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陶行知年谱长编(精)》(作者王文岭)是目前资料最完备、考订最准确的陶行知年谱。

《陶行知年谱长编(精)》是目前资料最完备、考订最准确的陶行知年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尊重历史，真实再现陶行知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第二，以陶行知生前史料为主，逝世以后史料为辅。第三，概述陶行知主要文章的观点。第四，所有条目以力求注明出处，以突出史料的可信度。

《陶行知年谱长编(精)》的作者是王文岭。

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

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一岁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五岁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七岁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九岁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十四岁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五岁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十六岁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十八岁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十九岁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二十岁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二十一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二十二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二十三岁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二十四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二十五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二十六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二十七岁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八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九岁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三十岁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三十一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三十二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三十三岁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三十四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三十五岁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十六岁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三十七岁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八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九岁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四十岁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四十一岁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四十二岁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四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四十四岁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四十五岁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四十六岁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四十七岁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八岁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九岁

一九四○年(民国二十九年)五十岁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五十一岁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五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五十三岁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五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五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五十六岁

后记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五岁

胞妹出生，乳名美珠，学名陶文漠。后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张枝一结婚，张氏早逝，无子嗣。陶文漠1922年10月加人中华教育改进社，成为个人社员，曾协助陶行知开展平民教育，在南京开设平民学校，试用陶行知与朱经农编写的《平民千字课》。1928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举办乡村妇女工学处，不幸于1929年6月6日病逝于晓庄。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七岁

因天资聪慧，为呖村蒙童馆方庶咸秀才所赏识。由于家境贫寒，方秀才免收学费，为之开蒙。陶行知在方秀才处读书求学，同时亦在家从父读书习字。[按]关于陶行知童年时代的资料甚少，其家乡安徽歙县陶行知研究会的程仁浩、

汪麦浪、仇乃桐等于1984年组成调查组，采访陶行知的童年同学、故乡遗

老，撰成《陶行知先生童少年时代》一文，收入1985年安徽歙县陶行知纪

念馆编《陶行知纪念馆五岁》。是文比较简略地记录了陶行知童年的生活及

学习情况。本谱采其所述，但在系年方面参酌其他材料，稍有更改。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九岁

父亲位朝公经人引荐，重返安徽休宁县万安镇任册书(掌管当地田赋资料)，陶行知亦随父前往，赁居当地涨山铺母舅家。因天资聪慧，得人当地吴尔宽经馆伴读，约有五年。

涨山铺在万安镇古城岩畔，新安江上游经此东流，河上有桥，名“水蓝桥”，陶行知数年后曾在此乘船前往杭州求学。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十四岁

父亲位朝公染上鸦片瘾，体力渐衰，不得不重返故里黄潭源村。陶行知辍学随父回迁，经亲友介绍，到距家七八里外的歙县县城上路街程郎斋秀才处学《四书》。

距黄潭源村十五里的航埠头在新安江畔，有曹家经馆，塾师王藻为晚清贡生，道德文章在当地享有盛誉。陶行知时常不避风雨，前往求师问业，深得王藻嘉许。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十五岁

歙县基督教内地会在县城创办崇一学堂，校长是英国牧师唐进贤。翻译章觉甫，祖籍浙江绍兴。父亲位朝公与章氏友善，经其介绍，母亲曹翠仂得人学堂帮佣。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十六岁  时常随父挑菜进城出售，不时去崇一学堂看望母亲，帮助母亲做些勤杂活。校长唐进贤牧师见陶行知手脚勤快，又聪明好学，允准免费入学住读。崇一学堂开设有英语、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课程。

崇一学堂同学姚文采后考入金陵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先学医，后学生物，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后与陶行知共创南京安徽公学，陶行知任校长，姚文采任副校长。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姚文采亦兼任生物指导员。

崇一学堂另一同学洪范五，字有丰，后考入金陵大学，毕业后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19年赴美攻读图书馆学，学成归国后先后供职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图书馆，与陶行知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多有往来。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八岁

在崇一学堂学习两年后，因校长唐进贤牧师回国，学堂停办，陶行知即乘船前往杭州，考入广济医学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和一般教会学校不同的是，该校对非基督徒有明显的歧视。陶行知入学三日，即愤而退学，返归故里，在家自习英文。(陶行知《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致J．E．罗素》，《全集》第6卷第455—456页)。P2-3

