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年学府出发
心系天下，原不论位卑位高；
志在远方，哪在乎路短路长。
1986年离开湖南去清华念书时，朋友写给我的这副对联，仍然合乎此刻的心情。回想清华毕业后，先到大特区海南省从事体制改革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并参与西部开发；2003年创建首个湖南异地民间商会重庆湖南商会，并从此投身于商会建设，开创湘商文化，倡导商业文化；往事历历在目，旧情依依可追。
1979年秋天，刚刚15岁的我以高一学生的身份跳级参加高考，高考成绩虽然足以上清华、北大，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湖南大学。
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的正脉。我们进校的时候，岳麓书院还是个破院子，还没有外面的大门和围墙。我们军训的场地就在当时的大门和讲坛之间的空地上，练习瞄准用的靶子就放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一进校就瞄准那个地方，冥冥中注定了我与岳麓文化的不解之缘。
公元976年，湖湘学派的始源，中国理学的圣殿岳麓书院创建，千余年来，岳麓书院学脉绵延，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之称。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主持书院时期，宋代大学士朱熹亦曾在此授学，在此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湖湘学派”。
这里前后培养了难以胜数的经世致用之才，包括“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开创湖湘文化第一次辉煌的湘军统帅曾国藩，第一位筹建海军并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外交家郭嵩焘，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自立军起义领袖唐才常，向复辟旧势力宣战的蔡锷，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涉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悬于岳麓书院讲堂的这副名联刻画出了湖湘精神的独特风骨和天下情怀。
或许正是这种天下情怀的熏陶，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对父母所选的计算机专业并不感兴趣，于是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也包括文学诗歌艺术，结识了一帮“书生意气”的朋友，从此开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
2000年，岳麓山东西两侧的湖南大学和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成新的湖南大学，我写了一篇小文《岳麓山的背后》，纪念我们的求学岁月：
进入湖南大学南校区，如果从东方红广场开始，当下国内已经少见的巨型毛泽东塑像立刻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看到这位开国领袖从容淡定的面容，许多人建功立业的冲动便油然而生，不由得想深入探究这个藏龙卧虎之所在。
沿着塑像旁边缓缓向上的坡道，走进古树群山环抱着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你似乎明白伟大的背后应该是什么：是深厚的教育和学术的力量，是更多“儒”的理念，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
从书院的后门溜出，一条蜿蜒陡峭的山径把你引到半山腰的佛教重地麓山古寺，你可能感叹成功之路为何如此漫长：“湖湘第一道场”那飘逸的禅香，给你一种“空”的启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如释重负。
从刚健有为积极入世到随遇而安消极遁世，境界的转换只不过半小时路程。
很多人爬到半山腰就停下了，开始享受这优美的自然和安逸的环境。我却一定要爬到最高峰——云麓宫，看看山那面究竟是什么。
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历练：经过世俗生活中建功立业的冲动，经过儒学积极入世的教育，又经过佛家遁入空门的诱惑，才能到达峰巅。那时才会看到山的背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才会在入世的烦恼和出世的冲动中找到平衡：“用入世的情怀出世，用出世的心态入世。”
感谢学校的合并，各个校区的校友们可以以校友的身份互相深入山背后的世界，不再停留在自以为是的山顶四顾茫然。只有从“高处不胜寒”的山顶走下来，才会发现山的另一面——山已不是原来的山，水也不是原来的水。
只有传说的“朱张渡”，沟通了湘水的两岸，传承下文明的湖湘：只有小巧的“自卑亭”，驻守在登山的起点，见证着风云的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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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湘商
谭军波
我们习惯把伍继延叫老伍。其实他不老，生于20世纪60年代，属龙。他是个绝对有意思的人。其本科在湖南大学就读，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政府机关任职，后下海炒地皮，搞过实业，投资过文化产业。在湖南、海南、上海、重庆、北京开过公司。
他现在最热衷的事儿是把湘商鼓动起来。他积极与各地湖南商会联系，穿针引线，将他们与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对接。策划举办一系列活动，比如2013年在湖南举办的珠洽会，在他的斡旋之下，全国各地50多家商会负责人齐聚长沙，热闹非凡。接下来，他又在紧锣密鼓筹备世界湘商大会在湖南的召开。他还准备开办湘商同人杂志《天下湘商》，还要与大学合作办湘商文化学校，还想搞一系列论坛，等等。他俨然成了全国湖南商会的灵魂人物。
