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国计民生
巴西亚马孙河，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人们离不开橡胶：从脚上的一双胶鞋到一根导体线，再到小得肉眼看不见和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卫星、大车场、战略装备乃至人类现代科学、热科学等。无论你处在地球的哪一方，站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或是黑种人，只要你睁开眼睛，你看到的、接触到的都会有橡胶，你会感到橡胶无处不在，无所不为。
其实，在很多年前，人类并不知道橡胶的存在，更没有人知道橡胶能为人类所用，成为各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物资。
然而，橡胶是怎么来的？
有人会告诉你，橡胶是从橡胶树上流出的乳液炼制而成的。
那么橡胶树在哪里？谁发现的橡胶树？橡胶又是怎样炼制而成？在中国，橡胶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百年梦？
连环的谜团好像伸出一根绳索引导我一步步往下探索。
橡胶树是生长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一种野生作物，而今，茫茫的亚马孙热带丛林还生长着5000多万棵野生橡胶树。
若干年前，在亚马孙热带丛林的巴西亚马孙河，印第安土著枕河而居，茫茫的亚马孙丛林，成了男女追逐爱情、群体聚会的地方。一次，某个土著不经意碰伤了树皮，树皮流出了白色液体。当印第安土著再来到丛林，发现“白色液体”还在有节奏地、均匀地滴答不停，地上出现了各种白色图案。印第安土著把“白色液体”用竹筒接住，倒出来，抹到脚上，凝固后，成了一双不湿脚的靴子；他们又将“树的眼泪”均匀地抹在身上，凝固后成了一件防雨衣服。
这现象让印第安土著惊奇。
他们又把凝固的“树的眼泪”搓成一个球，往地上一抛，球蹦起很高。印第安土著由惊奇到惊喜，他们把“白色液体”做成一个个漂亮的小白球。一时间，巴西亚马孙河两岸，到处是穿着防雨的衣服和不湿脚的靴子、玩耍着小白球的印第安土著。
印第安土著把流个不停的“白色液体”称为“树的眼泪”；美利坚人也称之为“树的眼泪”。我想，白色液体更像母亲的乳汁，母亲为儿女流的乳汁。滴答的乳液声，犹如母亲心脏的跳动声。
1493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踏上南美洲时，看到戴着鸟翎头饰的印第安土著，跳着土风舞，相互抛掷一种小白球。哥伦布接住一个小白球捏在手心，小白球稠黏而柔软，有股烟熏味。一松手，他惊奇地看到球在地上弹跳起来。
他被印第安土著带进热带丛林的巴西亚马孙河三叶阔树林前，印第安土著用利剑将树身一划，树皮流出白色液体，印第安土著说：“看！树的眼泪。”他们用竹筒接住“树的眼泪”，等它凝固后，用手一搓，成了一个个会弹跳的球。
亚马孙河流域终日浓雾弥漫，细雨绵绵，地面湿滑不堪。哥伦布和水手们脚上的牛皮靴和羊皮斗篷开始发霉。而印第安土著穿着薄而合脚的雨靴和柔软的防雨斗篷出门，身上一点都不湿。哥伦布见识了“树的眼泪”一系列奇特功能后，他把小球带回西班牙，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1693年，法国科学家拉康达派科学家考察队奔赴南美洲考察，看到印第安土著用小白球做的游戏和祭品，把当地居民各种橡胶制品带回欧洲进行研究，发现橡胶黏液可用于物品的密封。1736年，法国人C.孔达米纳参加法国科学院组织的赴南美考察队，观察到三叶橡胶树流出的胶乳可固化为具有弹性的物质，他把胶样寄回巴黎，出版了一本《南美洲内地旅行纪略》，书中详述了橡胶树的产地、采集乳胶的方法和橡胶的利用情况。这本书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就在1763年，法国人麦加发明了能够软化橡胶的溶剂，制成医疗用品和软管。1770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发现橡胶能擦去铅笔字迹。1819年，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发现橡胶能被煤焦油溶解，他把溶解的橡胶液体涂抹在布上缝制成防雨布。市面上出现的“麦金托什”防水斗篷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雨衣。1820年，麦金托什又在英国拉斯格建立了第一家防水胶布工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橡胶工厂。在同一时期，英国人T.汉考克发现橡胶通过两个转动滚筒的缝隙反复加工，可以降低弹性，提高塑性。他用机械使天然橡胶获取塑性的方法，奠定了橡胶加工的基础，成为世界橡胶工业的先驱。
1839年，美国化学家查理·固特异在做试验时，无意间把盛橡胶和硫磺的罐子丢在炉火上，橡胶和硫磺受热后流淌在一起，形成了块状胶皮，从而发明了橡胶的硫化法。他这一偶然行为，解决了生胶变黏发脆问题，使橡胶具有较高的弹性和韧性，扫除了橡胶应用上的一大障碍。他用硫化橡胶制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双橡胶防水鞋后，橡胶开始用于生产胶布、胶鞋、胶管、胶板等一系列日用品。橡胶硫化对推动橡胶的应用起了关键的作用，它是橡胶制造业上一项重大发明，使橡胶开始进入工业实用阶段，成为一种真正的工业原料，代表橡胶工业开始形成。1845年，英国人R.W.汤姆森首次提出了充气轮胎专利。1888年，英国人J.B.邓录普制造出第一条充气自行车胎。1893年，J.F.帕尔默将帘子线用于自行车胎。1895年，第一条充气汽车轮胎问世。1900年，帘布开始在汽车轮胎上应用。1906年，美国人G.厄诺拉格用苯胺做硫化促进剂。1912年，S.C.莫特发现了碳黑的补强效果。不久，防老剂也应用于橡胶加工。1916年，F.H.班伯里提出了橡胶密炼机专利，橡胶加工机械相应得到了完善和发展。1943年，钢丝帘布轮胎问世。1948年，法国米其林公司试制成功了子午线轮胎和无内胎轮胎。 P1-4
