，所以就通过把他要么关进监狱，要么关进精神病院的办法，使他不再造成危害。为了了解情况，我们不妨看一看，虽然近来有所进步，但许多精神病院仍然形同监狱，甚至还存在着各种安全或强制措施，专门对付“危险的”(烦躁和狂暴的)、病人。那里的深壕沟和铁丝网、有物理或化学作用的紧身衣，都会勾起人们可怕的记忆。这些强制措施往往比许多监狱还要恶劣。

一方面是监禁，另一方面是禁闭。我们看到这种条件上的相近在不明真相的公众舆论那里引起了某种一视同仁的看法，便不足为奇了。不管怎样，监禁或禁闭依然是对杀人行为的正常惩罚。除了紧急情况—-—一所谓急性的病例——是无可厚非的，住院对病人和医生都不无损害：它往往把病人变成了老病号，也迫使医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在那里，他被认为“假定了解”病人的一切，经常与病人处在令人焦虑的面对面关系中，更经常地，是用一种假装的无动于衷和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来主宰病人。P23-25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都塞是否属于“后现代”，俄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都塞生前写就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阡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我对这本书之所以有些兴趣，只是因为我同作者有过那次的一面之缘，而且这本书重在叙事，没有那么多深奥的新哲学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开会，有朋友说阿尔都塞提出很想见一位从中国来的中国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国人)。我于是“奉命”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来意很明确，就是想听听从本土访欧的中国人说说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很崇拜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这样伟大的哲学怎么会弄出个“文化大革命”那种荒唐的事来。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可惜我已记不起那长长的书题，而且连书也被我放到不知什么地方了；真有点对不起他。最后他很诚恳地说希望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法共与中国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党员。他说，他是最早看穿了“斯大林主义”的法共党员，因此不为当时的法共领导所容，被视为“异端”。后来法共也公开批判斯大林了，但是他的“异端”帽子却没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这次见面的两三年后，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听说他把年长八岁的妻子埃莱娜硬是用双手掐死了！这消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学家与“杀人犯”怎么连得起来！后来查出他当时是精神病发作时干出来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诉”，阿尔都塞随即被送进医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区的PLM旅馆，那条街虽然比不上繁华的街衢，倒也车水马龙，不料在旅馆背后竞有一条非常宁静而整洁的小街。那里有一片别墅般的园子，透过紧闭着的镂花铁门可以看得见园内的两排高高的杨树和一条长可二百米的小路，笔直地通向一座古朴的小楼。时值初冬，落叶散落在地上，略嫌几分凄清。这就是圣安娜精神病院，阿尔都塞生前不止一次住进这里。据说，福柯等人也住过。(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

阿尔都塞对于“不予起诉”并没有觉得丝毫宽慰，因为这反而剥夺了他辩白的机会。他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爱恋，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谁也容不得谁，相互折磨。阿尔都塞曾移情别恋，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着对方。他事后自述，，那天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他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他那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他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妻子已经咽了气。他惊恐万状，大叫：“我勒死了埃莱娜！”

阿尔都塞从1985年开始，在精神极度疲惫和痛苦中，着手写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盘托出的自传体“忏悔录”。他在“卷头语”申说，假如要受审，这本书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词。由于“不予起诉”，他又不愿意把自己包藏起来，所以决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难受的，这大概就是写这本书的用意。我匆匆看过，决定推荐给一家出版社，并邀请我的老友、北京大学教授蔡鸿滨先生做这本书的译者。

常说，人活一辈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他为什么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来，则更不容易。阿尔都塞是哲学家，照理脑子该当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壮，然而他却“清醒”到了违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极为扭曲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父亲像个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对待妻子和儿子十分粗鲁。母亲是个慈爱贤惠的传统女子，心里一直想念着死去的前夫——一阿尔都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儿子的名字，母亲爱他，实是交叠着对两个人的爱。因此，阿尔都塞自幼养成了“俄狄浦斯情结”，性格十分内向而又怪癖。

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影响了他的一生。步人社会后脑子里又充进了太多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信仰，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哲学家的“摇篮”，20世纪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于此。阿尔都塞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哲学教育，结识了从尼采到胡塞尔的哲学，结交了拉康、康吉兰、巴特、福柯等与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学者。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时期本来对教义笃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应征入伍，立马被德军俘获，在德国关了四年：战后，认识了参加“抵抗运动”的埃莱娜，被“爱情之箭”射中。正是在这时，在阿尔都塞的“天主教脑壳”里随着爱情渗进了“马克思主义”。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对于青年阿尔都塞，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如鱼与熊掌。后来合一取一，索性加人了法国共产党。

然而他很快地便发觉有些事不大对味儿。他是最早对于法共领导惟斯大林马首是瞻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例如，他发现当时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九国情报局”派来的代表，一个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颐指气使地对法共领导发号施令，连多列士总书记等人也不得不敬让他三分。

他因对许多事不解而苦恼：哲学说到底是政治，可是哲学和政治在现实中偏偏总是“两张皮”。于是他下决心要钻进马克思的“内心世界”里去观察马克思在观察外部世界时的“内心体验”。由此他成了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书名于世。阿尔都塞时而清醒，时而精神恍惚；清醒时钻哲学，迷糊时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时候。

看完这本《来日方长》，我的一个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学会“忏悔”的。“忏悔”就是勇于如实地剖析自己。同时对于别人真诚的自责，也不要苛责，因为谁都难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时期”。阿尔都塞写完这本书之后，肯定心情轻松了许多，平静了许多。他写道：