1992年，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与其相识。12年后的2004年，我们在重庆重逢。当时我在《重庆商报》，他在重庆做房产，有点名气，并担任重庆湖南商会会长。老朋友见面三分亲，他拉我入会，我盛情难却，混了个副会长干干。我对重庆湖南商会的最大贡献是办了内刊《渝水湘情》（老伍取的名）。当时我做主编，创刊号我写了开篇语《生为湖南人》。
我虽然生长在广东，读大学和工作都在广州，直到2001年才真正离开到外地打拼，应该属于广东新客家。但我以祖籍湖南为荣为傲。在外面自我介绍，我会说：我是湖南人。因为，我的根在湖南，我的骨子里自认为渗透着湖南人的特质，比如血性、坚韧、刚毅、果敢、倔强，等等；还因为，湖南历史上出了许多令人骄傲的大人物。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湖南人才辈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左右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鳞、魏源、陶澍、贺长龄、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陈天华、蔡锷、宋教仁、章士钊、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胡耀邦、王震、田汉、周扬、周立波、丁玲、沈从文、廖沫沙、徐特立、周谷城、齐白石、朱镕基、黄永玉、李谷一、宋祖英、龙应台，等等。挂一漏万，数不胜数。有人总结湖湘文化的特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博采众长，等等。
有不少赞美的语言献给湖南入，如德国人利希霍芬说“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现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清代浙江巡抚杨昌睿有诗云：“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秦风度玉关。”杨度在《湖南少年歌》则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说：“……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营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到哪里去了？”蔡元培说：“湖南人性格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执拗的性格是不可不注意的。”民谚有云：“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湖湘学派大师王阎运夸海口：“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或许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使湖湘大地人才荟萃，群星闪耀。然而，近现代的湖南名人多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就是缺乏大商人。所以，湖南人给大家的印象是会打仗、会读书、会搞政治，就是不会做生意。
老伍说，现代湖湘文化有两次高潮：一个是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出了威风，天下人都知道湖南人会打仗。湖湘大地从军热，后来涌现了黄兴、蔡锷等名将。到了毛主席、刘少奇这一代人，解决了为谁打仗的问题，自己当上了主席，天下人又知道湖南人会搞政治，从而形成了第二次高潮。但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湖南人落后了。朝中人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原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懂政治会打仗就行。现在不灵了，权力要靠经济财力支撑。所以，我们发展壮大商会组织就是要促进湖南人的第三次复兴。’
老伍说得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财富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它需要经年累月的积淀。财富观念的形成需要传统的承袭。它不像军事与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农民当皇帝、乌鸦变凤凰的结果。湖南人长期形成的为官意识、从军意识根深蒂固。“重商不如为官”的传统，重文尚武的习俗奔流在湘人的血液中，一年半载难以改变。政治意识与市场意识绝对是矛盾冲突的。因为前者的特质是虚伪，它讲等级，讲权谋；而后者要讲诚信，讲平等。所以，政治意识强的地方，往往经济很难发展。而如广东、浙江、福建等传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民风中对政治往往漠不关心。
聪明的湖南人往往在老家是一条虫，出去就是一条龙。在广东有几百万湖南人，他们普遍不愿意回湖南，有气候原因，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我打算来湖南工作时，所有的人都反对。父母在湖南出生长大，他们不喜欢老家。在广东工作的湖南籍的亲朋好友更是对湖南没有好话。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湖南人不团结，喜欢搞阶级斗争，爱管闲事，喜欢妒忌别人，我不好你也别想好。习惯了广东宽松的、简单的人际关系的湖南人，自然会对老家的文化进行反思。
