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张宏杰、吴久民全面解读曾国藩成功的两大秘诀！第一手材料，原汁原味。继畅销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后，作者又一力作！

曾国藩编著的《曾国藩读书与做人》内容介绍：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识见。多一分享用，减一分志气。人生至愚是恶闻已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日长傲，曰多言。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

曾国藩编著的《曾国藩读书与做人》继畅销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后，著名学者张宏杰、吴久民又一力作！

曾国藩，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做人的成功。他治学有方，做人有法，于仕宦之途游刃有余。

他的读书做人之道，在今天仍有诸多可借鉴之处。《曾国藩读书与做人》力求从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修身智慧、处世技巧、为官之道等方面入手，深度诠释其非凡的智慧。

前言

第一部分 读书

 一、守住一口井，直到挖出水来

 二、考试在即，未看完的书也不能丢下

 三、读书不求强记，却须弄个明白

 四、善于读书的人，必须把书看做水

 五、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

 六、要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

 七、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

 八、善于用墨，能让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

 九、五箴并序

 十、求阙斋记

 十一、书学案小识后

 十二、祭韩公祠文

 十三、圣哲画像记

 十四、王船山遗书序

第二部分 做人

 一、不敢以阿谀奉承取悦圣意

 二、与其将来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

 三、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一死图报

 四、封诰敬领新颁顶戴仍从旧秩

 五、左宗棠之才实可独当一面

 六、矫正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

 七、君子直道而行

 八、不占他人便宜，不望他人回报

 九、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十、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

 十一、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

 十二、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

 十三、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十四、乱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

 十五、与官相处，不亲不疏之间

 十六、用绅士不比用官，千万不要揭露绅士的短处

 十七、愿子孙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十八、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

 十九、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

估计九弟的行程，现在能到家了。从在任丘发了上封信后，直到今天没接到第二封信，十分挂念。不知一路上艰苦危险否？

四弟、六弟参加院试，估计这时应有信来，而送公文的差人久不见来，实令人深深盼望。

我的身体与九弟在京城的时候一样，总是因为耳鸣而苦恼。询问吴竹如，说是唯有静养，不是药物所能治愈的。而近来事务一天比一天多'我又向来性情浮躁，如何能静下来休养？计划搬进内城住，节省一半没必要往返的道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房子。

我时常后悔，始终未能够全部改正缺点，使自己而貌一新。弟回老家以后，我定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的计划。可读经却经常懒散沉不下心来。读《后汉书》，现已用红笔圈点过八本，虽然全都记不住，但比起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刻。

九月十一日起在一起研习功课的人商定每次写一篇文章作一首诗，就在今天申刻用自折写好。我的文、诗全为大家所称赞，然而我在八股文方面没真才实学，虽然感激各位朋友赞许的深情，实则越发感到愧疚。等下次信使来，可捎几篇课文回家。我住在家里不想为考差作准备，就趁此机会练练笔力，也许不至临场尴尬吧。

吴竹如近日与我交往很密切，一来便整天地在一起谈论，讲的都是关于身心国家的大道理。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人，学问很有见识而又最是淳朴。窦也认识我，目前还没有机会见面。

竹如赞成我搬进城住，城内唐镜海先生可以做老师，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先生可以做朋友，有师友夹持着，即便懦夫也会立志。我想起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工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稍有见识，也是从感悟中得来的。偶尔用功，也不过是兴之所至悠然玩索而已，就好像没有煮沸的汤，就赶紧用慢火温，将会越煮越不熟。于是急着想搬到城内，抛除一切杂想，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也催我快搬。

而住在城外的朋友，我也有几位是经常见面的，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

蕙西说过， “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很有这样的味道。每次见面都长谈舍不得离开。

子序的为人。我至今不能说出他的人品，但他的见识最大也最精，曾教导我说： “用功好比挖井，与其挖好几口井而都不出水，不若守住一口，力求挖出水来，而用之不竭。”这话正说中我的毛病。我正是所谓挖井多但都不出水的那种人。

何子贞与我谈书法，见解非常相投，他认为我真正明白书法的根本道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我常说天下万事万理，都出于《乾》、《坤》两卦。即便以写字来说，纯凭精神游走，大气鼓荡，脉络畅达，心潜沉于内而自由运转，这就是乾道。结构精巧，明与暗合乎法度，长与短做到适宜，这就是坤道。所有关于乾的，都是从神气上说；所有关于坤的，都是从形体上说。礼与乐不可以一刻从身上离开，就是这个道理。乐依据于乾，礼依据于坤。写字时悠然自得，力量充满内心，就是乐的含义；笔画起落转折，每一细微之处都合乎法度，就是礼的含义。偶与子贞谈到这些，子贞深以为然，并说他生平所下的功夫，全在于此。

