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之花”出自20世纪20年代一位烈士给家人的绝笔信。这位烈士为浙江上虞人氏，原名叶天瑞，后改名叶天底（1898—1928），他是本书中亮相的第一位“主义男”。

由王旭烽编著的《主义之花》涉及的革命女子，几乎都是与男儿有着非凡情感经历的女子，我也把我的叙述重点放在她们的情感经历上。

《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性如花的品貌之外，也还因为革命那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的禀赋，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王义钢铁意志之闻柔韧的连接，因而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阴柔的美感。

《主义之花》由王旭烽编著。

序言　且随我追访湖山芳魂

第一章　点燃星火的异国女神

　克拉拉·蔡特金——康乃馨

　茅德·冈　苹果花

　罗莎·卢森堡——玫瑰花

第二章　秋雨秋风愁煞人

　秋瑾——菊花

　吴芝瑛——杨柳花

　徐自华、徐蕴华——栀子花

第三章　侠女风流

　尹锐志、尹维峻——木棉花

　小风仙——风仙花

第四章　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王会悟　菱花

　杨之华　白玉兰

第五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陈馥——蒲公英

　陈维真——芍药花

　陈修良——牡丹花

第六章　祭坛下的血泪花

　姚瑞莲——莲花

　胡焦琴——杜鹃花

　童润蕉——紫荆花

第七章　神秘的红色女间谍

　吴先清——紫罗兰

第八章　三个红军女战士

　金维映——珊瑚花

　张琴秋——骆驼草花

　周月林——勿忘我

第九章　爱情高于一切

　安志洁——忍冬花

第十章　五月的鲜花开追了原野

　陈学昭——文殊兰

　茅丽瑛——桃花

　朱凡——芦苇花

　郑明德——太阳花

　左克——远志花

　李敏——百合花

第十一章　黎明前的星辰

　刘大娘——断肠草

　陈琏——水仙花

　林维雁——山茶花

第十二章　潜伏者归来

　朱枫——梅花

尾声　百折千回流到海

后记　她们在哪里

克拉拉·蔡特金——康乃馨

我本想描述的是东海之滨土生土长的革命之花，但我却先得从原产于欧洲的康乃馨开始说起。这献给母亲的花儿，宛若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那慈祥的笑容和丰满的身形——我相信其中装满了取之不尽的革命母性。没有什么花儿比康乃馨更能够代表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的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了。

1857年，德国萨克森州莱比锡市附近一个叫维德劳的小山村中，一个小姑娘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克拉拉·艾斯内。几十年之后，以她为代表倡议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全球女性从此共有了自己的节日。正是这个节日，将全世界的女性与自身解放结合在了一起。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国际妇女运动先驱、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些头衔听上去如雷贯耳，可她的父亲哥特弗里德·艾斯内只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乡村小学教师兼教堂风琴师。倒是母亲约塞芬·维塔勒的家世还有点儿来头，她的父亲曾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侍卫官。1855年，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结婚，克拉拉是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尤其爱读父亲珍藏的两本叙述瑞士和法国革命的禁书。介绍克拉拉生平的人往往会注上这么一笔：童年时代的她已经懂得“一个人必须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生命”，以此证明她后来何以成为革命伟人的。可在我看来，准确地说，此时的克拉拉应该只是深受其担任教堂风琴师的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宗教生活，使她对信仰本身有着一种非比寻常的迷恋。

1872年，克拉拉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莱比锡市，理由很简单，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的莱比锡市不仅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年轻的克拉拉很快就进入了由德国女权运动领导人施密特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参与了女权主义活动，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

所谓“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在我想来，首先便是从接触了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男子开始的吧。伟大的革命先驱，其精神火种来源于与她最亲密的异性——引导克拉拉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正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

比克拉拉大五岁的奥西普·蔡特金出身于俄国敖德萨富人之家，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抗沙皇统治的活动，受当局追捕而流亡德国，后在莱比锡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克拉拉正是在读书期间通过俄国同学与奥西普相识的。

