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知识性、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它几乎涵盖了人类数千年来，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以及文学、舞蹈、服饰、工艺美术等等艺术领域的主要成果。驾驭如此丰富繁博的内容，这是我们在其他同类书里很难见到的。而且，房龙在谈论艺术时，总是放在人类活动的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具体历史语境中来探讨，努力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简洁的语言对艺术的发展予以精确的说明。例如，它通过大量的史实考察认为，纯粹的民族主义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各个国家和地域的艺术，始终是处在相互交流、渗透、影响的过程之中。这一说法既形象又富有说服力。这也是房龙一贯坚持的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叙述人类文明的思想精髓。

最好读、最爱读的艺术入门书。

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其内容包括史前人的艺术、埃及艺术、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神秘的苏美尔人的家园、海因里希·谢里曼、希腊人的艺术、伯里克利年代、希腊的小工艺品、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人等。

前言

1 绪论

2 史前人的艺术

3 埃及艺术

4 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苏美尔人的家园

5 海因里希·谢里曼

6 生存的天赋

7 伯里克利

8 源于希腊的收藏

9 从亚洲飘来的温馨生活

10 犹太人

11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

12 科普特人

13 拜占庭艺术

14 俄罗斯

16 中世纪的波斯

16 罗马风格时期

17 哥特式艺术

18 文艺复兴精神

19 佛罗伦萨

20 美洲

21 小天使

22 巴洛克风格

23 法国宫殿

24 洛可可风格

25 再论洛可可风格

26 中国、印度和日本

27 庞贝城、温克尔曼和莱辛

28 大混乱：1815～1937

29 庇护所

埋没了1500年的埃及艺术对西方人是个谜。当美利坚合众国以一个独立国家傲然于世时，埃及艺术却还罩在一团团疑云中。西方人对金字塔和古神庙，有所耳闻，也做过种种猜测。传说中它们高达一英里。绵延无数英里。土耳其人严禁游人闯人这个神秘世界。但也有一些勇敢的环球旅行者，避开穆斯林边界，悄悄地溜进来。返回时，他们不仅有了冒险经历，还带回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故事中有国王、猫、鳄鱼的木乃伊。大沙漠里人及各种动物的木乃伊随处可见。

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下埋藏有珍宝。《旧约全书》中曾提到巴比城有座塔，一些到过约旦河对岸的十字军人员声称，他们看见过这座塔的废墟。但没人对这些说法当真，人们把这些故事视同约翰·曼德韦尔爵士于1357年至1371年间出版的那本神话集一类的读物，爵士在书中描述他在亚拉腊山顶，发现诺亚方舟残骸的经历。

后来，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考古学家们开始认真考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上的这片无垠的荒漠。他们认为在遥远的古代，这儿曾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旧约全书》上说到的乐园，就建在这里。这片辽阔的地区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当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极不相同。在埃及这片土地上，过去的4000年间，只有一个民族居住。而美索不达米亚从一个民族手里又传递到另一个民族手里，经常变换主人。因此，很难对那里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一一区分。文物中有苏美尔人的马赛克与巴比伦人的塑像和石碑、迦勒底人的寺庙，还有赫梯人的兵士石像(容貌酷似相邻的印度的古代人)。吾珥地区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它的发掘很有价值，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认定亚伯拉罕先生是他们的祖先。

考古学家长期不能断定，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和埃及艺术，谁更古老？同样也不好断定，是巴比伦人影响了埃及人，还是埃及人影响了巴比伦人？从年代上看，两地一样，发掘的文物都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所以究竟谁影响了谁呢？我们知道的有限，留待以后再做结论吧。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可能彼此了解、互有联系。埃及人没学习过拱顶艺术，他们怎能支起屋顶和走廊。巴比伦在难度很大的建筑方面有能工巧匠，甚至不用任何木头支柱就能建起拱顶。因为他们使用的建筑材料不同：石料是埃及人的主要建筑材料，他们从附近的山上能采到各种石料；美索不达米亚人建房几乎全部用砖头。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和寺庙，就不如埃及的保存得那么长久。单纯从工艺技术看，亚述人和迦勒底人绝不逊色于西边的邻居。总体来看，我认为他们还略胜一筹。他们现实的表现手法，尤其是表现动物生活的技法，比埃及人更高明。

