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明编著的这本《踏着父兄的足迹》以叙事性手法,歌颂了了阿英(钱小惠之父)、钱毅(钱小惠之兄)、钱小惠父子两代三人在中国工人阶级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卓越贡献。“二七”,是这个铁路大厂的灵魂,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钱小惠把根扎在了二七厂,暑去寒来,度过了整整25个春秋。钱小惠的笔从没有离开过二七厂,他创作了大量关于二七厂和二七工人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出版与二七厂有关的剧本、著作多部。钱小惠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二七厂,奉献给了二七工人。本书记录了钱小惠这位铁路作家扎根基层,深入生活,创作出大量充满工人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塑造了大量鲜活的优秀工人生产者的光辉形象。本书还描写了二七机车车辆厂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
钱小惠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父亲钱杏邨(阿英)是现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哥哥钱毅是新华社特派记者、革命烈士,他十三岁参加新四军,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
由著名作家袁鹰作序的《踏着父兄的足迹》一书,以生动的笔触、翔实的资料和珍贵的图片,描绘了钱小惠几十年扎根铁路工厂、创作出一批工业题材作品的闪光足迹;展现了两代作家坚定信仰追求、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品格;披露了军旅作家魏巍、老红军黄英夫和老八路向守富结缘铁路鲜为人知的故事……
《踏着父兄的足迹》由王义明编写。
钱小惠与跟他一样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工厂领导袁可辛、陈平、陈度、黄英夫、向守富、吴文彬、高晓亭、孙运来、崔凤江……他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帮助。这些领导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他们当中有的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厂长黄英夫,11岁参军,与红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小鬼”之一。在战斗途中,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关怀;厂长向守富是一等伤残军人,14岁参加红军,15岁入党,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62团团长。参加山西娘子关战斗,他冲锋在前,不幸负伤,失去右臂。黄英夫和向守富都担任过二七厂的厂长,讲起话来铿锵有力,指挥生产军令如山,为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恢复生产、成长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共同的军旅生涯使钱小惠对这两位厂长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95年,他写下了反映黄英夫厂长经历的报告文学《赤子之心》。第二年以黄英夫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创作了电影小说《红小鬼》,出版了纪实文学《山花烂漫》。2009年1月,又出版了《山花烂漫》的姊妹篇——长篇纪实文学《岁月如歌》。
黄英夫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龙台血战、百团大战。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新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的开创者之一。从1947年到1960年,他先后担任石家庄车辆厂党总支副书记和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长。《岁月如歌》描写了黄英夫在北京市工业战线和北京武警部队的历程。1960年他离开铁路,任北京重型机械厂厂长,1965年任北京市机械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5年任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基建工程兵指挥部主任兼政委、党委书记。在担任基建工程兵领导期间,指挥部队参加了修建北二环地铁,完成了总政大剧院、西单商场、亚洲疗养院及一些居民楼的建设。《岁月如歌》是一部独树一帜的工业题材著作,是反映北京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珍贵史料。1983年2月,黄英夫调任北京市武警总队总队长,正军职军衔。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了部队组建初期基础差、底子薄等困难,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在军事、政治、后勤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开创性工作。担任全国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后,他坚决服从党委集体领导,积极抓好分管工作落实,重视加强调查研究,探索部队建设特点规律,为武警部队军事工作的建章立制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心系基层,情注官兵,为部队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深受广大官兵的敬重和爱戴。1993年7月,黄英夫离职休养。平时及病重住院期间,他坚持收听收看新闻,阅读理论书籍,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心党和部队的建设发展。他时刻不忘二七厂,如果身体允许,每年都要到厂里看一看,参观生产车间,看望老干部和老工人。不能去时也要通个电话。
钱小惠的这部著作在写作上颇具特色,除保持了细节生动、内容详实的特点外,又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视野开阔,大气磅礴’成功塑造了黄英夫和他的上级、部下等众多人物形象,正如钱小惠在《序言》中说:“这部书,就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记述下这个时代的变迁。”
P114-115
“工”字怎么写?
“工”字怎么写?