究竟是因为她被他的博学和革命经历所吸引，还是因为他那浑身散发着烟草味的男性魅力，使她对革命有了强烈的向往。总之，1878年将毕业时，二十一岁的克拉拉已经飞快地越过了解放自身的精神历程，投入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

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信仰选择，不但使她和作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师长们背道而驰，也让她和一心想将她培养成教师的母亲决裂了。

当年10月，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颁布了“非常法令”，克拉拉的心上人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一对革命情人被迫分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这是青年毛泽东在与杨开慧为革命而分别时写下的情诗，不承想这种境况竟然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然而分别不但没有冷却克拉拉的热情，时间反而证实了他们永恒的情感。三年之后的1881年，克拉拉正式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过一年，1882年，热情似火、意志如钢的德国姑娘克拉拉离开祖国去找她的白马王子了。她先后寻觅至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最后在法国蒙马特尔贫民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革命伴侣奥西普。

重逢之日便是他们的结婚之时。克拉拉和奥西普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保留克拉拉的德国国籍，以便将来能顺利回德国革命，他们甚至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有办理。因为，依照法律，一个女人要与外国人结婚就得改变自己的国籍。

那么，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神圣庄严的教堂婚礼，那些婚纱、戒指、宣誓和神父，还有“我愿意”和“我愿意”，都和这对革命青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对克拉拧而言，唯一作为其爱情佐证的便是奥西普的姓一一蔡特金。从此，克拉拉·艾斯内消失，克拉拉·蔡特金诞生。

革命加婚姻的生活竟然只有短短的七年。1889年1月，奥西普去世，人们开始把克拉拉直接称为蔡特金。现在我们知道了，蔡特金这个不朽的名字，实际上来自一位俄国革命者奥西普，也就是克拉拉·艾斯内的丈夫。

1907年，年届半百的克拉拉·蔡特金当选为国际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三年之后的191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被世人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主持起草了《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其中说：“各国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的筹备。”

三八国际妇女节就这样诞生了！

晚年的蔡特金是在她丈夫的祖国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度过的。中国姑娘陈修良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教育时，革命老奶奶蔡特金就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1932年，蔡特金最后一次从莫斯科奔赴祖国德国的首都柏林，主持德国国会开幕式。当时的德国，法西斯势力非常猖獗，有人甚至公开扬言，如果蔡特金敢来主持大会就把她当场杀死。七十五岁的蔡特金不曾被吓倒，国会开幕式开场的最后一次铃声刚刚结束，蔡特金便走上了主席台。她说，在这样反动的国会上，她必须喊出劳动人民的声音。P10-12

且随我遍访湖山芳魂

家在西子湖，常于湖畔徜徉，遍访湖山芳魂。西泠桥北是吟诵过“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的苏小小，西泠桥南是“鉴湖女侠”秋瑾。独立桥中，左右预盼，此一对浙江女儿，如湖上双璧，滋养我心。

正在撰写着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主义之花》，是眺望着秋瑾墓书写而成的。如果说与上一部作品《家国书》有什么渊源的话，应该说前书描绘了浙东四大家族群像，构成百年家国意象；而本书则勾勒近现代如星辰般的浙江革命女儿，企望排布成深远迷人的星空。两部书就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姊妹篇，延续着多年来我一直思考、书写着的主题——信仰与人。

二十年前，我有过一次走读浙江的机会。正是那次，我接触到了一些非凡的浙江女性，她们成为我撰写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行》中的女主角。她们中一些人的性格、生活细节、感情经历，后来散落在我的“茶人三部曲”中，演绎为小说的内容。

十八年后，因为重走我母亲家族所栖居的浙东山水，在萌生撰写纪实文学作品《家国书》之际，那些女子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对她们的叙述不够充分，犹如速写，寥寥数笔，虽也传神，毕竟少其血肉，难睹风采。因此，在《家国书》所能涉及的范围内，我对她们的人生历程又作了一番梳理。