一个国家的艺术，是一个国家灵魂的外在表现，它把国家之魂用一种可见、可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人们最早产生这种看法是基于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认识。埃及人生性温顺平和，热爱生活，还念念不忘死去的人，准备把他们的木乃伊长期留下(为保存尸体，内脏必须取走)。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凶悍残暴，他们许多工艺精良的浮雕，表现了种种战争的场景。看到6000年前的战争参与者血流成河、尸首遍野的场面，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这些人粗犷野蛮，缺乏文雅之气，可从他们表现人的手法中窥见一斑。

埃及人所表现的男人和妇女，都有一种优雅的气质。表现女性的画更像漂亮的时装画面，为了使她们比本人更加动人，画家们仔细而娴熟地表现了她们的魅力。然而迦勒底人(我用《圣经》上人们熟悉的迦勒底人表示它讲到的这一地区的全体人)喜欢把他们的男人描绘成身材粗短、宽肩、厚背、肌肉发达，一副突击队员的样子。绘画中很少见到迦勒底妇女的形象，似乎她们在古代迦勒底人社会，没有什么地位。仅存的几幅女士肖像——也许是王后，或者女奴，完全没有一点优雅风度。

在这里，我们遇上了最古老、最难弄清的问题，这是研究艺术的人都会碰到的，即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人的心灵、人的高贵情操之间有无联系？一种完美的艺术，是否要突出表现人的仁慈、慷慨或者伟大？遗憾的是很难发现这之间的必然联系。后面我们还要涉及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可能在伦敦、巴黎或柏林博物馆的巴比伦和亚述室(巴黎在这方面的收藏最佳)消磨一个上午，你会惊诧地发现，绝妙的技艺与个人情感往往并不能完全融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也许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切艺术都是王室或官方的艺术。那些反映普通人生活和表现尼罗河美景的小型艺术，不太受鼓励。亚述人、苏美尔人以及巴比伦人的官方艺术，缺乏埃及艺术的特征和永恒性。迦勒底艺术，产生在宣传当地王朝强权统治、残暴征服的过程中，同时那些王朝还依赖于实现教士们的良好愿望，他们献出的最大仁慈就是修庙，在庙里造浮屠，竖雕像，为他们歌功颂德。

这里，我愿意给你们提供一张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年表，不然，当你去博物馆，伫立在底格里斯河谷和幼发拉底河谷各民族作品前，会觉得一头雾水，面对前人几千年间的创作，你很难理清头绪。

公元前40世纪，苏美尔人在这里居住。公元前3500年时他们仍然生活在那里。到了公元前2000年初，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消失了。他们可能来自北方，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从同一个中亚细亚高原走来。

我比较慎重，常用“可能”这个词，因为以后几年的调查(各大博物馆都努力挖掘这个沙漠)，可能完全推翻我的理论。我们从雕刻上看到，苏美尔人和各种闪米特人的相貌差异极大。闪米特人是苏美尔人之后占领这一大片土地的，他们来自阿拉伯荒漠。

来自于南部的闪米特人，留着很长的络腮胡，胡子是他们男子形象的标志，也成了这些“注重穿戴”的人服饰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络腮胡，参加节日庆典时，就要戴一副假胡子，这与英国贵族参加国王加冕时戴礼帽、美国印第安人出征时戴羽毛一样，必不可少。

相反，苏美尔人与罗马人，与我们都一样，不留胡须。最初，他们也是留胡子的(就像我们的祖先在南北战争期间)，后来他们文明了，就让理发师剃掉胡须。所以，石像上的苏美尔人战士和首脑，都没有胡子。这些人长着又长又直的鼻子，与所见到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石像中长着鹰钩鼻子的闪米特人完全不同。

那时(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被分割为许多小的、半独立的城邦，住在围城里的国王统治着一个个小城邦。迦勒底的吾珥城因亚伯拉罕早年从那里出游而著名，是苏美尔人的重镇。现在，这些君主的王宫已不复存在，可他们在地下建的王宫——陵墓还在，被人们陆续挖掘出来。墓中有金、银、铜、象牙、珍珠等各种制品，工艺十分精湛。由于是为已故的君主制造的，花费再昂贵也在所不惜。

公元前2000年以后，苏美尔人退出了历史画面，但他们的文字却保存下来。人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上看到的一种奇异文字，这就是他们发明的。它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同出一个年代，只不过埃及人用苇秆在泥板上写自己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却把字用钉子刻在陶砖上，这种文字叫“楔形文字”，由许多楔形符号组成。你能准确地辨认出用钉子或木棍刻在陶土上的文字的不同。

P48-52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入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k-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写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