然而，我还是来到了长沙，为了哥们义气，为了认识湖南报业，为了东西南北中漂泊的完整，为了圆我一个梦：我希望多了解了解湖湘文化，多了解我的根，我的父老乡亲们的生存状态。有趣的是，本地的湖南人很多都说广东好、湖南不好。在这里的湖南人与广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要不亲戚在广东，或者在广东打过工，当过兵，他们对广东太了解了。所以，我和本报采编人员座谈时，提出要有广东意识，对于广东的新闻要多加关注。因为湖南人关心广东发生的事情。如今我来湖南工作半年了，确实感到了许多不适应与无可奈何。不过，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我是职业人，就是一只萤火虫，能在黑夜里发点微弱的光芒就不错了。职业报人恰似足球教练，从上台就意味着下台，成功就意味着失败。除了曼联的弗格森，哪个教练不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换？然而，只要在位时，自己能充分发光发热，就是幸福的。至少，我现在仍处于幸福中，一旦幸福失去，我将随风而去。
我非常支持老伍他们的观念与努力，我确实希望家乡人多一些市场意识，少一些政治意识，多一些大商人，少一些小政客。多一些和谐共进，少一些阶级斗争。
天下湘商团结起来，为改变湖南的人文环境而奋斗。
（本文作者系著名传媒人，现任《东莞时报》
总编辑，此文作于2007年7月在《三湘都市报》
工作时）
序言：华商文化经营天下伍继延
第一章 逐日天涯：“92派”的理想与诱惑
从千年学府出发
骑着自行车丈量楚文化
清华学子变成了闯海人
海南当时给了我们一个自由岛的梦想
“92派”下海是第一次体制内人才的自我流放
海南盛产房地产大鳄
理想和黄金：两个太阳的诱惑
世纪末的救赎
参考阅读
“新士大夫”速成记——《名牌》杂志人物特写
第二章 渝水湘情：创建第一家民间湖南商会
投资重庆五黄路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商业项目
老乡会蝶变为商会
办商会的容易与不容易
建设“会务公开、管理规范、制度民主”的现代商会
湖南商会应该有怎样的未来
做湖南商会的铺路石
全国湖南商会的第一次聚会
参考阅读
从商帮，到商会——《东方企业家》专访
第三章 湖湘转型：从湘军到湘商
湖湘文化的“五宗罪”
十大商帮为什么没有湘商
湖南人新的方向在哪里
王跃文也是“湘商文化创始人”
湘商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
《湘商宣言》的力量
湘商突然被列入新十大商帮
湘商时代一定会到来
参考阅读
《湘商宣言》
境界决定世界行动决定结果——《中国商人》专访
第四章 湖湘文化：湘商凭什么崛起
湖湘大地有全世界最早的文明吗
“湖南精神”就是崇文尚武的精神
中国化的佛教在南岳衡山开始昌盛
湘人周敦颐开创宋明理学，成为一代宗师
曾国藩为什么认王船山为老师
湘商，站在湘军、湘政巨人的肩膀上
为什么湖南人搞文化产业很有模有样
参考阅读
湘商：宿命与使命——《中国经营报》专访
第五章 湘商寻祖：一脉相承的使命
湘军领袖开创了现代湘商的历史
杨度首提“湘商”概念
范旭东是现代湘商之魂
为何在韶山发表湘商倡议书
“湘商寻祖”不是无中生有
湘商的使命就是湖南人的宿命
参考阅读
《湘商韶山倡议书》
弹指一挥间，十年湘商大事记—《三湘都市报》报道
第六章 商帮已死：告别伪商帮共创新华商
所谓“十大商帮”早已成为浮云
儒商实际上是骂人的词
新商帮都是徒有其名的“伪商帮”
最讲诚信的温商为什么会“跑路”
闽商最具有海洋文化性格
商帮融合才能提升华商的世界影响力
参考阅读
传统商帮的民间复兴寻找中国商业文化DNA——《华夏时报》报道
第七章 商会当立：如何理解和打造现代商会
商会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什么样的商会算得上是现代商会
要警惕商会的黑社会化、企业化、地域化倾向
商会不应该直接参与经营活动
应尽快通过“商会法” 提供法制保障
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
参考阅读
伍继延：现代商会有N个标签——《中国社会报》报道
第八章 和谐社会：商人将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
禹之谟从湘军到湖南商会会董的传奇人生
辛亥革命前后商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市场经济培养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
除了在商言商，还应考问社会责任
商会是推动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
商会建设是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
参考阅读
伍继延：重塑商会文化——《文化月刊》报道
跋一 天下湘商
跋二 以天下的名义：忆与伍继延先生的江湖片段
华商文化 经营天下
伍继延
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黄金的光芒媲美太阳的光辉，逐利的疯狂伴随心智的慧思；这是一段彷徨的岁月：每一次高速的经济增长总是带来新的困惑，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不得不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行动者在严酷的环境里完善理想，思想家经复杂的社会磨砺意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在市场经济改革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次第展开，越来越变得清晰明了、越来越成为可期待的现实！
历经革命与建设的百年转型与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新的中华文化建设似乎尚未步入佳境，依然在老路上踯躅徘徊；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也沉浮在物质增长的洪流中，不得不承受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轻视。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只会是野蛮的崛起；如果文化不是基于现代工商业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只是镜花水月、痴人说梦。可以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关键时刻！