有人问我：“你怎么突然跑到云南去采访？”
我怎么跑到云南去采访了？这一切缘起于去电信局交话费。
刚过完2010年清明节，我在电信局排队交话费，排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士在亲切交谈，她们的谈话像一阵清风，通过安静大厅，掠过我耳际。听她们交谈也能打发等待的倦怠，我双手抱胸，尽量放舒服听她们交谈。“刘老师，清明节去哪里了？”“回醴陵乡下看叔公公了。叔公公50多年前去云南支边，还是第一次回乡祭祖。你不知道，他们有1000多人结伴回乡祭祖，浩浩荡荡。他们七八十岁了，由儿子搀扶回来。”“这些人当年去云南干什么？”“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云南支边种橡胶啦。”当那位刘老师提到“金三角”、“缅甸打仗”时，我头脑突然敏捷起来，我耳朵竖起，想一字不漏地听进去。然而队伍移到了前台，她们交费走了。
她们走了，我的思维无法关闭。头脑里反复想的是湖南支边、谈虎色变的毒品王国“金三角”和中缅边境消灭国民党残匪。冥冥中，湖南支边题材撞到了我，陌生的刘老师的手就像上帝之手，引导我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写作之路。
现在想，无论从哪方面讲，令人敬慕的湖南支边人和令人生畏的“金三角”都与我平时写作遥远得如同月球。偏偏这天，我竟然被陌生的刘老师几个词语击中了，我一时难分这股强力来自何方，历史还是现实，时间还是空间？有时又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机会，也可算作一种召唤吧！
然而，我再不是个愣头愣脑的黄毛丫头，很多具体又难以逾越的事不得不让我静下心思考。这幕尘封已久的支边壮举，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故事又发生在云南，云南于我非常陌生，我去云南不知前景如何。在对这件事不确定中，我的大脑一片混沌。我是编辑出身，当专业作家后都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写作。记得有个朋友说我是贵族作家，有车有别墅，不用坐班，又有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文联机关给薪水。正是这些优越条件，让我没有走出去的勇气。我就像躲藏一隅，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写作，从未曾让自己走出去，把自己放到一个大背景写作。而这个题材撞上我，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走出去的勇气。
那些日子，我凭着这些不定因素开始上网，上图书馆查“种橡胶”，还有了去醴陵看看的冲动。
2010年5月20日，我揣着长沙市委宣传部对醴陵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邀请我的朋友湖南电视台当红演员王鸣和文化公司林凡华，开着一辆红色越野车，早上6点从长沙出发。车到醴陵市委宣传部正好是他们上班时间，市委宣传部一位40多岁女干部看了我的介绍信说：“我们部里的领导都下去了。”我说：“不找领导，我只想了解一下当年支边情况。”女干部说：“我不知道，要问当年的那些老人。”我看到办公室坐着几个人，就说：“能不能安排个人带我们找老同志？”她说：“我们也没有人带你去找。以前来过记者和电视台的人，都是我们带他们找，好麻烦。”我说：“要不给我几个电话号码，我们自己去找。”她说：“电话号码不好给。”我说：“要不我去档案局查查档案，请帮我给档案局打个电话。”她说：“不好打，你们去就是。”我只好说了句“不打扰了”，离开办公室。
离开宣传部我有些不甘，我们人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我就想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档案局碰运气。
醴陵市档案局在一条街边，我们在进门的第一个办公室探了探头。一个女青年问我找谁，我说：“局长在吗？”她说：“你找汤鸱天局长吗？他在。我带你去。”汤局长非常热情，他拿出当年支边迁出人口花名册。他还说：“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找《醴陵文学》主编杨泽南。”我们说：“有时间。”他说：“那我现在给你们打个电话。”打完电话汤局长又说：“你们可以直接找杨泽南了。”离开时，我非常感激地握着汤局长的手。
我们找到《醴陵文学》。《醴陵文学》是一家已有十几年历史的民办文学刊物，他们一直和湖南支边人有书信来往和情感交流。杨泽南主编给我找了一些湖南支边的信件和湖南支边的文章。下午，他带我去当年带队干部李华棠家了解情况。
李华棠70多岁，腿患风湿，走路有些问题，但他亲自移到门边给我们开门，他妻子也是支边干部，她不断地往桌上摆水果。李老一口醴陵话，由于激动，他越说越快。说漏的地方，他妻子接着补充。李老的述说，使我蜷缩多日的头脑混沌顿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刹那间，喧嚣远去，四周安静，大脑里回荡着一个念头，我要去云南，我有责任去写湖南支边这部大书。
一个作家的命运同千里之外的地域相连，回头想，如果不是那天交话费，如果不是李华棠的述说，我不可能踏上千里迢迢的采访之路。这大约是宿命，命中必然。