陈岱云和我处处痛痒相关，这九弟是知道的。

写到这里，接到家信。得知四弟、六弟未能够入学，心中惆怅。但科名的有无和迟早，总是由前世缘分决定的，丝毫不能勉强。我们读书，求的只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增进道德，讲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方法，以图得个无愧于此生；一件事是提升能力，练习记忆、诵读、词句、篇章的方法，以图养身糊口。增进道德一事，难以完全说清楚，至于提升能力以卫护自身，请允许我说说。

卫护自身，最主要的是谋食。农民、工人、商人，是凭劳力来求取食物的；士人，是劳心来求取食物的。故而或吃朝廷的俸禄，或在乡间教书，或做有钱人的食客，或进入官幕充当宾僚，都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足以自食其力而无愧。科举功名，是获得俸禄的阶梯，也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能使自己今后不至于尸位素餐，由此而得到功名才不会有愧。功名这碗饭能否得到呢？通与不通，由老天做主，给与不给，由别人做主；而学业精与不精，则由我自己做主。但我没见过学业真正精通而始终吃不上饭的。农民真正尽力耕作，虽然有灾荒，但必定有丰年；商人真正蓄有货物，纵有积压滞留，但必定右流通的时候；土人真正精于学业，怎会终身得不到功名呢？即便终身得不到功名，又怎么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谋生呢？只是担心学业不精而已。

要求得业务精湛，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专字而已。谚语说： “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我掘井多而无泉水可饮，正是不专的过失所致。各位弟弟总须努力攻研专业。如果九弟志在习字，也不必把其他学业全都废弃，但每日练字时绝不能不提起精神去做，随时随事，都能有所触悟。，四弟、六弟，我不知是否有专门的兴趣？如果志在穷究经典，那么就必须专攻一种经典；如果志在科举文体。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稿；如果志在古文，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种诗道理也一样，作笔帖也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今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攻的学业，必须写明告诉我。写得详尽细致，哪怕是长篇累牍也没关系。这样我看了信，就能明白诸弟的志向与识见。凡是专修一业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义。各位弟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欣赏；有疑义，可以请我一起分析。况且书信写得详明，虽四千里外兄弟不亚于共处一室，这是何等的乐趣。

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九弟在京一年多，进步不大，每一想起，无地自容。往后给诸弟写信，总用此格纸，诸弟最好保存下来，每年装订成册。此中的好处，千万不可忽视。诸弟写信给我，也最好用同样格纸，便于装订。

谢果堂先生离开京城后，给我寄来信和两首诗。谢先生已六十多岁，名望很重，与我会面，很快就彼此倾心，别后又念念不忘，可以想见老辈爱才的诚笃。现将先生的诗与我送先生的诗附后请阅，在乡间传播，让大家知道这位前辈是真正君子。

我有一条大铜尺，多次寻找也没找到，九弟是不是把它带回去了？我每年给家中寄黄芽白菜籽，家中种了它以后收成怎样？你们在省城时买好了油漆没有？刷漆匠到底用谁？来信时请一并详细说明。P21-24

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人随后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这种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国藩的身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当然，对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和中国的贾宝玉而言，更多的取决于阅读主体的干差万别。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恐怕与某种无可逃避的有色眼镜有关。时至今日，眼镜的有色逐渐淡去了许多，这也许可称之为时代的进步。因为人们有了抖落枷锁的轻松，自由阅读也就成为了可能。不过，即便是自由阅读，差异也依然会存在，这除了阅读主体的不同以外，所采用的视角也会是一个原因。譬如本书，便是视角上的有意选择，即从读书与做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位历史上的人物。

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棵巨树，枝繁叶茂，荫及后人。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树的根部。其实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那样发达，主脉粗宏，枝须繁密。而构成这根部的主体，就是读书。读书构成他做人的根底，这根底异常坚实，甚至无与伦比。

走近曾国藩的读书世界，你第一个感觉也许会是隔膜，它离我们今天的读书视野是那样的遥远，范围也显得那样偏狭。幸好还有迹可寻，就像河面上露出来的一块块石头，可以踏着一步步前进。譬如早已灌满我们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还包括朱熹这样一些高大的名头，另有他特别喜欢的《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的文章，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由此，我们便被引入一个庞大壮阔又堂皇富丽的殿堂。

