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中的“思想和创作”,才是本书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
笔者看来,“周作人与他的弟子”,是故事的叙述,但读者对这些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因而笔者实在没有讲述“周作人与他的弟子”的故事的兴致。已经有了钱理群、止庵两位的《周作人传》,即使还能发掘一些这两部传记偶尔忽略或没有深谈的史实甚至逸事,恐怕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史实的考察可以深入论述问题,比如本书对周作人40年代之所以“怀废名”、与沈启无发生的“破门”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实则论述周作人“下水”之后的思想特征,尤其是周作人已经意识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大局已定,他不免惶然、焦虑甚至心怀侥幸的复杂心态;他写作《怀废名》一文,心理极为微妙,亦极尽他所擅长的那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章之妙;而“破门”事件,与其说他绝不“宽容”,寸铁杀人,不如说他进退失据,不惜自毁其冲淡、闲适的形象塑造。“知人论世”,此之谓欤?
因此,研究的思路和本书的写作设计,仅仅是以“周作人与他的弟子”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或框架,主旨是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周作人与他的弟子”之“思想和创作”。
“思想”的讨论,其实就是研究、论述其人生的选择和文学的“趣味”,俗白的说法其实就是常规的“作家论”和“创作论”,丝毫没有玄学化、哲学化之形而上努力的奢望,也没有这个兴趣。人生的选择,关注的是周作人20年代末和30年代末这两个关键时刻及其前后的思想状况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是历史时空之中的具体的人与事,而不是什么“生命意识”“时间意识”“宇宙意识”之类。上文所谓的对周作人40年代之所以“怀废名”、与沈启无发生的“破门”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就是如此。
旨归在文学。即使讨论其“思想”,分析的是其人生的形式、趣味和选择,也没有脱离文学的讨论,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字之表述和文体之特征,考察其“思想”的实际内容和具体形态。周作人这样杰出的文章大家,他的散文极尽文章之妙,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修辞技巧,并且是大巧若拙。婉曲、反讽、典故、引用之类不论,即使直白的表述往往也绝不是“大白话”。他二三十年代小品文之于读者的审美之魅力尽在于此,令人低回不已;而他“下水”之后的文章也因此极具审美之魅惑,令人几或不知人间何世,无论魏晋者也。验之于周作人研究历史,我以为,周作人研究的难题乃至误解,不仅仅在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于其文章艺术之妙——作者的真实形象因为文字的审美表述而几如云山雾罩,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种审美文字的字里行间的显现,往往是极其隐微而迷离。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其卓识不仅在于他的深刻的理论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深刻把握和准确预见。关于小说,早在1920年,周作人就说:
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那是早在中国现代小说刚刚起步之际,周作人就如此提倡并准确地预见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并且我们完全也可以将这段话所谓的“形式有点特别”,作为鲁迅自谓其小说“格式的特别”之说的一个最为准确的笺。关于新诗,1926年,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说: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这是在周作人推荐出版的李金发《微雨》诗集问世的那一年引,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在20年代后期即将登场;周作人倡导并准确预见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和他肯定抒情小说一样,周作人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不仅理论贡献重大,而且是最早的倡导者。至于散文,从“五四”时期发表《美文》开始,到20年代末提倡“小品文”,周作人的理论贡献和他的创作成就一样重大,自不必说。P15-17
从开始写作本书,到今天写完“绪言”,已经五年过去了。犹记2010年春节南下回故乡与父母团聚,夜里在电脑上敲击键盘写作关于废名的那几章的情景。江南的寒冬,恐怕在中国算是最冷的,因为室内没有暖气,久坐伏案,愈觉寒气逼人,但心里是温暖的,因为亲情,因为对遥远北国客居之地的眷恋之情。时隔五年,这个春节又是在故乡度过的,父母身体依然康健,这是最大的宽慰;出版社催稿电邮不断,我却感到似乎时光重回,而没有时间紧迫的压力。然而毕竟世事沧桑,光阴流逝之中,已有悄然变化,思之令人惘然!当我重回北地,完成“绪言”之际,虽然心中充满从故乡带回的温暖亲情,却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寒冬。
实际写作时间其实很短,三年前就写完了主要的篇章。写作十分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我此前已经开始重新研究周作人,并陆续发表论文。没有及时出版的原因,在于我事先私自违反丛书规划,事后又对审稿的修改意见一直犹疑。感谢出版社的宽容,尤其是张前进先生的宽容和耐心,使我避免了违约之失,本书也得以按我原来写作设计的形式顺利出版。
没有及时出版,竟然因此有时间修改本书的部分章节,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现代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与文化》《现代中文学刊》《汉语言文学研究》等杂志,刊发的都是万字以上乃至将近四万字的长文,这里按发表时间再次感谢陈平原、解志熙、乔以钢、陈子善、孟庆澍诸位。《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等杂志曾先后全文转载,亦当再次感谢陈汉萍和程光炜、张洁宇诸位。弟子毕婧曾经帮忙核对资料、校对文字等工作,亦当感谢。
本书责任编辑吴韶明先生,春节假日还在抓紧时间审读书稿,改正文字错误,甚至细心核对引文,令人感动;其敬业精神,更令人敬重。 孩子高弥负笈美国留学,这是第二个春节没有回国,挂念不已!写作此书的几年,正是计划并操办他留学一切事宜的几年;一起申请护照、签证,机场送别十八岁的他第一次并且是只身去国,宛如昨日!孩子,你的学业、成长,远比爸爸的学术、工作更为重要!
2014年2月16日,深夜
绪言京派中的京派——一个文学史的命题,一种阐释周作人的方式
第一章 “出家”还是“在家”?——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人生选择
第二章 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第三章 《窗》:“人生之艺术化”与“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与周作人的人生与艺术的深刻思想共鸣
第四章 阐释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诗”——周作人和废名对“六朝文章”“晚唐诗”的特殊情怀
第五章 “梦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阐释
第六章 “怀废名”与叹知堂——周作人与废名1937年之后的师生情谊之分析
第七章 谢本师:“你也须要安静”——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第八章 书信中的故事——周作人与江绍原往来书札笺疏
第九章 一种别有意味的对话关系——任访秋古典文学研究与周作人影响之关系
第十章 哪里来?何处去?——周作人的“五四”文学观及其与俞平伯、废名之关系
第十一章 “言志”的苦心与文心——周作人1937年至1939年北平“苦住”期间创作之分析
第十二章 话里话外:1939年的周作人言论解读
后记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
……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人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这本由高恒文编写的《周作人与周门弟子》涉及周作人及其弟子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人的学术成就、文化传承及生平志业。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这本由高恒文编写的《周作人与周门弟子》是其中一册,涉及周作人及其弟子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人的学术成就、文化传承及生平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