我背上行囊，怀揣湖南省委宣传部介绍信，激情满怀地乘上飞往西南的班机。我知道我这次是去完成一个我一生都不敢想象的写作任务。上午9点到达昆明，由于心情迫切，我在机场又买好下午5点飞西双版纳的机票。我把行李寄到机场，打车去云南省委宣传部开介绍信。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处长，她似乎很忙，她带我在一间5人办公室等候。快到中午时她走进来对我说：“我们向下面开介绍信一时开不好，你只能下午来。”这时，我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是赶快转机定住宿。下午我又在那一间5人办公室等了很长时间。她走进来问：“你吃饭住宿问题怎么解决？”我说：“我自己都能解决，主要想请当地人给我提供找人的方便，我一到下面就是两眼一抹黑。”她把我带到办公室主任那里，开好介绍信离开时，办公室主任说：“你在西双版纳有熟人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女同志还是找个人接下好。”
我一到西双版纳州，就受到州委宣传部和农垦分局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农垦分局工会主席田力不厌其烦地给一个个农场联系以便我前去采访，让我非常感动。在田主席的引导下，我开始沿澜沧江、伊洛瓦底江、红河3000多公里边境线的19个农场、34个分场、80多个生产队，对一个个湖南支边老人进行跟踪采访。采访中我也感到异常艰难，有时我从一个农场转另一个农场，要沿山坐七八个小时的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徒步走进去。那段时间我跑坏三双跑鞋，双腿打满血泡。我知道我这样深入底层采访，不是为了找一种感觉，而是寻找一段历史。我是面对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人回忆50多年前的历史。有时感到艰难的是，他们对自己经历的事不能表达出来，但他们和我谈，哪怕只谈到一件事，几句话或当时的一句口号，我都会感到非常珍贵，我都会像小孩子一样欣喜若狂。我都会想，这是他们亲身经历又亲口说出来，真实、生动。他们说得不完整，我就把他们众多的讲述综合起来，找到那段完整历史。有时我又感觉自己不是在采访，而是在和他们一起重新经历一次苦难，经历一次开荒植胶的历史。
湖南人的故事有时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有时让我悲壮得彻夜难眠。在云南前后7个多月的采访中，白天我跑生产队，晚上整理素材，有时一天只睡5小时都觉得忙不过来。记得我在勐腊农场的一个生产队采访时，我的作家朋友刘舰平、陶少鸿、邓宏顺等纷纷来电话，告诉我我的小说《湘绣旗袍》进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评奖在北京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我这里的生产队不能上网，我看不到。我也想过去北京看看，可想到从生产队到勐腊农场要坐2小时汽车，勐腊到西双版纳要坐5小时汽车，再从西双版纳坐飞机到昆明，再从昆明坐飞机回长沙或北京就感到有些遥远无际，而湖南支边故事让我不能停下来。有时想，我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下去，完全是被湖南人在异乡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所感动。
我到边疆才算真正感受到了边疆的辽阔和伟大。正因为它的辽阔和伟大，当年边疆需要大批人来这里建设，来这里扎根。湖南人来边疆后又来了北京、上海、昆明、四川十几万知青，但他们劳动数年后又走了，唯有湖南人没有走，唯有湖南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建设。关于湖南人在云南是属于支边还是移民一直困扰着我。如果是支边，他们支边50多年了没有政策召他们回去；如果是移民，他们又没有享受移民待遇。虽然已是50多年前的往事，直到今天依然含混不清，没有任何定义。而湖南这些普通人从不计较这些，他们怀有伟大的胸怀，他们把国家的橡胶事业看得高于一切。
一代胶林三代湖南人。半个世纪了，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长眠大地，健在的三分之一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进入垂暮之年。“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昔日风华正茂，今日风烛残年了。当我看到他们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年湖南慰问团送的杯子和床单，看到他们自己出资立碑和自费出书来纪念支边50周年时，当我听他们说他们中有的一次都没有回过湖南时，眼泪扑簌簌流下。当那沉睡千年、漫无边际的荒原变成一片绿油油的橡胶林，当地图上穿过北纬22度线有了历史上的橡胶林，创造出世界第一的橡胶时，当年支边壮举对边疆对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我常想，我要是不到云南深入采访，我就无法了解湖南支边人用血和肉筑建的边疆。