生活，尽管坎坷，仍然能够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觉上，我还是我……不管烦心的事是否即将过去，我自觉永远年轻。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释然地长出一口气：“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果然，他获得解脱后立即又投入紧张的哲学工作。不过他的身体已坏到了极点，还动了一次食道切除手术。以病废之身写了《偶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谈话录。他于1990年以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时年七十二岁。自从他勒死埃莱娜后，报刊评论一直包围着他。其中一家报纸用《疯癫，共产主义，爱情》的大字标题评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学家的脑子乱了套，以致用爱抚的手杀害了最亲近的人。

他死后，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鲍达埃尔把他的全部私人档案，连同大量未定稿，悉数捐赠给“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1992年4月，《来日方长》首版问世了；同年秋季，“阿尔都塞之友协会”成立。

阿尔都塞生命的最后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碍”最少的时期-但是，他解脱了，死神却逼近了。

1999年5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庚辰溽暑，鏖战三月，终于喻快、欣喜地译完这本小书。

先说为什么会感到愉快。几年来，陆续译过些托多罗夫、戈德曼、福柯、米歇尔·塞尔、利奥塔尔的理论著作，深为这些人的书里内容晦涩难懂、语言佶屈聱牙所苦；译时绞尽脑汁，伤透脑筋，译后却茫然若无所得。老友乐民嘱我译阿尔都塞的这本自传，起初我因心有余悸，仍有些迟疑，等粗略读过一遍原书之后，正如他所说，觉导“这本书重在叙事，是我能看懂的”，这才应承下来，翻译时也确实感到轻松愉快得多。当然书中有些章节译时也颇费斟酌，因为作者在叙事中既有“事实”和“幻觉”错综复杂的混合，也有“疯狂”和“理智”的摇摆不定，，另外还有些关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的联想阐释也极为费解，所以一边译，一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作者在写这本自传时是否抑郁症和谵妄症已彻底痊愈。不过仔细想想，这倒也在意料之电，否则阿尔都塞就不成其为阿尔都塞j阿尔都塞也就不成其为哲学家了。

更主要的还是欣喜的心情。要说欣喜，这话就长了，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四十年代后期，我和老友乐民还在中学读书。那时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像我们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些正义感，忧国忧民，胸中充满悲愤，但终归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不知怎么突发奇想，说将来我们一起写书，让另一位李姓同学开书店，出书售书。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搭钩”起誓，也没有“歃血”为盟，随着时间推移，加上世事变迁，这个愿望也渐渐被淡忘了。五十年代，我们先后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事部门，从事民间外交工作，跑遍世界五大洲，他自嘲说是。跑码头的”。我毕业后留在最高学府当了教书匠，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摸爬滚打，经受考验和锻炼。我们各自干的“行当”不同，不过都涉及一个“外”字，所以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有见面的机会，还有通信来往，可是“一起写书”的事早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那时候年轻人要想写书又谈何容易。我的老友在纪念李一氓同志的短文《潇洒氓公》中，曾回忆起五十年代初随一氓同志在一个国际组织工作；常驻国外，做些翻译、秘书之类的事，看到这位领导同志在工作之余，专注地根据宋、明底本校笺《花间集》，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就他自己来说，虽然喜欢读书，可是那时年轻人要“分配千什么就该只干什么，心不旁骛，才是忘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至于自己的种种爱好、兴趣，“赞之者宽厚地许以‘兴趣广泛’，责之者至少是斥之为‘不务正业”。我在学校里该可以读书习文了吧？其实不然，一来自己悟性不高，二来环境、气氛也不许可。那时没少学Ⅸ实践论》，也深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道理，可是学归学，真要实践一下，尝尝梨子的滋味到底是甜的还是酸的，那就有“业务第一”，“自专道路”、“名利思想”之嫌。-那时候，一扣上这几顶帽子，此“文化大革命”中的“臭老九”分量并不轻。那么在学校里所司何事呢？据说这所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于是阶级斗争便成了主课。“大批判”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于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舞台上，人人出场亮相，全武行，大开打，个个搞得灰头土脸，“洪洞县里没好人”，到这时人的自信心都没了，要想写书恐怕也难以搦管了。就这样，我虽然在外语系科工作，身边有许多知名的导师，图书馆有丰富的中外文藏书，却贻误良机，从没想过写什么，也不敢译佧么，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再往后，老友乐民在“大好形势”下，下放到农村去三餐吃白薯，到外省干校去劳动锻炼。我则在“开门办学”的名义下，随外语系师生到离京城百里之遥的山村分校去种大田、修果树、整河滩，教课成了“捎带手儿”的事。这时我们在彼此通信中，谁也想不起再提“一起写书”的事了。 改革开放，拨云见日。我的老友开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就斐然，屡有专著问世，而且将读书治学的心得汇集成集，以飨读者；我每见到他的新作总有一番惊喜，愿先睹为快。我自己也在联合国机构搞了几年文字工作，然后又回到学校一心一意地教课；“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业余时间也读点书，译、写约二三百万字，虽然做的都是三四十年前该做的事，但总算追回一点虚掷的宝贵时光，为文化事业作点绵薄贡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友嘱我译《来日方长》，并表示要为译本作序，我们终于“一起写书”了。世事沧桑，人莫能测，半个世纪的夙愿，两人均到古稀之年才得实现，为此快事，不是值得令人欣喜的吗？

最后，还要感谢老友陈君乐民的女儿陈丰，是她挽救了被搁置几年的本书译文，也要感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公司几位编辑，是他们代我们那位早已失散的老同学，帮助我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新中国开国大典时，我和乐民老友站在天安门西侧西三座门南边“自由观礼”，见到这位老同学走在群众游行队伍里，我们彼此打打招呼，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了。

如今陈君乐民已归道山，没能见到我们一起写的书，也不知那位同学今在何处，但愿他能见到半个多世纪前同窗旧友搞成的这本小书。

蔡鸿滨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