今年四月中旬，一群尊敬陶行知先生、热爱陶行知研究的人会聚成都，参加“陶行知生活教育读书班”，由当年陶行知生活教育运动的追随者、当今中国研究陶行知最重要的前辈胡晓风先生主讲“陶行知生活教育创造史”。胡老讲学的思想高度、学术性，以及丰富、细腻的历史叙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相信大家对陶先生“洋为中用”而创造出适合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理论之伟大贡献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感受。因为对理论的真正理解需要对理论产生过程的知晓和把握，读书班的同志大多是年轻人，学陶、研陶、传陶都需要从了解陶先生的生平开始。所以对年轻人进行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培养应当是陶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徐志辉教授也在读书班上，会间，他把《陶行知年谱长编》的一部分书稿交给我，希望我能够为这部年谱写点什么。我对年谱撰写没有研究，本无资格说些什么，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氛围中，我感受到这件事的分量。而且，《陶行知年谱长编》已列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二五”课题规划，作为中陶会会长，为之写点感想，自然义不容辞。

仔细阅读部分书稿后，我有两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作者治学严谨，在编撰上下了大功夫。作者不是只把谱主的行踪开列出来，而是尽其所能，对几乎每一条谱文都给出了原始出处，有的还交代了背景材料，使读者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年谱查找到陶先生何时何地做了何事，而且对事情发生的背景能有大致的了解。这对使用者来说很方便，其实用价值很高。

第二，撰写年谱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但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研究陶行知少不了这样的工具书。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为全国的陶行知研究者做了一件大好事，编撰者不辞劳苦，用三年的时间跑遍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陶行知纪念馆，从浩若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搜寻与陶行知有关的资料，其中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当前浮躁学风的包围下，其精神品格难能可贵。我代表中陶会向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的同人及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晓风老先生曾多次对我说，目前国内陶行知研究的希望在晓庄，晓庄应当也必须成为陶行知研究的重镇。从晓庄学院近几年来举办的两次全国性陶行知研究论坛和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摆在我面前的《陶行知年谱长编》书稿来看，我知道胡晓风先生所言不虚，老人的期待和托付不致落空。

希望今日的晓庄人在先辈陶行知开垦的热土上继续努力前行，希望晓庄人为陶行知理论宝库不断掘出金矿、再添宝藏，为中国的陶行知研究事业和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2011年5月10日

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逝世后沉寂30余年的陶行知，又开始重新被人缅怀、学习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期，三种版本的陶行知年谱相继问世：即中央教科所编写的《陶行知年谱稿》、重庆师范学院编写的《陶行知年谱》(征求意见稿)和朱泽甫编写的《陶行知年谱》。在后来近30年的时间中，随着思想的解放，禁锢的突破，以及尘封的历史文献的相继公开，为重编陶行知年谱提供了可能。业已出版的《陶行知全集》所提供的史料线索，又为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省去了诸多无绪的搜寻之苦。

由于有南京晓庄学院和陶行知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编者得以奔波于多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原始资料。所长徐志辉教授数度提出恳切之意见，并详细审阅初稿，订正文字，慨然写序，尤为编者所感佩。同人徐莹晖、郭阳二先生一道查阅《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徐先生帮助校阅文字，情景犹在。吾师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博学于唐宋文学，然亦敬仰陶行知，多次敦促勖勉，厚望本谱早成。书稿付梓之际，胡老晓风先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惠然赐序，亦见对本谱寄望之殷。

文坛宿老马识途先生与已故胡晓风先生多有过从，与陶行知研究亦有前缘，年届百龄，欣然挥毫为本谱题写书名，更为著者和四川教育出版社同人感激和景仰。

四川教育出版社对陶行知研究襄助有年，先后筹划出版《生活教育丛书》、《陶行知全集》、《陶行知教育文集》、《陶行知传》等。对于本谱的出版，社领导李晓翔先生热情关注，编辑室李炜、杨键两先生之卓见与心血，皆非“感激”二字所能达意。

本谱之成，固非一时之功，亦非一人之力。然则虽有上述诸先生之助力，编者为学力所限，错讹之处自不在少数，尚望读者俯予教正！

王文岭

2012年5月18日 南京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