回到长沙，我先是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可面对采访的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鲜活感人的故事，我的头脑里也会一遍遍呈现当时的环境。我一反常态，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让他们真实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小说创作。近年，我不断有长篇、中篇、短篇问世，唯独没有长篇报告文学。怎样写好这部报告文学，我苦思冥想了一段时间。在当前报告文学中，有散文式报告文学，有小说型报告文学，也有讲究真实带思想的报告文学，还有带观点批评性的报告文学等等。我站在什么立场写，我想我就什么都不想，认真真实地写他们。把基调定在一个“真”字上，以真实为生命。记得有个著名评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报告文学，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和思想。
写作中，我完全被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推着走，没有刻意去考虑写作技巧和华丽词语，我尽量把采访对象的原意写上去，删除习惯于小说描写的文字，虽然这样也会出现一些生硬和不好看，但它会真实可信，让人看到那段真实的历史。有时我为了落实一个文件和一个数字，反复给云南打电话核实。数字虽然是枯燥的，但通过枯燥的数字可以准确了解当年的历史。
的确，我是在以我最大的努力，倾注我的全部情感写这部书。我是把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一种真实之中。为了写好这部书，从不关手机的我把手机关了将近一年，那段时间省作协换届、市作协换届，由于组织无法联系到我，差点缺席选举。湖南省第一届文艺评奖申报作品时，市文联找不到我，他们只好从网上摘下我的资料申报。儿子高考也没照顾好，考了他不是很满意的学校。好多事就像命运之神擦肩而过我却浑然不觉。但我心里很踏实，我是在完成一部大书，我只能全力以赴。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被评为2011年中国作协重点选题。之后，中国作协把我评为第二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我定点云南东风农场，东风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这里，我表示衷心感谢。
现在，《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一书即将出版，我还有很多采访的人和很多不愿割舍的故事，如云南一级编剧谢满庆，东风农场的刘云霞、戴俊中、易珍云，勐养农场的凌丽平，黎明农场的周机生，勐捧农场的唐春生、彭昌林，勐醒农场的张锦春，大渡岗茶场的易升煦，遮放农场的彭东海，瑞丽农场的龙斯宙、李国清、艾太万、胡清联，陇川农场的刘安民、雷新家、陈桐森，盈江农场的寇清梅等，他们的故事都很精彩，但因书写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写上，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这部书所付出的辛劳。
2012年8月于长沙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是依赖国外橡胶的无胶国。没有橡胶，飞机上不了天，汽车跑不动路，国民经济建设和民用生活陷入困境。美国及西方盟国，挥舞制裁大棒，一面实施橡胶禁运，一面断言：中国是橡胶种植的禁区。中国科学家却在“禁区”试种橡胶成功。
1959年，中央决定迁徙一大批人去云南种植橡胶。毛主席把这一历史任务交给家乡人民。于是，一声令下，数万湖南人来到西南边陲。在这荒无人烟、猛兽出没、瘴疠成瘟、毒品泛滥、国民党残军偷袭的险峻之地，他们历经艰苦，忘我奉献，把一个无胶国变为世界产胶大国，创造了世界种植史上的奇迹。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作者薛媛媛历时三载，跋涉数千公里，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全面记录了湖南人以及广大农垦职工为中国橡胶事业创下的辉煌业绩。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将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努力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出一大批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人物形象，组成了身上带有浓重湖南文化特色的边疆橡胶种植场工人的群像。作品采访的人物众多，通过记录每个人的青春记忆和曲折经历，汇成了作品独特的内容。这个群体的形象就在这一段段的叙述中逐渐清晰起来、鲜明起来、鲜活起来。湖南人血脉中独有的个性品质也因此提炼出来，构成了湖南文化性格的基础，进而使我们感受到中国人民性格的魅力。
薛媛媛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讲述了上世纪新中国建设的艰苦年代，几万湖南青年男女响应国家号召移民云南边境，为国家种植宝贵战略物资——橡胶的感人故事。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民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了半个世纪，才由一个对湖南充满情感的作家发现并报告给我们。虽然晚了一些，但这些湖南农民的事迹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遥远的故事还是那样悲壮、那样有力量、那样让人敬畏。