因了《家国书》的出版，自以为长达二十年的这一主题写作可告一段落了。不曾想到，那内在的呼应竟会如此绵长，以至于今天我将浙江革命女儿的如花生命构成了本书的全部内容。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时，浙人居多。浙江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而在浙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中，女性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浙江女儿给人的印象温柔婉约，娴静有加，但还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主义与信仰交织着青春、爱情与鲜血，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气质，组合成绚烂夺目的群像。

而对这样一组群像的叙述，当以1907年7月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的牺牲为节点——同年8月，浙东宁波城，十九岁的少妇陈馥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一个便是卓越的女共产党人陈修良。

在中国革命史上，陈修良称得上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她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等职。

将近一个世纪，她与她的家族的革命经历，犹如一串珍珠中的链索，串起了如珍珠般的浙江女性革命者，又如主干丰满的大树，托起多少革命之花，络绎不绝地开放在血染的枝头，形成本书鲜花盛开的大格局。

本书涉及的革命女子，几乎都是与男儿有着非凡情感经历的女子，我也把我的叙述重点放在她们的情感经历上。

或许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已然构成一个悖论：如果你是一位女革命者，那么你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具备了完善特质的女子呢？你的内质定然是男性的，你仿佛就是徒有女子外表的男子。试想，有谁不以为革命是雄性的！

我现在想要探究的却是这样一个“主义而又女性”的命题：她们固然是主义的，但她们更是鲜花，是主义的内质与鲜花的外在，是最激烈的真与最温柔的美的合二为一。诚如一位诗人所吟诵的那样：“她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她的爱就像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虽然，这是一部以革命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但没有男性的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构不成女性的。因此，本书中的男性也是作为主角登场的，我们甚至可以从这部书的书名中看到男性的身影。

“主义之花”出自20世纪20年代一位烈士给家人的绝笔信。这位烈士为浙江上虞人氏，原名叶天瑞，后改名叶天底（1898—1928），他是本书中亮相的第一位“主义男”。

倘若不是1920年发生在杭州的“一师风潮”，倘若不是在“一师风潮”中军警照准叶天底鼻子给的那一枪托，那么，浙江上虞谢家桥出生的青年会不会从画家叶天瑞变成革命家叶天底呢？能书会画工诗擅文的叶天底是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的挚友，西泠印社闻名一时的青年画家，曾经是那种特别具有江南才子特质的小布尔乔亚。他何以没有成为徐志摩，也没有成为丰子恺，最终却以被放在门板上抬赴刑场的结局而终结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短暂人生呢？

当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请愿的时候，李叔同已经在虎跑出家，叶天底还偶尔去老师那里讨教人生与艺术问题，可知那时的叶天底还是个安分守己埋在人堆里的好学生。直到“一师风潮”闹大，叶天底奋不顾身冲到前面，责骂警方无理，不料那一枪托竟打得他鼻青脸肿，满面鲜血，晕倒在地。醒来后，叶天底大叫：“打倒军阀！”从此真正革命了。

艺术家常有激越的叛逆精神。他的同乡、“一师”校长经亨颐及他的老师“四大金刚”纷纷辞职，使得许多学生也下了离开“一师”的决心。和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一样，叶天底是在毕业前一个学期走的，他不要那张文凭了。

1920年夏天，叶天底由“一师”“四大金刚”之一陈望道推荐到《新青年》工作，也正是此时，他结识了同样对琴棋书画颇为精通的沈玄庐。叶、沈、陈三人相处甚好，沈玄庐曾赠叶天底《竹石图》一幅，陈望道题诗日：“石压笋，笋斜出，搬开大石头，新竹根笔头直。”叶天底画过一幅《捉蟹图》，沈玄庐在上面题了陈望道的诗：“钳断稻草根，来吃现成稻。成群结队由你们横行，把便宜事都占尽了……”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叶天底还写过一些缠绵悱恻的白话诗，而且很是先锋，拿到今天来看也是现代派：“在阴湿的破墙角的断砖上，偶然瞥见了蜗牛行过，一条银色的痕迹……空留着梦样的杨柳了。好冥暗的西湖啊……脸儿紧贴着腻软的小颊，沉醉着乳花香的一个独身者……”