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浩荡大潮，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民主诉求不断扩大。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最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最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也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转型的同时，GDP至上的发展观也使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硬指标时，忽视了建设现代商业文化对全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作用。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工业化，2011年城市人口也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至今没有完成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上，对我们传统商业文化的全面创新；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融合现代商业文化，发展出新中华商业文化。
一种新的中华商业文化需由一群杰出华商来建立，这才是华商真正的意义所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一场历史性的复兴，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新的中华商业文化应该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对于新中华商业文化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低层面是市场经济中正在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中间层面是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开始日趋完善的全社会的经济文化，最高层面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新中华商业文化为核心走在复兴之路上的新中华文化。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制缺乏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笔者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新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生长点，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卖现伟大复兴。
我们应该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基础上重建一切文化，重估一切价值。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奋斗，器物层面我们已经急起直追，基本实现现代化，制度层面我们也步步为营，正在完成关键的体制改革，文化层面的创新与发展虽然举步维艰，却越来越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事情。不可想象，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仍然墨守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文化。放眼世界，随着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超越地域文化、凝聚在中华商业文化旗帜下的华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途径是振兴经济，中华经济振兴的新标志是华商崛起，中华商帮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
崛起的天下华商凸显了中华商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新成就，正在引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崛起，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梦”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今天，中国商人应当具备怎样的视野与情怀，如何实现地域商业文化宿命的超越？在《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一书中，著名商会活动家、湘商文化旗帜人物伍继延，以“92派”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观照其跳出体制下海经商数十年来所见证的中国商业文化演变历程，以湖湘文化为源头，深度解读湘商文化基因，并结合其商会建设十年来的独特经历，剖析传统商帮文化的弊病，思考现代商会建设的难点和突破口。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是由中国湘商文化首倡者、商会著名活动家伍继延先生完成的一部纪录湘商发展历程的鸿篇巨作。
本书结合作者创建第一家民间湖南商会的经历，深入浅出地提出“湖湘必须从湘军向湘商转型”理念，并批判性地指出“传统商帮已死”，先抑后扬推出商业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与必需性。与其说这是一本商人说商事的书，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爱国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玉良言。本书事例详尽，说理透彻，剖析深入，以睿智精炼的语言讲述工业文明时代对商业文化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