刚认识字的幼儿园大班孩子都会回答:一横,一竖,再一横,就是工人的“工”字。
老工人说得好: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中间一根笔直的腰杆,便是工人。
“工”字,就这么简单、容易。千千万万的工人,世世代代,就是凭那根挺直不弯的腰杆,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发挥智慧才能,舍得全身力气,创造财富,贡献给社会,成为国家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强暴面前不低头,在邪恶面前不屈服,保持民族的正气。这就是顶天立地大写的“工”字。
有些人高喊“为人民服务”,喊了几十年,其实并未真正为工人阶级做什么好事,忙来忙去,只是为自己的名位和小家族利益服务。可见,“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也还容易做到,最难的是中间那根笔直不弯的腰杆。
读《踏着父兄的足迹》,再一次温习钱小惠兄生活和写作的事迹,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工”字。
小惠兄生在文人世家,书香门第,并不是令常人羡慕的工人阶级出身。但是,他自从几十年前脱下军装,进入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后,大半生都同铁路工人在一起。吃的是工厂的饭,干的是工厂的活。结识了从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老工人到徒弟许许多多的“二七人”,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同他们一起干活,一起感受种种喜怒哀乐,一起经历种种风风雨雨。他可以随意敲开任何一家工友的门,同他们谈家长里短,他不是以工厂领导或者客人身份被热情招待,而是如同亲戚老友一样话家常。主人把他看作知心朋友,同他谈知心话,向他诉苦、发牢骚。《踏着父兄的足迹》详细而生动地记下这些动人的事迹,让我衷心地敬佩也深受感动。小惠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虚心求教,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自然能深切地感受“二七人”的精神和性格,而且融为一体了。我以为,这也是他能写出那些能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气质和灵魂的小说、传记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原因。
几十年里,响应“为工农兵服务”和“为工人阶级写作、表现工人阶级”号召的作家很多,也陆续出现写工人的小说、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和其他作品,受到读者的赞誉,成为当代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但我以为,像小惠兄这样大半生精力在工厂工作,以厂为家、为工人写作的人没有几位。他不是“下工厂体验生活”,而是长久地扎根在那里。不像有些人口口声声说“向工人学习”,而实际上只是为自己的写作搜集素材,找寻人物和故事,看到的只是环境和事件,从早到晚,辛辛苦苦,恰恰忽略了一切的主人一人,那个顶天立地、笔直腰杆的人。结果自然事倍功半甚至是入了宝山也空手而归了。
小惠兄于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情谊。他的令尊钱杏邮(阿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我生活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就读到他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剧本,也看到过由于伶等革命戏剧家领导的演出。后来就听说他带着子女去苏北抗日根据地,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在盐城、阜宁和我的家乡淮安等地战斗和工作过。
他的长子钱毅(小惠的长兄)参加编辑《盐阜大众》报,我曾听陈登科兄不止一次回忆年轻时在家乡涟水得到钱毅和《盐阜大众》的帮助和指导,一直难忘。钱毅在淮安石塘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宁死不屈,献出二十三岁的生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淮安人民永远记住这位在淮安土地上献出生命的年轻革命战士。小惠兄当时跟随父兄在苏北,小小年纪就学会用笔用画和木刻刀战斗,鼓舞战士和群众的斗志,揭露敌人的凶残。他的作品至今还留在淮安的史页上。作为淮安人,我一直深怀感激之情,因而拜读这本书,感到分外亲切。
从我书房的窗子,可以遥见西山八大处的峰峦,从雪白,到鹅黄,到翠绿,再到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季节的更替常让我感叹似水流年。于是,有时在饱看西山之后,便忆人,想事,念情,怀旧,从四时风物里聆听那曾经令我感动的问候。
2013年的新年又来了,隔窗眺望,山顶一层薄薄的积雪与白云相接,大地更显寥阔,思绪也如烟如缕,随之飘远。心之所思与目之所及相汇,我蓦然想起了作家钱小惠老师,他最近住到了八大处附近女儿的家,仔细读一读、写一写他,是我十多年前就萌生的一个愿望。说多少个“惭愧”都于事无补,关键是何时落下第一个字。于是,从那个新年起,我便从书架上取出有钱小惠老师亲笔题签的几本著作,又陆续搜集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一页一页地品读起来,同时将更多的业余时间交给了键盘,开始了近一年的采访、摘录和断断续续的写作。
《踏着父兄的足迹》在枫叶红了的时候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终于有了心思在灯下写这篇后记。尽管心中仍未消除忐忑,怕拙笔难描佳作,码出的文字可能像山顶薄薄的积雪一样浅显,但权当进行一次资料的整理,做一次工厂难忘时光的回忆,录下一段笔记,写出一份心得,也算了却了一个心愿,忐忑中又平添了几分欣慰。况且,认真地读一读气脉相承的阿英父子著作,对我而言,不啻于自学了内容丰富的一课,受益匪浅。
在多年的交往中,钱小惠带给我至深的感动和周边人交口称赞的口碑。对他无须用连串的溢美之词评价,只几个字就够了——一名共产党员。记住这个名字难吗?不难,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点都不难。可是,在惊涛骇浪的时候呢?面对名声利益,面对困难挫折,面对危情险境,面对屠刀枪口,人人都能牢记这个称号吗?现实证明——不一定。钱小惠和他的革命家庭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牢记,因为他们将“共产党员”视同生命。钱小惠“厚积薄发”的写作态度,“有容乃大”的处世胸怀,“无欲则刚”的做人品行,亦为师表。
感动,是我写作此书的唯一初衷。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同志的热情帮助:钱小惠同志多次接受采访,有时抱病审阅稿件,一字一句校对引文,并提供了多幅珍贵历史照片,有些照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大大增加了本书的资料价值和厚重感;曾在二七厂工作过的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泓同志,对书中涉及企业的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审阅把关,提出了指导意见,使表述力求恰当、准确,符合历史事实;二七厂老领导范国兴、赵恒山、王永进同志,回忆了与钱小惠一起工作的往事,对内容进行了补充,提供了照片资料。老书记范国兴同志,在患有腿疾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多次与我面谈修改事宜,发短信订正差错;我在工厂报社工作时的同事于文德同志,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寻找资料,校阅稿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中国铁道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惊喜的是,我仰慕的著名作家袁鹰同志,虚怀若谷,以九十高龄为本书撰写了精彩序言。这篇序言鞭辟入理,尽显作家人格、文格的大家风范,这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在此,一并向给予我热情、无私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为使读者更真切地领略两代父子作家的境界和文采,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故引用了一些作家本人著作或有关文章的段落精华。为避繁缛,恕不一一标列出处,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表达谢意。因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陈毅元帅有题红叶诗云:“请君隔年来,真红不枯槁。”钱小惠和他的战友,以及老一辈机车车辆工业建设者的精神品质,不正像一片真红的红叶吗!这片红叶汇入林海,装点山河,岁岁生发,永葆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