也许，随着国学于近年来的次第升温， “内圣外王”这样的字眼于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体到曾国藩，也许他是历史上把内圣外王理想实现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持久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来于读书。曾国藩生于一个以“男必耕读”为家规的家庭，5岁便延师受教，6岁入家塾从父读书，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汪觉庵教馆，21岁转入湘乡县的涟滨书院。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同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读书房开了曾国藩内圣外王的追求，而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进一步读书的动机与目的。这样的动机与目的，对普通人来说，也许过于高远，但在曾国藩身上，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极为切实的一面。他反复向弟弟们讲：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为此，曾围藩一再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专司家务，认为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至于修业一项，曾国藩则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看似遥不可及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可以平实地扎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适用于每个人。

接下来自然是读书的内容与范围。正是在这一领域容易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需要进行一番化繁为简的清理与诠释。

曾国藩的读书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调整，曾国藩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关注，从而构筑出属于他自己的读书殿堂。前文已经说过，曾国藩于28岁那年会试后改名“国藩”，接着又通过了殿试和朝考，被道光皇帝从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为第二名，由此进入了前途无量的翰林院，从而也结束了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阶段。仕途上的顺利强化了曾国藩进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内圣外王的需求重新调整读书路径的决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庄重地将这四句话铭于座右，他信心满满地对弟弟们说：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国藩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所谓姚先生，就是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搬并称为“桐城三祖”的姚鼐。应当说，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他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观点，开启了曾国藩对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关读书治学的初始轮廓。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 “考据”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 “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术语难免会感到陌生，甚至一头雾水。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按照姚鼐《绪论》一文的导引，曾国藩阅读了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从中体会文章三种要素的交互为用，并努力理清他们的源流归属。

在此基础上，作为文章灵魂的义理引发了曾国藩的格外关注，由此追索到宋学亦即程朱理学，他买来了《朱子全书》，但是以他当时的功力，一时难窥门径。于是，31岁那年，曾国藩登门拜谒同乡理学大师唐鉴唐镜海，请教读书之要。唐鉴告诉他，《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应立为课程，身体力行，并推荐倭仁倭艮峰，请曾国藩向他学习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国藩拜谒了倭仁，向他请教如何将理学家的求道明理与慎独修身结合起来，由此真正开启他内修圣人之德的艰苦而坚韧的实践。其后，曾国藩冲破专治朱子一经的藩篱，从程颢、程颐到张载、周敦颐，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理清了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他还兼治古文，读书治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6岁那年，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前往报围寺养病，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践行性很强的理学，用阅读他向来轻视的考据学方面的书籍来打发时光，不想巧遇考据名家刘传莹，二人各具短长。相互弥补，曾国藩向刘传莹传授了理学精要，也从刘传莹那里学到了考据学以及由考据学派生出来的小学的知识，这就使他不仅改变了对这一门学问的轻视态度，更令他弥补了有关考订史实、训诂文字、辨别音韵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为他日后独树一帜、卓成一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师从唐鉴之时，曾国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还有经济之学。此经济学乃经世济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的狭义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经济之学在唐鉴那里被归入了义理一科。不过唐鉴的一句“经济不外看史”，却开启了曾国藩关注经济之学的读书门径。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毅然将经济之学从义理科中拿出，专列孔门政事之科·不仅变三种学问为四种学问，而且还将四种学问统统纳入礼学，认为礼学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是经纬万汇的经世大法。鉴于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然不惜耗时费力，从难以数计的古今人物中慎选三十二位圣哲，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后人们阅读。这就是有名的《圣哲画像记》一文的由来。

不过，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时并未进入三十二名圣哲之列。这一年是咸丰九年，将近四年之后，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进入曾国藩的视野。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趋向高潮这一急迫的现实，令他将目光锁定于同为湘籍的先贤王船山，王氏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他平灭太平军乃至日后征剿捻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与借鉴。而且，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的宏大抱负，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要平息因私欲而起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至此，曾围藩的读书治学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不仅空前开阔，而且由博返约，借对王船山的评价，归结出经纬万汇的礼学的核心命题在于仁心与礼制，从而对读书治学的内涵与功用的领悟最为简要地切中要害。

最后要说到曾国藩读书的方法与境界。

……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启超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