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与一代鸿儒胡适之往来书信首度悉数面世，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照片、书影报影图说历史，当事人米寿高龄从容回忆与胡适及顾随、俞平伯、陶心如、张伯驹、文怀沙、周策纵、潘重规等的交往旧事，展现出许多大师学者的美好瞬间。周汝昌编著的《周汝昌与胡适》平静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作者丰富的学术轨迹，淡然的叙述中蕴涵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况味，体现了先哲后贤人格上的感召和精神上的传承。

关于周汝昌与胡适的红学交往，文化界传闻颇多，见仁见智。周汝昌作为当时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周汝昌编著的《周汝昌与胡适》中详细披露了其与胡适红学交往的细节，《周汝昌与胡适》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代序）

旧版自序

纪念胡适之先生

楔子

上编

 两进燕园

 偶然发现

 相濡以沫

 收获与问世

 为何如此标题

 君子之风

 天真幼稚也有好处

 年表功高

 历史车轮拉不退

 冷水当头

 态度和方法

 平生一面旧城东

 初识脂砚面

 红夏喜双收

 口耳校红文

 “先斩后奏”

 仁人大度

 何必全同

 三个“11日”

 层楼更上

 完璧依依

 上编结语

下编

 意外的客人

 两幅芹照

 两出意外

 从Studia Serica V01．IX说起

 一段公案

 机缘有待

 其命维新

 锦城见书

 当头一棒

 意外听音

 “红”“黑”之中

 “无立足境”

 不绝如缕

 忽庆更生

 《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与大字本的内幕

 国际红缘

 使命圆功

 “绣衣”出使

 百折不回

 客窗诗祭

 杂言遣兴

 《四松堂集》的意外曲折

 难以克当的光荣

 师友情谊与学识见解

 下编结语

补缀

 上编末增补文字

 旧话新思

 画蛇添足画龙点晴

 追忆父亲口述补充文稿简况周建临

 文运孰能开世纪

 ——胡适之与现代中国文化

 《胡适批红集》序言

 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附录

 什刹海边忆故交

 ——怀念张伯驹先生

 苦水词人——顾随先生

 翰墨缘

 旧版后记

 旧版编后记周丽苓周伦玲

 新版编后记周伦玲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后来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风度。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颢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颊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大“×”，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孙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楼梦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烦乃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其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砚斋是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i、承认了曹家的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儿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作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待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已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适之先生所待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师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

2005年，父亲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但印制精美，内容更是引入注目。书出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弄红学者大概人手一册，应是不争的事实。

201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找到我们，希望能出这部书的增订版。当时父亲还健在，他很高兴，也希望能对此书作一些增补。虽然当时父亲正忙于口述《红楼新境》，加以无数杂事的纷扰，九十多岁的父亲精力有限，但还是口述了一些新的文章，作为本书的补缀篇。

趁这次再版机会，增入了父亲1 948年7月22日写下的《跋脂本》这篇文章，这是父亲自l 948年6月从胡适先生处借到甲戌本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文字。父亲把它寄给了胡适，胡适对这篇文章作了删改和批注而后寄还父亲，而父亲又在胡适批注上又加反批，展示了他二人对红学、对“白话文”的不同观点。在胡先生写给父亲的六通信札中，就有三次提到这篇长文．这是父亲批评“程乙本”与胡先生“争”版本的最直接、最原始的记录。

在这篇长文里，父亲这样写道：“胡先生因高鹗为《红楼》保存悲剧下场．故云：‘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见《红楼梦考证》)俞先生亦谓高鹗：‘功多而罪少“光荣的失败了!’(见《红楼梦辨》)高君捣鬼达百数十年，以斌块而乱玉，狗尾而续貂!非唯无罪，反致美评，此固自另一观点而定论；然亦高君之幸运也。余独深恶而痛绝之……”“吾已发心集众古本校勘写定，以复雪芹之旧……”这不是“争”版本又是什么呢?

这本书，初版名为《我与胡适先生》。今父亲已逝，值此出增订版之际，我们子女提议改做《周汝昌与胡适》，想父亲定会颔首而笑。

在此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感谢关注父亲的新朋老友为此书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