也就在此时，叶天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22日，叶天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创始者之一。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可怕的先天性麻风病症状从他体内显现出来，他不能与王一飞、俞秀松、梁柏台一起去苏联投身革命了，只得回家养病。

如此可怕的疾病，不但没有使叶天底崩溃，反而点燃了他生命的熊熊烈火，可以说他从此是名副其实地拼了命地革命了。

病好一些后，叶天底去了经亨颐出任校长的上虞春晖中学。曾被誉为“纯粹艺术家”的叶天底依然画画，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不是为人生而艺术，而是为革命而艺术，以期“做革命器具”了。1923年，经瞿秋A、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成为中共苏州和上虞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参加组织了著名的浙东暴动。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全身浮肿，毛发脱落，甚至不能走动，但他的威望在浙东一带却如日中天。世界麻风病史上罕有这样的病人：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捉毒蛇为他们敬仰的叶先生治病，敌人来抓捕他时他们抬着轿子载着叶先生漫山遍野地躲避。只要一有机会，嗓音嘶哑、面容变形的革命家就在穷苦人中间出现。这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像圣徒一样播种他的信仰。他的家人在他的病尚未全面发作时劝他娶妻生子，被他拒绝了。除了不想拖累他人、贻害后代之外，还因年轻的画家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当他知道心爱的姑娘同时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时，写信给姑娘说：“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和××两人之间而不安宁，我决不因××爱你而起嫉妒，而起不安，而起狭隘的心意。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勇敢地实现着我的信条，我确信，真正的爱里面只有成功，没有牺牲和失败。凡是真正爱你的人，决不会强爱人之爱而使之苦痛的。”

这是一个有着天使般灵魂的共产主义信仰者。1927年底，叶天底被捕，他是坐在箩筐中被抬上囚车的。敌人抬着他在前面走，两三百个百姓跟在后面哭。敌人把他送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已经成为国民党极右派的沈玄庐希望他从前的朋友能悔过自首，而监狱当局又以治病游说他，只要他承认以前走错了路，马上释放他。后来干脆把他假释，让他住到杭州一个亲戚家养病。他则对亲戚说：“天底相信共产党，故加入共产党。谁要是说一句劝我自首的话，就是对我的侮辱，我决不认这个亲戚。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我不免一死，早已准备好了。”

无可奈何，当局只得重新把他关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遗书：“我绝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意跪着生，情愿站着死……忠实的同志不要以我死而灰心，继续奋斗。”

1928年2月8日，被放在门板上抬往刑场的叶天底奋力支撑起半个身子，高呼口号就义。他的母亲至死也不知儿子已这样死去，逢年过节总要在桌上摆一副碗筷，默默祈祷儿子平安。

以这样一位革命者的故事作为本书开场，以这样一位男儿的遗言“主义之花”作为本书书名，是要说明主义乃是超越性别的。“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性如花的品貌之外，也还因为革命那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的禀赋。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因而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韵、阴柔的美感。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句出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罗莎·卢森堡之口的关于革命与女性的格言，究竟出自何时何处何种境况之下？尽管多方探寻，此刻的我依然不得而知。请问罗莎·卢森堡在天之灵：为什么大街上只有一个革命者时，那个人必定就是女性呢？因为女性是具有母性的人吗？因为女革命者保护革命犹如保护自己的儿女，这里除了理想、情感，甚至还有本能吗？因为在女性的天性中，包含着天然的革命性吗？因为具备了柔韧的忠诚，因此便有了情爱般的追随——女革命者是将革命当做爱人来毕生忠诚、为革命而牺牲的吗？

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女人是追随男人的。而近现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如我写到的那一群，有时候，你真的难以判断，她们是想要通过主义来追随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是想要通过男人来追随她们所爱的主义，抑或想要通过主义来爱自己、解放自己，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她们在哪里

西子湖畔，玉兰花开过了，茶花开过了，紫藤花开过了，桃花开过了，月季花开过了，而杜鹃花此刻正在孤山脚下的秋瑾墓前盛放。

我在窗前想念着她们。案前点上了一盏普洱茶，茶是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寄来的，赠者为当年珍藏李敏烈士一绺青丝的王甸老人。

清明前夕，我捧着这罐珍贵的普洱茶，带上我珍藏的两只龙泉青瓷盏，由我的学生、曾经专访过王甸老人的黄溪鸿陪同，专程来到宁波市鄞州区樟水镇樟村李敏等烈士当年的就义之处及修葺一新的李敏烈士墓前。宁波市鄞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娟女士在那里等候着我们。

1944年12月11日，四明特办、鄞奉县办事处和新四军浙东纵队为悼念李敏、徐婴、袁春妍、胡公民等烈士，在鄞西樟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将烈士的灵柩安葬在现在的鄞州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南首。新中国成立后，烈士的灵柩移葬至陵园正中的墓穴内。如今，这座从1951年开始建造的烈士陵园几经整修扩建，又是一番新景象。

鄞州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中，矗立着黑色底座、白色塔身的纪念塔，象征着光明冲破黑暗。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塔高44.12米，是纪念烈士们隆重入土的那年那月——1944年12月。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展示了李敏当年住所的原貌：睡过的木床，用过的煤油灯，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她在启明小学教书时用的备课本，上面记录了教学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鸡，一啼天色就变亮，叫做‘光明’。”

纪念馆内的巨幅油画再现了当年李敏就义时的情景，油画前方，陈列着当年她被绑的那根木柱。

我们一行人为李敏烈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清明茶祭，用的正是王甸老人赠送的那罐普洱茶。也许，我们算是李敏烈士新修墓的最早一批祭奠者了。大批的祭奠者将在第二天到达，届时，这里将举行隆重的纪念革命先烈活动。

当我将两杯茶冲泡好，端放在烈士墓前时，心里有这样一个愿望：这对当年的红色恋人，天人永隔一个花甲了。如今，愿他们的心灵能够在一起，共品一杯和平之茶吧。

在烈士墓前拨通了王甸老人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王老的女儿，她说父亲因为哮喘病正在楼上休息，恐怕不能够接电话了。我们自然表示理解，正待请她转告我们这里的祭奠一事时，王老竟然听到了，主动接过了电话。当我们告诉他，此刻我们正在李敏烈士的墓前，用他赠送的茶叶祭奠先烈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啊……”

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些年来，每年清明之前，他们都会收到来自云南的王甸老人寄来的花圈款项。由于年老体弱，他无法从遥远的西南边陲赶来祭奠，只能委托陵园代为扫墓。陵园方面无比感动之余，再三请王甸老人不必再寄买花圈的钱，他们会帮助他了却年年清明的心事。王老却说：“这是万万不行的。”我闻之也为王老的深情而感动。

告别烈士墓，将那两杯青瓷盏盛泡的普洱茶留在了墓前。待我们渐行渐远，回头看，李敏烈士墓嵌进了众多烈士墓之中，那两盏香茶，竟然就成了青青的、小小的一点……

此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姨妈。六十多年前，我的母亲身着月白色旗袍，穿过百里坟场，投奔革命之际，姨妈因为已有孩子无法同行，她扯下被单做成衬衣，支持姐姐投奔革命。如今，姨妈已驾鹤西去，而母亲亦垂垂老矣，我无法想象她们年轻时的激情——或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激情是靠燃烧的岁月获得的，它是无法靠想象得来的。

那些如花的生命今在何处？行文至此，踱步南窗下，一枝幽兰报信；万紫千红的春天，已经迎来了万物茂盛的初夏。

2011年5月7日

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女人是追随男人的。而近现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如我写到的那一群，有时候，你真的难以判断，她们是因为想要通过主义来追随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是想要通过男人来追随她们所爱的主义，抑或想要通过主义来爱自己、解放自己，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王旭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